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申新”最危险的时刻
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家大业大的荣家突然面临一场巨大危机——“申新”系统资金“链”发生严重断档，银行和钱庄不肯继续贷款，原料无法及时补进，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营。市场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怪圈，原料价格和产品价格出现“倒挂”，原棉贵而棉纱贱，越生产就越亏本，这当然与外国原棉大量倾入中国市场大有关系。1934年上半年，荣家的生意兜不转了，民国政府就想捡荣家的“皮夹子”，来了个趁火打劫……两位荣老板面临市场、银行和政府的三面挤压，急得日夜团团转，不得不拿出压箱底的全部有价证券作抵押，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期间，荣家、王家、银行、钱庄、财政部、实业部，全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宋子文、孔祥熙不惜亲自出马，围绕“申新”死活斗智斗勇……
最后荣宗敬被迫辞职，请王禹卿出来担任总经理。但是各方面困难实在积重难返，尤其是人事上的障碍。王禹卿也维持不了多久，一个多月后，不得不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来掌控“申新”命运。也就是说，荣家自己的企业，自己说了不算，由银行来当家了，这对荣家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重重一击，在工商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是一个几乎致命的严重而痛苦的过程，一个令荣家在半个多世纪后，每每提起都要心惊肉跳的年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事隔二十多年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非常重视对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基地的企业发展史的研究，在经济研究所内成立了企业史资料中心，对有影响的大型企业，如荣氏家族企业、刘鸿生家族企业、刘靖基家族企业、孙家的阜丰面粉厂、严家的大隆机器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等，全方位地展开了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自然，荣家企业是重头戏，在荣家企业档案还没有归入上海粮油公司和上海档案馆的时候，他们就深入位于江西路312号的三新大厦（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查阅、摘抄、整理荣家的企业档案，获取了大量第一手原始业务材料，包括大量的账单、统计数据和重要的往来信函。
那时候的研究人员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们认为这样做还不够“彻底”，于是召开了很多由荣家老人和企业主管参加的座谈会，并深入他们的家庭进行访谈，理清了许多事关重大又头绪繁多、外人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非常头疼、非常尴尬的“申新搁浅”问题。好在当时很多荣家老人和部门主管、财会人员都还健在，他们认真地参加了座谈，接受访谈，有的还写了书面的回忆录。他们是：荣毅仁、荣鄂生、娄立斋、吴中一、陈品三、薛明剑、曹****、华栋臣、朱复康、荣德其、过守一、吴士槐、陈述昆等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荣家企业的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了两本厚厚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 荣氏企业史料》，成为后人研究荣氏企业最权威的工具书。
自然，所得的资料不可能全部编入书中，有些“历史的碎片”也相当说明问题，就保留在一包包的牛皮纸口袋里。所以，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中心那间小房间，目前仍是海内外“荣迷”们趋之若鹜的地方。承蒙黄汉民先生指点，那些已经泛黄了的纸片，成了我们很好的向导。
关于“申新搁浅”，荣宗敬自然是最感痛苦的，他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棉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这痛苦者也。”【注：荣宗敬。】
