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姓六兄弟”的杰作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导致面粉市场大大红火，尤其上海出产的机制面粉，由于采用欧美进口设备和管理，又部分采用欧美进口小麦，质量稳定，价格比进口面粉要低，所以在北方一直旺销，引起投资者争相仿效，每年都有新的面粉工厂诞生。至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上海已有十家面粉厂，除了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孙）的阜丰面粉厂、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又有了裕丰面粉厂（江西候补道朱鸿度之子朱幼鸿创办）、裕顺面粉厂（车袋角朱家的朱锦章创办），还有和平洋行买办朱葆三及中西大药房主人顾松泉等合办的中兴面粉厂、日商洋行买办顾馨一等创办的立大面粉厂、申大面粉厂，还有刘子风等合资开的大有面粉厂等。这些厂子创办以来基本都年年赢利，给王禹卿很大刺激，他觉得自己经验和本事都不比人家差，差的只是资金及合伙人。
王禹卿33岁的时候，还在茂新面粉厂当销粉主任。虽然事业一帆风顺，业务蒸蒸日上，收入渐丰，但是每月的薪水长到二十元，好像就到了头，没有继续与他的销售业绩挂钩，自觉付出的辛劳大大超过了收入值，时间长了心里很不平衡。他认为大丈夫贵在能够自立，如果总是依附于别人，寄人篱下，就永远是个打工仔，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这时候，他已有了近二十年商界拼搏的经验，口袋里也有了一些余钱，行业内外也联络了很多朋友，眼看上海这么大的面粉市场，面粉生意又本轻利重，若再不闯自己的路，机会就是别人的了。于是私下开始谋划独立办厂的事情。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东北三省政治形势的变化。东北三省原本是我国重要的产麦区，面粉工业发轫也较早。北方人向以面粉为主要食粮，市场对面粉的需求量原本相当大。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夺得了很多原属俄国人的权益。为了报复，俄罗斯改变了在我国东北的工业政策，废除了极东贸易政策，凡是东三省北部所产的小麦，一律课以重税，同时提高铁路运费，这就使得东北的面粉厂老板们大为恐慌，面粉业的重心大有南移之势。这样就给了南方的精明人以发展的机会，南方的面粉在东北销路大增。王禹卿眼看这么好的商机，他不能犯傻，一想起来就跃跃欲试。
茂新面粉厂的办麦主任浦文汀也是无锡人，与王禹卿私交很好，王禹卿就与之商量合伙独立办厂、另树基业之事，两人一拍即合。商量下来，决定在上海先办一个有200筒机磨的小型面粉厂，尝试着渐渐发展。但是统筹下来，租地建厂房和购买机器设备，需要十万元钱，他们两个财力都不够。那么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租借厂房，这样可以省掉一大笔建厂费。正好这时，一个叫郑培之的朋友在新闸桥以北置办了一块地，准备建造货物堆栈。王禹卿得知后就请他的族叔王倬云出面，代向郑某租用，并请其改建成厂房，改建之费用愿意按月息一分合作租金付给（每年付租金3000两，租期十年）。还好，租借厂房的事情很快就搞定了，接下来就是向茂生洋行订购磨面机器、招兵买马的事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正当他们摩拳擦掌积极筹备的时候，事情被荣宗敬老板知道了。荣氏兄弟实不愿失去王禹卿这员大将，他们知道，一旦让他另立门户，上海的面粉市场肯定要被他划去一大块，想挽留又不合情理，于是提出大家共同合作，在上海合办一家新的面粉厂。王禹卿与浦文汀，一个是茂新面粉厂在上海的销粉主任，一个是在无锡的办麦主任，都是荣家多年的老关系，情不可却，只得同意了。额定股本4万元，由“三姓六兄弟”共同承担。原议股资大家平均分摊，但当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钱袋还是浅了点，只拿得出8000元；浦文汀、浦文渭兄弟稍好，出资12000元；荣氏兄弟是大老板，他们的茂新面粉厂上年刚赢利12万元，各出1万元，合之4万元就够数了。【注：上海档案馆资料。】
