摸到鼓槌
“九大”召开的消息传下来的那天夜里，十六岁的少年郑小群被街上突然响起的锣鼓惊醒，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时代如戏，每天都在敲锣打鼓，再敏感的神经也会疲惫、麻木，常常半夜敲起来的锣鼓会令人害怕，却不会让人长久兴奋，要像小孩子过年一样始终兴奋，兴致勃勃，需要有戏子的心情和理由。戏子们听见锣鼓就上台，是因为戏里的人生跟他们全无关系，他们吱吱呀呀唱出来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假的。郑小群会拉坠琴，能为唱戏的男女伴奏，他自己要学会唱戏，还需要度过一大半如戏的人生。他年轻、稚嫩，鼻子底下的茸毛还没有变黑，梦里没出现过女人，最早的性冲动由戏台子上的杨贵妃引起。那是个白天，杨贵妃反身屈体，头朝下伸，用嘴叼起力士手上的酒杯，抹了粉的脖子上有细细的汗珠渗出，皇家的长衣服底下露出红绸的裤腿。郑小群惊叹皇帝的女人不凡的功夫，不明白杨贵妃的身体弯成了那个样子，皇帝为什么不来扶她一把。他替女人着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贵妃出汗的脖子，十根脚指头弯成紧张的虫子模样，牢牢抓土，两腿夹紧，下体抽搐，一连四下。杨贵妃直起身子，丢掉嘴上的酒杯，郑小群委屈得差不多哭了。那时候他刚刚上学，酷爱读书和看戏。
街上的锣鼓把郑小群少年的春梦击打得破碎不堪，他还要继续睡觉，连父亲都不允许。三月的寒风从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凌厉如刀，郑小群露在被子外面的肩膀怕冷，他也照睡不误，父亲却用胳膊肘拐他起来。他穿衣服的时候，父亲仍然在责怪不休，怪他不早早地去街上打锣鼓。父亲显然是怪他一个年轻人不追求进步，在如戏的时代里，好青年应该敲锣打鼓，把别人从睡梦中惊醒，而不是人家把锣鼓打响了，你还大睡不起。郑小群像看杨贵妃直起身子丢掉酒杯那时候一样委屈，说：
“我又不知道‘九大’什么时候开。”
其实谁也不知道“九大”什么时候开。“九大”像过年一样，被大家期待，日期却不像过年似的人人皆知，它是个秘密。诺曼底登陆的时间，由艾森豪威尔一个人决定，“九大”召开的时刻，也是由最高统帅一个人择定。开会正如大战，秘密只在心中。谁都在心里念叨，“九大”就要开了，“九大”就要开了。“九大”不仅是一个期待，也像一个标志，一个理想，“九大”开了以后，天空就会升起两个太阳，一个太阳照亮白天，一个太阳照耀黑夜，北极的冬天会像三河的夏天一样温暖；东顶大队的土地上，所有的苞米一棵棵全都长出三个棒子，粗壮得可以让“文功武卫”战斗队拿了，当武器打人；集体的菜园里，茄子长得光滑可爱，让失去爱情的女人不必忧伤；十六岁少年郑小群的梦里，会有女人花枝招展地出现，像杨贵妃反身屈体，用嘴巴叼起酒杯……
“九大”召开的消息突然在春天的夜里传下来，郑小群来不及最先跑上大街，把锣鼓抢到手中。“九大”公报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公社大院里，一根大竿子擎起五个高音喇叭，喇叭口朝着不同方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对男女，在喇叭里大声说话，借了强大的电力，比在耳朵边叫喊声音更大，像大雨铺天盖地，洒向屋顶上每一道瓦缝，土地上每一颗沙粒，所有人都知道了“九大”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把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选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郑小群终于摸到了鼓槌。集体的狂欢在公社大院里开始，像溢出堤坝的河水，向四处漫流。公社驻地的东村街道不宽，盛不下全公社游行的人群，人流便从几个街口涌出，流向了四面八方，满山遍野，锣鼓响彻。郑小群等打鼓的朱金斗打累了，伸手接过鼓槌，打锣的杜邦依然不肯把锣槌让给别人。就算敲锣打鼓不再是为了进步，单单能把人家从睡梦中惊醒，想摸到鼓槌锣槌的也大有人在，不光是郑小群一个人。不停地喊口号，其实比敲锣打鼓更累，唱戏的再高兴，也有唱累的时候。郑小群双槌击鼓，皮鼓背在比他还小的少年身上。缚鼓的麻绳从少年的两只肩膀上勒过，像反绑了一个犯人，少年的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像怕羞掩藏起铐子，其实他是怕冷。三月的天气，远远不像人的热情那么热，背鼓的少年背上能累出汗来，不干活的手仍然会冷。郑小群击鼓不辍，看着眼前的皮鼓走路，只要他的鼓槌还能击到鼓上，就用不着担心脚会踩不到地上。他是锣鼓班子的指挥，打锣的杜邦却不看他的鼓槌，其他锣鼓手也不看他。中流河两岸不管是欢庆什么，锣鼓敲打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秧歌点儿，不用指挥，闭着眼瞎打也不会打错。倒是打鼓的往往会出错，背鼓的人脚步稍一加快，鼓槌击空，自己便乱了章法。郑小群连连几槌击不到鼓上，知道背鼓的少年脚步加快了。他紧赶几步，仍然击不到鼓上，这才发现，游行的队伍已经离开大道，乱哄哄地跑向了田地里的一眼井——原来是“老贫农”的媳妇小秋云投井自尽了。