王禹卿回忆起此事也句句沉重：“……是时申新纱厂金融起剧变，因全局负债达4500万元。所有动产不动产悉抵押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各钱庄，绝无经济流动余地，岌岌可危。宗（荣宗敬）力不能支，再四强余代之为总理。余深知其内容虚空，无基础，无组织，且己之精力日颓，不胜兼顾繁剧之任，坚辞弗获，乃登报声明以谢绝之。然仍为之肩任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担保380万元之债务。而福新二厂被宗（荣宗敬）押卖于英商麦加利银行220万元之债务，亦由余负责为之担保。辗转代偿，使福新二厂遂得开机，以尽股东之天职。迨大局敉定，而个人之心力已交瘁矣。”【注：王禹卿，《六十年之自述》。】
荣毅仁在1959年的座谈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升伯（纺织专家，其父是钱庄老板，荣宗敬的好朋友）是受宋指挥的。李出来做申新总经理，系过渡性的，宋内定为霍宝树。霍是中国银行总稽核，与宋有亲戚关系。申新借中国银行500万元，付出280万元，未经宋批准，故其余220万元就不付了。宋想吃申新没有成功，因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与宋有矛盾。宋汉章是我家亲戚，陈光甫与我伯伯私交很好。上海银行创办时，伯伯大力支持，故宋汉章与陈光甫想维持申新的。宋子文与张公权都想吃掉申新，不过有所不同。张公权想以中国银行来吃申新，宋则想把申新变为他私人的企业。当时实业部调查申新，经手人就是实业部长顾毓泉，现任纺管局顾问。本来，我伯伯要请我父亲出来做总经理的，父亲没有同意，才请王禹卿先生。王禹卿先生怕牵累福新，为了保全福新，所以不肯出来。”【注：上海社科院申新史料座谈会，1959年6月21日。】
当年福新面粉公司营业部主任、王尧臣的女婿，也就是我的祖父曹****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申新规模这样大，银钱业为了面子关系，不得不放款给申新。申新对他们来说，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记得在申新困难时，有一家银行借给申新40万元，却不敢对别人讲。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子非但收不回，反而再借钱给它发工钱。1934年申新搁浅，银钱业没有办法严格执行借款合同，只好再借钱给申新。后来法院来贴封条，我们看看这么多封条，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为什么法院也不敢把申新搞垮呢？因为申新厂多人多，申新倒下来了，有这么多工人失业，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问题。”
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回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时说：“在搁浅的前几天，听说总公司轧头寸很紧，陈光甫在总公司总要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一天深夜四点钟，我睡在申九厂内俱乐部楼上，忽然听到下面礼堂里有人在哭，下去一看，原来是荣宗敬。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在六点钟左右，各厂厂长和工程师都到齐了，荣宗敬讲：‘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于是我们七八个人去看李升伯，到李家大概是八点多一些。李很骄傲，他问什么事？我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十万户人家），无论如何要请您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升伯说：‘我没有考虑过，荣先生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罢，他就上楼去了。我们回来把情形告诉荣宗敬，荣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后来就登报声明，由王禹卿代理。”【注：《荣家企业史料·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访问记录》。】
申总的法律顾问过守一先生在接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采访时也说：“当时面粉厂已由王禹卿经管，因面粉厂生意好，外面有信用，申新要借款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申总内部开会，大家都认为非王禹卿出来负责不能应付困难局面（其实行庄方面亦希望王禹卿出来）。荣宗敬实际上不愿意放手，有一次在申总开会时，与王禹卿发生很大冲突。我还听说荣宗敬在被逼得最厉害时，陈光甫（上海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中国银行总经理）在荣宅陪荣宗敬一个通宵，怕荣宗敬倒下来。因为申新一倒，中国、上海两家银行也要遭受很大影响。”【注：《荣家企业史料·申总法律顾问过守一访问记录》。】
王禹卿与荣老板大吵起来
