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礼之妙道，顺理方能成章
顺天而行也罢，招缆英雄也罢，加强道德修养、文明建设也罢，都必须有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人都重礼仪。春秋无义战，弑君杀父八十八起，可谓礼崩乐坏。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因为社会环境不安定，人们没有时间进行礼乐的建设。所以，要建设国家礼仪，首先应该让国家稳定，政法制度完善，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常释怀，雅量成就未来
【原典】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
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
王氏曰：“君不念旧恶。人有小怨，不能忘舍，常怀恨心；人生疑惧，岂有报效之心？事不从宽，必招怪怨之过。
人无远见之明，必有近忧之事。凡事必先计较、谋算必胜，然后可行。若不料量，临时无备，仓卒难成。不见利害，事不先谋，返招祸患。”
【释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当领导的对别人无关紧要的过失百般挑剔，吹毛求疵，摆出一副自己永远正确的面孔，那么，别人就会觉得理不公、气不顺，怨恨不满的情绪也就会随之产生。所以，不计较部属的小过，既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雅量，也会让人觉得你通情达理，富于人情味，凝聚力也就因此而产生。
凡成大事者，都是不拘小节的人。因为胸有大志，所以才能有所成就，因为心胸开阔，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纵观历史，很多建立功绩的伟人都具备能忍别人不能忍，大度宽容的品质。齐桓公谅解并重用曾险些射死自己的管仲，从而成就霸业；蔺相如谅解多次羞辱自己的廉颇，留下“将相和”的美谈……相比之下，又有哪个小肚鸡肠、心胸狭窄的人功成名就、青史留名？
欲成大事者必须胸怀宽广，能屈能伸，在形势不利于自己时，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屈辱，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反省，哪怕对于敌人，也同样用宽容的心对待，尊敬对手。
18世纪的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和贝索勒是一对论敌，他们关于“定比”这一定律争论了九年之久，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最后的结果是以普鲁斯特的胜利而告终，普鲁斯特成了“定比”这一科学定律的发明者。但他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把功劳揽为己有。他真诚地对曾激烈反对过他的论敌贝索勒说：“要不是你一次次的质疑，我是很难把定比定律深入地研究下去的。”同时，他特别向公众宣告，发现定比定律，贝索勒有一半的功劳。
这就是宽容。允许别人的反对，不计较别人的态度，而充分看待别人的长处，并吸收其营养。这种宽容是不拘小节的大度，是走向成功的奠基石。这种宽容是一泓温情而透明的湖，让一切映在湖面上，天色云影、落花流水。这种宽容让人感动。
凡事能忍，心胸豁达则前途一片大好。宽容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是对别人的缺点和不拘小节给予的容忍和包容。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质才能让事情顺利地开展。
郑灵公即位不久后，楚国向郑灵公进献一只鼋。郑灵公非常高兴，下令厨师做了一锅鼋羹。正巧公子宋与子家前来拜见郑灵公。公子宋食指大动，于是悄声对大家说：“我每次食指大动都能尝到珍奇美味，这次一定可以吃到好东西了。”
待大家被传召进入宫殿时，看到厨师正在解割大鼋，便相视而笑。郑灵公很奇怪，便问原因，大家据实相告。郑灵公听到后很不高兴，暗想：我不赐予你，无论你食指怎么动，也是没用的。
鼋羹煮好后，郑灵公赐予他们鼋羹，唯独没有赐给公子宋。公子宋大怒，不顾一切地将食指伸入鼎中蘸食鼋羹后拂袖而去，郑灵公暴跳如雷，声称非杀掉公子宋不可。
公子宋回到家后也怒气难消，又听说郑灵公要杀他，于是便先下手为强，杀死了灵公，报了未赐鼋羹之恨。郑国在经历了一场混乱之后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国家，公子宋亦由于谋杀国君而被诛。此事虽起于口腹之欲，然而最终则导致一个国家陷于水火之中。郑灵公和公子宋的心胸狭隘实在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倘若两人有一人是大度之人也不至于如此。一国之君竟然为了臣子的一句话而较真，而公子宋也是斤斤计较，“染指于鼎”，贪图小便宜，两人可悲的命运又能怪谁呢？
做大事者，须不拘小节。对于别人须有海纳之量，这样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得到更多人的扶持和帮助。《鸿门宴》中有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意思是做大事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行大礼不必计较小的谦让。做人也应如此，应善于取舍，才能成就大事。
积善者福，积恶者祸