新的厂子办起来了，定名福新面粉厂。由谁来打理呢？自家的厂子一定要自己来管。王禹卿请出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前来担任经理，因王尧臣在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已经干了七年，也是面粉业的行家了。王禹卿则仍****的老本行，为公司向各地推销面粉。但在新厂的经营方针和具体谋划上，两兄弟总是一起商量的。领导层的安排是：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是经理，浦文渭（浦文汀的弟弟）任协理。这样就形成了“三姓六兄弟”，共创福新面粉公司的新局面。
曾外祖父人老实憨厚，做事本本分分，起初他并未看好福新面粉厂的前景，觉得自己在华兴面粉厂干得挺好的，有些犹豫。还是他们的父亲王梅生眼光老辣，“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厉害”，方来就职。“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注：王禹卿，《六十年来之自述》。】
这家新生的面粉厂就是福新面粉一厂，筹建于1912年，于1914年春天正式开工出粉。这期间（1913年），北方政局又有新动向——中俄边境50里内自由贸易区被撤销，东北三省的面粉业更加一落千丈。这正是“三姓六兄弟”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个4万元起家的面粉厂，只有35名工人，用200筒的美国设备日夜加班，每天生产面粉1200包，这是当年荣家保兴面粉厂（后来改为茂新面粉厂）起步阶段的4倍。这年入夏新麦登场后，货源充足，他们更是开足马力，大力生产。由于荣家兄弟占有一半股资，所以福新面粉厂一开始就可以使用口碑不错的“兵船”牌面粉商标（茂新面粉厂的产品商标），这样顺水推舟，无惊无险，稳获其利，甚至有时面粉还没出厂，就已经被各地商帮订购一空。到年终结账发现，营业未及半年，获利已经翻倍，当年就获利2.37万两，折合银元3.21万元，即投资额的80%，充分说明了这个创意的黄金品质。
利用欧战环境 “雪球”越滚越大初战告捷，大家非常兴奋，看看形势大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使得这个福新面粉一厂像个老母鸡，“蛋”越下越多，不断“孵”出新的面粉厂——他们以此厂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再建新厂；建了新厂再抵押，再建新厂……如此循环，资本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庞大的福新面粉系统，所生产面粉加上荣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的产量，约占全国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一家企业能达到这样的成就，这在中国不仅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是后无来者。
“三姓六兄弟”的运气很不错，福新面粉厂出粉的当年又遇上更大的国际市场旺销。
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上面粉的需求量激增。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太多直接的战场硝烟，只有数百名中国劳工前往欧洲帮助挖战壕，而对国内最明显的影响是，欧洲列强忙于自家门前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了，客观上给了中国民族工业极大的喘息机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欧洲列强在打仗，不仅无法对中国市场进行货物倾销和市场占有，反而要向中国进口战略物资，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就面粉行业来说，由于列强各国的战争消耗，物资匮乏，不仅没有洋面粉出口了，相反还需从中国大量进口面粉。处于交战国以外的国家，由于交战各国在战时退出了国际市场，也处于物资短缺的状态，这都给了中国企业家以自我发展的千载良机。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英商祥茂洋行等大洋行纷纷大做进出口贸易，向中国厂商大批订购面粉，运销欧洲，一时还发生过供不应求的现象。