小秋云从西流河来。她是淑女，而西流河风习****，极易让人对她产生误解。她是改嫁的寡妇，头发上长时间系了一根白色的头绳。她带一个小女孩改嫁，孩子的头发上倒不戴孝，系了粉红色的皮筋。她不是美得让人叹息的那种女人，她要是不嫁给老贫农，就不会有人为她的命运感叹了。老贫农牙大，颜色不佳，常沾食物装点，让人害愁小秋云面对了这样的牙齿，怎样吃饭和睡觉。小秋云的牙齿可真白，唇红齿白。她让人产生误解，滋生起非分之想，除了她****的西流河出身这个原因，就是她的白齿红唇了。地主的儿子旭生，敢冲破带电的铁丝网篱冲向她，定然是抵不住她红口白牙的诱惑。
小秋云真的吃了旭生。旭生是地主的种子，下在丫环的肚子里，根深苗壮。他没有婚娶，有了小秋云，他的一身力气才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两个人肯定互相鼓舞了，他们的勇气和胆量，才大到了让人替他们害怕，他们自己倒浑然不觉。月色朦胧的夜里，他们两个人手拉手，从胡同里走出来，不像庄稼院相好，倒像城里的情人，被人看见，才把手松开。他们难道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被人发现吗？当然了，他们在什么地方颠鸾倒凤，大呼小叫，倒没有人看见，仔细想来，不是在草长莺飞的野地，就是在不烧火的炕上——他们两个人的热情自会把炕烧热，把身体烤出汗来。
就连老贫农本人，也没有被长期蒙在鼓里。老贫农其实并不老，他排行老三，苦大仇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忆苦，取代了老一辈的贫穷资格，成为“老贫农”。他用贫农的眼睛监督地主的儿子，明察秋毫。他发现旭生看小秋云的目光不对劲了，不像黄世仁看喜儿那样淫邪，倒像三月的阳光照抚窗台上的一棵大葱。他拷问小秋云，地主的儿子，眼睛里为什么会射出那样的光？小秋云叫他去问地主的儿子本人。他牙大，声音也大，叫小秋云自己说。他凶神恶煞，用皮带抽女人的身体，留下道道伤痕，供地主的儿子用舌头舔伤。老贫农知道，舌头舔过的伤留不下疤痕。母亲告诉过他，地主的狗咬破贫农的腿肚子，用人舌头舔过，留下的伤痕比敷了门后的灰土留下的疤痕小。自己的舌头怎样才能舔到自己的腿肚子，母亲没有告诉他方法。他屡屡忆苦，说到此，每每语焉不详。
小秋云自杀，找到的依然是传统方法。这是又一例中国人自杀勇气不足的实证。在众多自杀方式中，投水自溺是最软弱的一种。割腕，剖腹，用一杆枪打自己的脑袋，这一些勇敢的自杀方式，在中国人中极为少见。临终仍然无比清醒的大诗人屈原，走的也是水里的死路。水性软哪，一湾水做坟墓，把人的身体悠悠浮起来，给人最后一把温柔，会让亡灵揣起人世的最后一丝怀恋，轮回转世时，不必恐惧人间的险恶，愉快超生。小秋云令人钦佩的，就是她比别的投水者更狠一些，她先把自己的孩子推下水去，然后再舍身跳下，用成熟的女人身体，把小孩子尚未长成的女儿身牢牢地压住。在欢庆“九大”召开的锣鼓声里，没有人听见两个人的身体在水井里击出的水声。如果没有小秋云留在井沿的一只鞋，被人及时发现，打捞，那就需要母女二人的尸体在水井里腐烂，气味弥散，通知人们。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无法推断小秋云自杀的确切时日了。
老贫农剥下了小秋云的六件衣服，埋葬女人。小秋云投井自杀，穿上了她的全部衣服，一共七件，一件件套叠，衣扣紧扣，无懈可击。她穿着七件衣服躺在井旁，欢庆“九大”召开游行而来的人，没有看见她被水泡过的肌肤。投井自杀的女人，跟投海而亡的女人绝不相同，投海的女人衣服穿得再多，海水晃漾不止，也会把她剥得光溜溜的。井水无力，也无色心，女人穿多少衣服，都会原样穿着，体体面面。老贫农让小秋云穿着一件湿衣服下葬，小秋云的娘家来人，没有计较。两个女人互相搀扶，哭送小秋云。哭声是真的悲痛，却很单调。报庙的夜里，也是两个人哭号，坐在南大院里开会的人能够清楚地听出，她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盖个大屋子开会
