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戴笠选定了曾经参与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主要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该行动组，除了组长陈恭澍，还有组员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共十八人。该行动组的十八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王鲁翘不仅枪法好，还是戴笠的贴身护卫；余乐醒会法语，还精通爆炸、投毒、电讯等技术；其他人也各有所长，都堪称军统精英，可见戴笠为此次赴越刺杀汪精卫行动，真下了血本。
而且，在特别行动组建成后，戴笠还亲自乘机去了香港，在香港建立了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中心，命令国民党西南运输处配合此次行动，迅速运送武器到河内的军统站。人员和武器都就位后，此次行动就在陈恭澍的领导下开始了。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陈恭澍等人得知，汪精卫一行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经过再三勘察，特别行动组发现，南朗街27号院内只有汪精卫全家住的那栋小楼，出了27号院的后门，道路复杂、巷道众多，不仅便于隐蔽，而且便于逃脱，所以特别行动组决定埋伏在27号院附近，伺机行动。
在正式入户刺杀汪精卫之前，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都未成功。
第一次，陈恭澍根据情报得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吃面包，根据军统特务的调查，陈恭澍找到了河内那家每天早上都按时给汪精卫家送面包的面包店。于是这天，陈恭澍就拦截了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都换成了事先制作好的有毒的面包，由特务化装成面包店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送进了27号院。然而没想到，汪精卫极度警惕，他见送面包的人换了，就生了疑心，结果那天汪精卫不但没有吃面包，而且把这天面包店送来的面包，全部悉数退回了。
第二次，陈恭澍又得到情报，说27号院的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汪精卫派人找水电修理工去修。陈恭澍便指派行动组的一个特务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走进了27号院。修理工在修好水龙头后，顺利地把打开了盖的毒气罐放在了汪精卫的浴室的浴缸下，还把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以为，毒气弥漫全室后，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丧命。可没想到，汪精卫整整三天没进浴室，第四天，汪精卫再走进浴室时，毒气已经消散殆尽，陈恭澍的暗杀行动又一次失败了。
第三次，是在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情报，说汪精卫要举家出动，全家乘坐两辆轿车，经红河大桥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认为这是刺杀汪精卫的绝好机会，就迅速报告了戴笠。戴笠得知后，又迅速呈报了******，经******批准后，戴笠命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组，分乘两辆汽车，在汪精卫到三岛山麓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汪精卫一家人。然而没想到，3月20日当天，戴笠一家人出行，防备森严，汪精卫乘坐第一辆车，随后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还装有机枪，行动组的特务们难以下手。
而汪精卫的这两辆车，并未开到目的地，中途便返回了，而且警备车紧紧跟随，陈恭澍的两辆追击车根本无法插到汪精卫的座驾与警备车之间。尽管军统特务们想尽办法，紧紧尾随，但在河内商业区的十字路口处，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还是趁机摆脱了跟踪，然后绕道返回了南朗街27号。
几次刺杀汪精卫未果，陈恭澍十分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最后，行动组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发起突击性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0日夜，军统刺杀汪精卫的武力行动正式开始。由此次行动的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开车，一行七人，行至南朗街27号附近。随后，陈恭澍在车里坐镇指挥，安排余鉴声、郑邦国、张逢义和陈布云负责外围策应，安排王鲁翘和唐英杰负责入室行刺。
随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翻墙入院，直奔楼上。在暗杀行动前，行动组的成员认定汪精卫住在楼上北屋，冲到北屋门前，却发现北屋反锁，根本就撞不开。最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用斧子把北屋的门劈开了一个洞，借着屋内的灯光，王鲁翘朝屋内的男子和女子连开数枪，打中了男子和女子。由于当时时间紧急，门怎么也打不开，王鲁翘和唐英杰来不及查明被射杀的究竟是不是汪精卫本人，就匆忙撤离了27号。
