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翘楚，是因为她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对文学有了很好的储备，再加上持之以恒，即便是小溪，经过这么久的汇聚，也会成为滔滔江水的，更何况像桑塔格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呢？由此可知，要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要在背后付出不为人知的艰苦努力，就如同成龙在那首歌中唱到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桑塔格的身世也不是很好的，年幼时她父亲在中国患病去世，导致家道中落，如同她所说的“荒漠的童年”，随后母亲改嫁。但即便这样，聪明的桑塔格仍然在很小的时候就体现出卓越的文学天赋，按部就班地终于成为一代大家，当然其中故事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引发笔者联想的是，目前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写手，如果假以适当的环境，相信出几个中国自己的桑塔格式的人物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有环境。前些日子陪床期间，看了桑塔格的一个剧本《床上的爱丽丝》，坦率地说写得有些诡异与颓废，我没有看出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有一个适宜的、宽松的、安静的发展空间，中国文学也是值得期待的。
桑塔格本人颇受争议的原因是她的性取向，据她2000年答记者问中说到的，她是一个双性恋的人（bisexuality）。对于她的私人爱好，别人无权干涉，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一个中国作家这样答记者问，后果会怎样呢？所以，我一般不喜欢看中国作家的所谓答记者问，大多是假话、套话与废话，这些话的唯一好处就是永远不犯错误，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有趣的信息。
另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桑塔格去世后，设立了一个基金———桑塔格基金，用于鼓励30岁以下的年轻人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这个基金的支持额度是5000美金，2009年的获得者是一个女孩子。其实，我们国家每年也去世了很多名人，不知道有哪位设立了这样的基金？肯定有，但是一定不多。其实这也是获得不朽的一种方式。
文学成了苏珊·桑塔格的通行证，一个盖有勇气、执着与灵气的来自世界的印章！
（20100216）
15.乔治·奥威尔与《1984》
这个假期曾在心里订了一个初步的阅读计划，除了最近工作要用的专业书之外，特意列了一本文学类的书，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的《1984》。照理说，这本书七八年前就已翻过，不应该再列出来，考虑到这些年自己心境的变化，感觉还是有必要重新看看这本书，好在这回手里的版本和原先的版本不一样，也有一些新鲜之感。
记得七八年前曾购买过一本奥威尔的《书信集》，其实我很喜欢看作家的书信集，因为这些文字大都是真实的，因为作者原本就没有想要发表，只是死后，人们的持续关注，这些文字才得以发表。所以死后能否出版书信集才是一个作家是否有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种影响好坏都有，比如前几年曾出过《希特勒日记》的假日记事件也是影响力的标志）。在这本书信集中，奥威尔的生活很清晰地显现出来，循着那个轨迹，我大体能够猜测到奥威尔的真实生活。客观地说，奥威尔成名较晚，一直不咸不淡地活着，生活也一直很拮据，所以书信集中大多文字是与编辑的通信、稿费事情、旅游、看病、会友以及为朋友们写书评等杂事，一个卑微的、敏锐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看病与疗养也占据了很大部分。这些细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奥威尔，我喜欢这个卑微而脆弱的真实的作家。
伟大的《1984》出版于1948年年底，它为奥威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此后奥威尔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好过，也多亏有了这笔版税，奥威尔得以在医院里老去。奥威尔活了47岁，他的原名叫布莱尔，奥威尔是他的笔名。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就不介绍了，相信很多人看过。需要提及的是，今天我们的很多词汇都来自这部伟大的著作，比如思想警察、思罪、老大哥、真理部（负责新闻宣传）、奥威尔式修改等等。对于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你怎么想象都不为过。无边的恐惧围绕着你，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人告密，然后就是消失、蒸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自危。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按照哲学家萨特的说法：他人是地狱。
这本书里提到的技术，如修改语言，篡改历史，然后统一意志，这些套路是不是很熟悉？我一直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以敏锐的知觉体察到他所处社会的隐秘核心，即便他缺乏勇气，不敢写出来，也应该在内心中保持做人的一些基本良知，而不是助纣为虐。恍然想到那个自杀的女作家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的那个人），由于看到太多人类的丑恶，最后崩溃了。说实在的，看《1984》时，内心也是冷飕飕的。文学的尊严在于在艰难的缝隙里记录下遭遇的生活的真实细节，并展示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以及可能的拯救之路；历史的尊严在于它对真相的捍卫；而哲学的尊严在于揭示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并以去蔽的勇气展示真理，以此为存在者开启通往自由的道路；否则，这些学科没有存在的必要。依此标准，我们还有多少著作有存在的必要？
还是记录下《1984》里的几句话作为结束：“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句话很有深意：现在决定了过去与未来。过去要以现在为版本进行修改，未来要以现在的模式进行建构。看出来没有？其实我们所要的生活很简单，那就是：“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此理既立，余者亦然。
（20110721）
16.蒋廷黻笔下的《中国近代史》