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排除干扰，再念一遍“九大”公报。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两个女人的号哭穿过三月的夜空，隔了几排房屋传过来。大院北面的几排房屋，曾经是地主的宅院，每一排房屋都留了穿堂门，地主的丫环托了栗红的木盘，端了茶水和水烟袋，送给地主。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趁号哭的女人喘一口气歇息的时候，念出更重要的公报内容：“****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革命委员会主任念到这里停一停，期待着掌声能像大会堂里一样响起来。掌声未起，空中却响了春天的第一声雷，咕噜噜好像推磨。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在乎这声雷不像真的，高兴地说一句公报上没有的话，也像照着报纸念出来的，他说：
“好，春雷一声震天响。”
没有人念出对句。“九大”已经召开，形势飞速发展，“语言革命化”已成明日黄花。在已成过去的“语言革命化”大好形势下，大家见了面，不再问“吃饭了”之类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张口就是革命化语言。你说“天安门上挂红灯”，我就给你对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张三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李四就有“又给裤子又给袄啊”相对。大家以此判定对方是否系革命同志，像土匪用“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之类黑话，辨认哪一路溜子。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不识时务，出语冒失，注定了孤掌难鸣，得不到回应。不过，天上打雷倒是真的。杜文朋还没有念完公报，雨就刷啦刷啦地落下来了。小秋云下葬，没有太多的眼泪陪送，老天爷为她哭一场。可是会议却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杜文朋还没有说散会，大家就站起来准备走了。坐板凳的把板凳拿起来，带回自己家里，不坐板凳的，留下乱七八糟的砖块石头，预备下一次开会时再坐。
春雨绵绵，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大队办公室里发愁。自天而降的春雨有利于春耕，备战备荒为人民，却把会议打断，不能把“九大”公报念完。杜文朋眼看着屋子外面扯不断的雨丝，忧心忡忡，他深谋远虑地说：
“得盖个大屋子开会了。”
陪主任坐在办公室里的，是革命委员会少数几个成员，没有人响应他。隔了过去的地主拥有的几排房子，为小秋云哀号的哭声已经消失。白天里一直打锣的杜邦热情不减，附和一下主任，说：
“盖一个嘛。”
杜文朋即刻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拿来。”
杜邦自然知道主任是要钱，他胸有成竹地说：“咱出去淘金。”
这就是东顶大队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打锣手杜邦日后带领老鼓手朱金斗、小鼓手郑小群、老贫农的哥哥老两、美人儿朱萍儿、秀才杜炳成、炊事员康保、离婚孤身的老华等人南下淘金的最初动因。在任多年的党支部书记杜邦早已被打倒。革命委员会成立，新政权执掌大队权柄，杜邦一直没有被结合进去。“九大”召开，林副主席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杜邦还在革命委员会圈子外边徘徊。小秋云自杀，念公报下雨，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想有个大屋子开会，杜邦献策，出去淘金，挣钱盖大屋子，是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朝着“结合进去”迈出的第一步。盖一个大屋子开会，成为“九大”催开的第一朵理想之花，在下雨念不完公报的夜里，绽开最初的蓓蕾，要结成果实，还需要再过一些下雨和不下雨的日子，再过一些开会和不开会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