在国内市场方面，由于战争中洋面粉无法进口了，北京、天津、东北各地对国产面粉的需求也大增。碰巧那几年中国的气候也很争气，风调雨顺，收成不错，小麦原料充足，面粉厂就趁机开足马力，日夜开工，忙得不亦乐乎，利润自然是源源不断了。这使得荣家兄弟和王家、浦家兄弟非常兴奋，他们为自己的成功而万分庆幸。
鉴于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王禹卿受到极大的鼓舞，思路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攀升。他明白，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目前的国际环境真是个黄金时代，必须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拼命发展壮大自己。他与荣氏兄弟商量，建议抓紧时间扩大经营，要迅速扩展在整个面粉业中的“份额”。荣宗敬与王禹卿都属于开拓型的人物，脑子极活络，他们不谋而合，制定了“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以及“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的战略，用“滚雪球”的办法不断扩展，所以在短短八年时间里，福新面粉厂大做“分身术”，变一厂为八厂，不能不令同行们目瞪口呆——
1913年他们创办了福新面粉一厂，用美式粉机200筒，日产面粉1200包。
1914年创办了福新面粉二厂，十七亩地，六层厂房，使用美国胡而复厂的面粉机器800筒，日产面粉数千包。同时租办了中兴面粉厂，还着手筹建福新面粉三厂。
1916年，福新面粉三厂诞生，三厂靠近福新一厂，使用美国爱立司机器厂的600筒面粉机及全套设备，日出面粉4500包，以“宝星”、“福寿”为商标。这个厂说是投入资金15万元，实际上股东们一分钱也不用出，所有购置基地、建造厂房、购买机器等费用，全用福新一厂的利润就够了，他们等于两年时间就赚回了一家面粉厂。
这一年荣宗敬和王禹卿还合议在汉口设厂，他们看到武汉居长江上游，是我国华中地区唯一的大商埠，外国人将之比作美国的芝加哥，一旦占据了武汉，不仅可以影响华中，还可以辐射西北和西南，于是另筹资金30万，在汉口建成了福新面粉五厂。
该厂装置进口粉磨22部，日夜可出粉6000包，以“牡丹牌”为商标。这个厂由荣家的荣月泉先生任经理，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协理，先期出国考察并采买机器，赴武汉具体筹建也是荣氏兄弟出力为多，王氏兄弟参加入股。
1917年3月，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因生意清淡，有意出盘或出租，他们毅然先租下这个厂，改称福兴六厂。租办时账面上仅有资金四万元，到了王禹卿手里两年后，已经赢利超过五六倍。资金充足后，正赶上祝大椿生意失败，有意卖出该厂，那么正好，他们索性以25万元收购下来（签约之日先付1万两，其余24万两在三年内分六期交付，至1921年全部付清）。这家厂就成为福新面粉六厂，日出面粉4000包。这家厂的租金和买价也都是从其他几家福新面粉厂的赢利中提付的，股东们并未再掏腰包，包括后来增添的设备和整修等费用，都是从福新系统的利润中提取。可见，王禹卿和王尧臣不仅会推销面粉，他们对于企业管理、市场运作、协调生产，还真有自己一套。
1919年，“三姓六兄弟”又以12万元购进了原先租营的中兴面粉厂（恒记），改为福新面粉四厂。买价仅合中兴厂原先投资额20万两的四成左右，资金是从福新二厂的盈余中提付的，所以主要负责人也由二厂的负责人来兼任。两家工厂相距不远，也便于照应。
不久又租办了中兴面粉厂，第二年11月就开出了福新面粉四厂……1918年新添机器600筒，并自行购地建造了新厂房。1920年又增加股本至30万元。
1919年他们还实施了一个大手笔——花大力气筹建了福新系统规模最大的工厂：福新面粉七厂。他们先以30万元购入了位于苏州河边的德尚波尔文打包厂厂基十八亩，再花117万两在上面建造了八层钢筋水泥大厂房（建造时工部局还怕出危险，提出“实底脚、深打桩”的要求），又花了一大笔钱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使这个厂的日生产能力达到日产18000包，每日用麦达7700余担，每天出粉14000包是稳拿的。这个工厂是王禹卿最为用心、也是投资最大的一家工厂，在整个福新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王禹卿本人亲自出任经理。
王禹卿在介绍这个厂子的时候不惜笔墨，列举了很多具体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