荣家企业一向靠抵押贷款来扩大生产规模，在生产正常情况下，不仅还贷没有问题，还可以盈利。但是在特殊经济环境中，在花贵纱贱的情况下，在纱厂越生产就越亏本的情况下，工厂日常维持都很困难，还贷就更成了大麻烦。这时，荣家的申新纱厂系统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固定资产，甚至还动用了福新二、四、八厂的道契（即地契）向银行抵押贷款。在经济危机到来的年头，旧款未还，又借新债，生产没有后劲，还贷发生困难，又没有新的抵押品作抵押，银行自然不敢继续贷给。过去的老办法，此时失灵了。
时至1934年3月间，已经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向荣家的申新企业继续放款了，连过去最铁的哥儿们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不敢继续贷款了，只靠过去比较熟悉的十六家钱庄继续维持。但是这时的维持也很脆弱，有的仅仅肯贷给3个月，到6月底人家就要收回贷款了。荣家兄弟此时捉襟见肘、焦头烂额，而且社会上已经有“申新搁浅”之传闻，风声传出，申新储蓄部的储户也人心惶恐，存款到期即提，不再续存。而累计到这年6月底，到期应还的款项竟达500万元，各家银行也不肯为之周转延期，因为申新已经无物可抵押了。那十六家与荣家素有往来的钱庄，此时为了避免风险，也申明不可再延期放款。申新系统真是到了十万火急的关头。
在荣家不断扩大纺织厂规模的时候，福新面粉系统这头，王禹卿却没有头脑发热，在福新八厂建成之后，没有再继续扩展。荣宗敬先生已把主要精力放在申新系统的纱厂上，日夜操劳，倍极艰辛。荣德生先生历来主要分管无锡和武汉地区的业务，福新面粉公司这头，实际上已由王禹卿主要掌控了。他做事按部就班，样样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为企业发展要与社会需要同步，一旦超越社会需要限度，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当荣家申新系统发生资金周转危机的时候，银钱界中许多人提出，荣家的纱厂是没钱了，但面粉厂还在赚钱啊，可以用面粉厂的盈余来补贴纱厂的漏洞嘛！荣宗敬先生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提出“以粉济纱”的战略。但是，王禹卿不同意，福新面粉系统其他股东也不同意。自然，他们生怕这样一来会影响自身利益，生怕申新纱厂系统是个无底洞，弄不好“济纱”不成，福新面粉系统也会被拖垮。在这个节骨眼上，王禹卿与老东家荣宗敬先生发生了巨大分歧。
王禹卿认为，申新纱厂这时的困境由多方面原因造成，除市场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荣宗敬先生任凭自己儿子做投机生意，结果投机失败，损害了荣家和其他股东利益。同时，申新系统目前这么大的财政空缺，简直像个无底洞，就算把福新的盈余填进去，也无济于事，不仅救不了申新，反而会把福新面粉系统拖垮。所以，他坚持“粉”、“纱”应当分开，各自为政，互不渗透。而荣宗敬则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办的子孙万代的基业，迟早要交给儿子们的，儿子们做事有亏有赢都是正常的，在此多事之秋，作为荣家企业一部分的福新系统，理应出来帮助申新，而不该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于是两人意见相持不下，多次开会多次发生激烈争吵。
过去，遇到事情王禹卿总是惯于低调地躲在后面，不大愿意抛头露面，他非常注重实际工作和幕后调解。在前些年碰到经济难题时，王禹卿总是尽自己一切力量进行挽救，如前章所叙，在解决橡皮股票风潮中的麻烦时，他的确使尽浑身解数，帮老东家解围、度过难关。但是，王禹卿这次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见死不救”，并且敢于跟老东家顶撞，丝毫不给面子。这说明，他已经对于申新系统完全失去信心了，尽管他们王家兄弟在申新系统也有投资，但他不愿去趟这道浑水，此时此刻，他必须保住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他声称要跟申新系统划清“疆界”、各自为政，甚至不惜拉下面孔，要求把福新面粉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还要求由自己来担任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这显然是公然向荣老板伸手要权了。内部的分歧，对于荣家兄弟来说，无疑又是重重一击。
何况福新的其他股东这时候都站在王禹卿一边。大家都认为眼下的事情，已经危及福新面粉公司的安危，不能草率行事。王家兄弟从第一家福新面粉厂创办起，就是福新的大股东，此后从一家工厂发展成八家面粉厂，其中绝大多数厂都有王家兄弟的投资，虽说投资数目最大的还是荣家，但是王家兄弟的投资也仅次于荣家兄弟。所以他的意见在其他股东中很有代表性，号召力很大。更何况，荣宗敬在申新纱厂业务量不断攀升后，已经没有精力再管面粉厂的事情，福新面粉公司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是王禹卿说了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