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LeGendre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Le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
Rover号事件最终以Le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Le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并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Gendre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