【原典】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注曰：无善无恶，则亦无祸无福矣。
王氏曰：“人行善政，增长福德；若为恶事，必招祸患。”
【释评】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并非总是现世报，灾祸或福寿都是由一件件、一桩桩的恶行或善举逐渐积累而成的。孔子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是在三代人受到泽被之后才会消失。”周朝由于文王的先人和子孙累世积德，才会有八百多年的江山；秦始皇以霸道得天下，政权只维持十五年。国家大事是这样，个人、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讲谋略先要看其动机是为善还是为恶。这是从政、为人首先要明白的最高原则。
至于自然法则，并无善恶之分，故而大道、至德是无法分辨善恶、祸福的。
秦始皇嬴政通过十年的努力，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之后的几年内，他陆续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使中国走向了新的阶段。可以说，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但这样一个结束数百年乱世的伟大王朝，竟然只存在了十五年，在二代的时候就早早灭亡了。其实秦的覆灭，核心就在于统治者不修仁政，暴戾恣睢。
秦始皇本身就有残暴的性格，他具备成大事者的气魄和果敢，也深知治乱世须用重典的道理。法家思想被他融会贯通，所以他才完成了统一大业。但是他逼杀可能是他生父的吕不韦，棒杀其母的两个私生子，幽禁生母，残杀劝谏的大臣。所做种种，无一不显现暴君本质。最重要的是，他平定天下后，不但不与民休息，反而大兴土木，修建陵墓、长城、阿房宫。加之苛捐杂税不断，刑罚极其残忍，劳民伤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施暴行太多，难免失了人心，导致怨声载道，甚至连长子扶苏都看不下去，直言劝谏却被发配北疆戍守。到了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不但没有认识到弥漫在整个国家中的隐患，反而变本加厉，杀害兄长，任用奸臣，国家一片混乱。于是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胡亥也终于为他的积恶不改、倒行逆施付出了代价。他被奸臣杀死，秦朝也随之被项羽、刘邦消灭。“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一个人想要得到好的结果，必须先要求自己做好的事情。灾祸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找上人的，总是有原因，不断地积累起来，最终才酿成了灾祸。
一个王朝的覆灭，也不是在短暂时间里无缘无故就覆灭的。统治者横征暴敛，将百姓放在了水深火热的境地里，百姓自然会因为不堪压迫，奋起反抗。相反，如果统治者想着百姓的苦痛，不断地给予百姓优惠政策，百姓自然会拥护君王统治，这样国家自然会兴盛。
汉朝初年，因为连年战争，民生凋敝。汉文帝效仿先帝刘邦，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仅免除了百姓繁重的苛捐杂税，还给百姓补贴。有一年，某地适逢大旱。老百姓交不起租子，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对手下的大臣说：“从今以后三年之内，免除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税负，让他们渡过灾难。”
文帝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让儿子景帝也这样做。两代皇帝都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开始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历史上把这一政策叫做“文景之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老百姓才能够渡过危机，逐渐富足起来。而百姓富足，国家也就能富足。百姓是国家的根基，文帝和景帝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知道对百姓好的事情，就是对国家好。正是由于文帝和景帝实行这些优惠百姓的政策，不仅为国家聚集了财富，而且为国家集聚了人气。后来汉武帝登基之后，汉朝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统治者能够仔细地考虑百姓的安危，百姓自然会拥戴统治者。而统治者善待百姓，也是一种积善的表现。不断积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统治才能长久。
勤于律己，防患于未然
【原典】饥在贱农，寒在惰织。
王氏曰：“懒惰耕种之家，必受其饥；不勤养织之人，必有其寒。种田、养蚕，皆在于春；春不种养，秋无所收，必有饥寒之患。”
【释评】责人容易，律己难。很多人都懂得挑别人的错误，却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其实，真正明智的人，既要懂得责人，更要懂得律己。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自身出发，发现自己不好的地方，改正应该改正的，才能将灾祸降到最低。
