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充满未知数的大变革时代，如何在全速前进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企业掌舵人首先需要深刻了解引发变革的各种力量，以及它们对各个行业的影响力。
未来50年的管理思维
Richard Dobbs，Sree Ramaswamy，Elizabeth Stephenson，S. Patrick Viguerie
颠覆性技术、新兴市场经济腾飞以及人口老龄化，这几股力量正在改写长期以来形成的战略制定、决策和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思维。
管理思维来自时间的沉淀。1964年《麦肯锡季刊》面世时，全新的管理气候正初步形成。同年4月7日，IBM推出了极具灵活性和操作能力的一款产品——System/360系列大型主机。同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电视卫星全程向世界各地转播，开创历史先河，由此可见日本日益强大的经济。同年12月31日，婴儿潮世代的最后一名新成员呱呱坠地。
50年后，这三件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所代表的力量几乎已不足为道。技术和互联网正在颠覆各行各业并改变着几十亿人的生活。全球经济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的大势不可抗拒，中国作为经济增长传奇成为世界焦点。婴儿潮世代步入老年，享受退休生活，而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如何拖累经济发展，而非人口红利。
如今，我们站在了上述各个领域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对全球领袖有很多特别的启示。未来几年，科技的范围、规模和经济影响的加速发展将引领人工智能、消费性科技产品、即时通讯和无边界信息进入新时代，同时以超乎想象的方式重构商业生态。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和活力向新兴市场以及新兴市场各大城市迁移，将催生出新的全球竞争对手。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的腾飞，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然后蔓延至新兴国家），继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压力。
上述任何一个变数都足以构成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最大推动力。而如今合力的碰撞必将引发更大变革，绝大多数以往曾帮助企业取得成功的管理思维在这种变革面前将失效，因为如今很多高管的经验来自大变革之前。未来世界的不连续性和波动性频将出现，长期走势也不再是平稳上升的曲线，我们长久以来秉持的思维会失效、看似奏效的商业模式也会被颠覆。本文综合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麦肯锡战略咨询业务 [1]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勾勒一幅未来发展路线图，分析其与以往的发展路线有何不同之处，以及这些差异对于全球领袖在制定未来蓝图时意味着什么。
合力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对最重要的几种力量进行初步研究 [2]。但即便简单审视其中的一种（包括新兴市场腾飞、颠覆性技术及人口老龄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的规模有多大。
新兴市场显活力
新兴国家正在同时经历英国在18世纪和当代发达国家在19世纪所经历过的工业和城市化革命。2009年，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200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市场。2025年，在新兴市场成为世界主要增长引擎15年之际，中国将超越美国或者欧洲，成为更多大公司的根据地，届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将有超过45%的大型国际性企业来自新兴市场——而2000年才不到5%。
新一轮新兴市场企业席卷全球经济并非史上首次。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企业的快速崛起让很多美国和欧洲老牌公司措手不及，日企的生产力和创新的新标准令他们望尘莫及。近年来，现代和三星等韩国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从汽车到个人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全球排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
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如今的竞争新对手来自全球多个国家，而且其数量也远远超过几十年前崛起的日韩企业数量。新一轮竞争对手来袭将使部分老牌跨国公司举步维艰。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市场转移，而且这些市场将首次出现将近20亿新兴消费者和新兴实力型企业，后者将以在本土市场的牢固地位为后盾进行全球扩张。
这些市场的经济活动轨迹也在发生改变，特别是中国（见图1）。全球城市人口每年新增6500万，而且2010年至2025年间近一半的全球GDP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的440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95%是很多高管从未听过或者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中小城市：当然并非孟买、迪拜或者上海等这类大都市，而是天津（中国）、阿雷格里港（巴西）、库马西（加纳）以及其他没有名气的城市。在中国，位于台湾北部的新竹已经是大中华区第四大先进电子和高科技枢纽。在巴西，位于圣保罗与乌拉圭边境之间的圣卡塔琳娜州已经成为电子和汽车制造的地区枢纽，拥有包括WEG Indústrias在内的多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科技与互联网