前段时间把女儿买的一本小书———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口气看完，然后就再也忘不掉了，内心里一遍遍地说，这才是基于思想与学术的历史。坦率地说，我不了解蒋廷黻，也不知其人为谁。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是民国年间非常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要等到他死后多年才知道他的思想与存在，这是很让学术蒙羞的事情。蒋廷黻（1895～1965）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早年在南开与清华历史系工作，1935年开始从政，从此告别学术，生前曾任台湾驻美大使，同时也是台湾“中研院”院士。这本小册子，本是作者1938年赋闲之余匆匆写就，不想竟成中国史学的经典，造化弄人！
这本薄薄的五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讲述了从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1792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之间的短短130多年的历史，恰恰是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存在形态。这本书之所以让我喜欢，是因为作者具有明确的编史学纲领，换言之具有明确的哲学理念。以独立精神治史，这是做历史研究的基本操守。另外，作者的很多观点也与我这些年的思考几乎完全相同，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全书四章二十三节。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仅从标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的线索与思想脉络非常清晰，一个白描式的轮廓就把130年间的历史从迷雾中清晰勾勒出来。整本小书行文流畅，文字简练、干净，这才叫历史著作！
蒋廷黻的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其一，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鸦片战争后（1840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整整二十年，期间的统治阶层根本没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导致20年的宝贵光阴彻底丧失。道光皇帝在位期间（1821～1850）毫无作为，直到咸丰皇帝（1850～1861）也是如此，甚至更不如（我一直猜测，如果道光不是把皇位稀里糊涂地交给老四奕■，而是交给老六奕，说不定今天我们还是大清朝呢），可惜了这二十年。如果把同光年间的改革前移，那么日本就无法崛起，而中国仍是亚洲霸主。可惜，这些草包皇帝哪里肯改，那些思想僵化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包括我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蒋廷黻对林则徐的评价很有见地：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使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关于林则徐的评论是容易引发争论的，笔者不想卷入其中。在道光年间，林则徐的官声最好，但林观念陈旧，他所倚重的则是民心可用。这与现代战争的理念相去甚远。
我早年曾用了一些时间思考中日甲午海战（1894），很多观点与蒋廷黻先生相同，即这一战决定了中日的历史以及亚洲的政治版图：中国胜，大清仍将维持百余年；大清败，日本真正崛起，朝鲜丢失，大清灭亡。无需赘言。所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兵败，除了公认的一些失误外（如慈禧建颐和园挪用军费、北洋舰队战场指挥混乱等），更主要在于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走的路线就与中国完全不同：大清奉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有限改革，而日本则是全面西化，全面改革，包括制度层面。最直接的原因是1889年（我的记忆不是很准确）日本率先实行君主立宪，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清这一步要等到十余年后的1905年的虚假君主立宪改革，这才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本原因。真可惜了，泱泱中华，庙堂之上，朽木为官！也罢！诚如蒋先生所言，19世纪中西的战争是落后的中古文化与先进的近代化的战争，胜负在开始之初就已注定！
聊点闲话，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统治者喜欢玩弄民族主义，没有根据地鼓吹爱国主义，以为这是集聚民心的唯一手段，其实大谬。1900年的义和团就是经典的案例。真正让清王朝彻底完蛋的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贸然向列强全面宣战，董祥福的部队与义和团的数万人连使馆区都无法攻破，结果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个条约赔偿太厉害了：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按年利四厘加利，总计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也就是说每个大清子民都要负担2.5两白银。至此，清朝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俄国索要份额最多，占29％，德国占20％，法国16％，英国11％，日本与美国各占7％。清华大学前身就是这次事件美国退还部分账款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不好玩，管理者轻易不要乱动，至于爱国主义，根本不需要胡乱吹嘘，如果国家眼中没有国民，再怎么鼓吹都没有用，即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反之，国家尽大力量做好国内之事，让民众体面生活，民众自然爱国。家国理念的核心主旨在于国、在家中。正如庄子所云：“藏天下于天下。”历史啊，总是这么简单地荒谬着！
至于当下的诸多领土争端，也慎言开战。并非放弃主权，而是要权衡此役是否能胜！此役之败后果没有人可以负责的。在“表”哥横行的年代，李刚们如何和现代西方职业公务员们相比；贪腐泛滥的当下，你有信心打赢一场现代战争吗？换言之，我们的理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对方早已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怎么玩？回首当初的甲午海战，从上到下，包括知识阶层与国民一边倒，天真地认为：大清必胜，弹丸小国日本必败，结果怎样？（当然不排除个别英雄的涌现，比如高丽事变时，年轻的低级军官袁世凯凭借卓越才能与大局感，袁世凯短期内成为朝鲜的最高掌控者，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契约精神重建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尽早进入现代化，否则，我们要为自己的草率与鲁莽买单。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愚民误国啊！愚民教育的可恶，更是罄竹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