人是需要批评和指责的，这批评和指责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责人，一是责己。责人容易，责己则难。责人者多，责己者少。儒家学说里很早就提出责己的要求。儒家学说强调忠，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强调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别人。责己与责人是忠恕之道的应有内容，责人之时勿忘先责己。
梁惠王经常驱使本国的老百姓与邻国打仗。有一次梁惠王召见孟子，问道：“我在位这些年对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河内常年发生灾荒，收成不好，我就把那里的一部分老百姓迁移到收成较好的河东去，并把收成较好的河东地区的一部分粮食运到河内来，让河内发生灾荒地区的老百姓不至于饿死。有时河东遇上灾年，粮食歉收，我也是这样，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调运到河东来，解决老百姓的无米之炊。我看到邻国当政者的做法，没有哪一个像我这样替自己的老百姓着想的。但是最让人想不通的是，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而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我就用打仗来打个比方吧。战场上，两军对垒，战斗一打响，战鼓擂得咚咚地响，作战双方短兵相接，各自向对方奋勇刺杀。经过一场激烈拼杀后，胜方向前穷追猛杀，败方就有人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那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跑了一百步停下来了；有的跑得慢，跑了五十步停下来了。这时，跑得慢的士兵却为自己只跑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是胆小鬼，您认为这种嘲笑是对的吗？”
梁惠王说：“不对，他们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这也是临阵脱逃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无须再希望您的国家的老百姓比邻国多了。”
在责怪和嘲讽别人作为的时候先要自我反省，有时候正如梁惠王一样，他只看到邻国国君不管灾荒年间老百姓的生活，却不知晓自己常调动百姓去打仗，致使民不聊生，同样是不爱百姓的国君。看事物应当看到事物的本质与全局，不能只看表面和局部。做人应当谦虚、谨慎，人往往只会从别人身上找缺点却掩饰自己的缺点。做人应当严己宽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人应该学会责己，责己很重要，人应该学会宽人，宽人也很重要。责己，其实就是宽人，宽人就须责己。责己，则可缓解甚至化解矛盾；责人，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责己，不是懦弱，不是胆怯，不是胆小怕事，是高风格，是好品德。
凡成功者无不懂得自律。自律是修身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谨慎的人都是从严格要求自己开始的。如果自身的修为不够是没有资格去教育别人的。自律就是强迫自己去做应该做的或者不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自律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个人如果纵容自己的欲望去膨胀，那么行事就会失去理智。
曹操在严明军纪、善于纳谏、赏罚分明方面堪称楷模。曹操和袁绍在官渡进行决战前分析了双方的形势，他认为：“我军虽不及袁绍兵多地广，但是我方号令严明，因此可以以少胜多。”为此，曹操进一步整肃军纪，他下令全军将士行军训练不准践踏庄稼，不准打骂老百姓，不准调戏女子，不准侵占百姓的财务，违令者斩首。百姓对此交口称赞。
曹操出巡的时候，他骑的马因为受到麦田里鸟儿的惊吓跃入麦田，践踏了一片麦苗。曹操见此立刻请求掌管军法的主簿按军令斩首示众，不能自毁军纪。主簿觉得统帅的坐骑踩了麦苗是因为受到惊吓，不是故意践踏的，不能以斩首论处，又何况曹操身为统帅，法不能加身。众将也都劝说。曹操听了众将劝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恳切地说：“我虽不能斩首，但一定要加刑。”说着割下自己的头发掷在地上，以代斩首。众将士都为曹操这种严格自律的精神所感动，更加遵守军纪。不久曹操统帅的这支军队一举击败袁绍十万大军，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想要别人按照规定来办事就要严格要求自己照章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很多人定下的规矩都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对自己而言却形同虚设，一个不能自律的人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因此，这样的人说的话也是没有分量的。
谨慎的态度源于平时生活里的自我约束，如果平时就不注意自我克制，严格要求，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肯定不能指望他能够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