从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如今正经历的计算机革命，技术创新始终支撑着经济变革，颠覆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这一次情况绝对不同于以往——因为“整盘棋已经下了半盘”。这句话援引自未来学家、谷歌工程总监Ray Kurzweil 所讲述的关于象棋发明者与国王的故事。发明者要求国王用谷粒做奖赏：第一个格放一粒，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以此类推。在前半盘，发明者得到的谷粒以汤匙、碗计，然后是以桶计。自此之后，情况大逆转。有一个版本的故事说，后半盘棋会让国王破产，因为持续翻番的话最后需要1800多万兆粒米（2的64次方），足够把整个地球表面包裹两层。同样，摩尔定律意味着从晶体管诞生至今，运算能力和速度每隔大约18个月时间翻一番。象棋盘也会再次出现。我们对于摩尔定律的对数化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翻倍后的结果看起来会比较平缓。但是我们不会对数化地去购买计算机。随着运算能力增强、售价下降、设备增殖和IT渗透率提高，聚集计算能力将以惊人速度飙升：我们估算2008年全球新增约500万兆次运算能力（成本约为8000亿美元），2012年超过2000万兆次（成本仅不到1万亿美元），而2014年正迈向4000万兆次大关（见图2）。
这些容量、功率和速度的非凡进步正加速人工智能的崛起，重塑全球制造业 [3]，加速推动互联网的进步。全球数据、金融、人才和贸易的流动注定会于未来十年增加两倍，而即便当前水平也代表着大规模的飞跃性进步 [4]。比如， 20年前，全球只有不到3%的人有手机、不到1%的人上网。如今，全球2/3的人有手机，1/3的人上网。随着信息流继续发展和新一波颠覆性技术出现，技术主要是削减成本和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工具这种陈旧思维最终将被淘汰。新的直觉告诉我们：企业可以凭借小额资本初创并以惊人速度规模化，价值在不同行业之间流转，创业家和初创企业通常比大型的老牌公司更具新优势，公司的生命周期在缩短，领导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 [5]。
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在下降，全球人口快速进入迟暮之年（见图3）。老龄化在发达国家不是新问题，日本的人口在不断减少。人口赤字目前正蔓延至中国，之后将席卷拉丁美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进入平台期，而且韩国、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人也都在不断减少。
30年前，只有几个国家的生育率显著低于取代上一代人所需达到的生育水平（大约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子女），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到了2013年，全球已约有60%的人居住在这类国家 [6]。这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预计，截至2060年，德国国内人口将减少1/5，劳动人口数量将缩减为3600万（2009年大约为5000万）。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核心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高峰，之后逐年减少。在泰国，生育率已经从1960年的6.1下降到2012年的1.4。这些趋势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提升生产率的话，劳动人口的减少将意味着消费的下降，从而限制经济增长速度。
大碰撞
宣称出现转折点是一项重大主张，特别是在起作用的根本影响力已经运转一段时间之时。我们认为，能够证明转折点真正出现的不仅仅是这些推动力不断提升的速度和规模，还有它们结合在一起如何改变全球经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已经习以为常的动态。
在需求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一直经历着出口推动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出口为这些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也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并推动西方国家消费的快速增长。比如，在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非石油类进口商品的实际价格下降幅度已经超过了30%。随着新兴市场日渐富裕，很难再进行低成本劳动力套利，这就使本土消费者作为增长驱动因素取代向发达市场增加出口成为关键。西方消费者也很难再继续享受因为不断下降的进口价格带来的实质性好处。随着这些情况的出现，目前已经在提升的新兴市场间贸易的重要性将会继续增加。
在供应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运行双轨制生产率模式，发达市场不断向前推进，新兴市场总是在后赶超。新兴市场的生产率仍然整体低于发达市场，践行资本密集型赶超模式者将发现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因为本国经济越来越以消费者和服务为导向。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中国边境城市里，成排的崭新的高楼空无一人，这说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型过渡不可能一路顺畅，甚至对于中国这样明确致力于以消费和服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数字化和移动技术应当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平台，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包括非洲和中国：非洲有15%的交易通过手机银行完成（发达市场仅有5%），而阿里巴巴在中国的成功已经证实了在线消费市场可以达到空前的范围和规模。
如何充分利用供需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目前尚不清晰。我们对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十年乐观和悲观的全球GDP增长情景进行了建模。这两种情景之间的差异达到17万亿美元7，几乎接近于美国当前的GDP规模。起作用的变量包括对全球关键增长引擎——新兴市场消费者行为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发达市场如何做出调整以适应一个无法再从新兴市场推动的低成本进口和低成本资本中获取综合效益的世界，以及随着发达和新兴市场为应对本国的人口和其他增长挑战尝试推进前沿技术而催生的新生产率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