守在27号院外的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听到院内的枪声、呼号声后，极为紧张，见王鲁翘等人出来，迅速开车飞驰而去。
然而到了凌晨5点，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被射杀的男子竟然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陈恭澍得到这个消息，顿足捶胸。
其实，汪精卫在那晚之前，的确一直和太太一起住在楼上北屋，然而当晚，原来住在郊外旅馆的曾仲鸣夫妇搬进了27号院，汪精卫为了表示敬意，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也就是楼上的北屋让给了曾仲鸣夫妇，这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军统行动的失败。
这起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更加谨小慎微，虽然戴笠又指挥陈恭澍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却均以失败告终。
军统特务戴星炳刺杀汪精卫未遂
在军统特工赴越刺杀汪精卫失败后不久，汪精卫就乘飞机回到了国内，并最终和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意欲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件事令******火冒三丈，在重庆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并勒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
戴笠经过多次会议，在多次讨论后，最终决定派出军统特务戴星炳打入汪伪政府内部，伺机刺杀汪精卫。
戴星炳，军统特务，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之所以选定戴星炳为刺杀汪精卫的最佳人选，是因为戴星炳与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关系密切。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指使身边的人，动员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朋友和同学来伪国民政府就职，戴星炳，就是他们想要动员的人员之一。所以，戴星炳比较容易借机混入伪国民政府。
1940年1月，戴星炳和吴赓恕来到了南京。吴赓恕是军统的老特务了，他在1935年和1936年期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1937年以后，担任过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和广州站站长，以及军统局衡阳办事处主任等职位，后升任军统局少将主任。戴笠派吴赓恕协助戴星炳进行刺杀行动，因为吴赓恕是戴星炳的好友和同乡，同时还任军统局少将主任，所以绝对可靠，绝对忠诚。
吴赓恕到上海后，找到了他父亲的朋友，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希望许天民能给他和戴星炳在上海作掩护并协助工作。许天民给吴赓恕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个人可以加以利用，那就是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傅筱庵。
因为后文还有章节涉及傅筱庵，所以这里详细介绍一下傅筱庵其人。
傅筱庵，又名宗耀，浙江省镇海县小港镇人，生于1872年，出身贫寒。傅筱庵是正牌的苦孩子出身，很小就做苦力挣钱养活自己。15岁时，进入上海英商造船厂做工。不过傅筱庵却从来不甘于贫穷，他白天上班，晚上去补习班学习英文，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傅筱庵聪明机灵，学会了英文后，被英商造船厂的英国主管人看中，提升为领班。
后来，傅筱庵辞去了造船厂的工作，投靠了上海在浦东的大地主严筱舫的儿子严子均，专门负责管理严家的房地产。1909年，傅筱庵出任招商局所属华兴保险公司副经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自此，傅筱庵进入了上层社会。
真正让傅筱庵飞黄腾达的，是清末显贵盛宣怀。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是清末的要员，李鸿章身边最重要的红顶商人。清末，盛宣怀创办实业，建纺织厂、开办银行、投资矿业，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后来，李鸿章失势，但盛宣怀却已掌握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京汉、粤汉、沪宁、沪杭甬等铁路，还掌握着汉冶萍煤铁矿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所以，盛宣怀是清末近代商界最大的垄断者，也是大官僚中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之所以起用傅筱庵，正是因为他当时刚刚进军房地产行业，急需一个代理人。
傅筱庵曾在盛宣怀的企业中担任过招商局船舶科科长、产业科科长等职位。到了后来，傅筱庵以官僚、买办和商号老板的三重身份，积累了千万资产，在浙江省镇海原籍和上海拥有了大量地产。
傅筱庵亲日已久，早在1927年，傅筱庵鉴于国内形势混乱，就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请求日本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外国轮船，坐船渡海，以避乱世。后来他避居大连，受日军保护，成为日本人忠诚的走狗。
再后来，傅筱庵回到上海的日租界，通过改组中国通商银行，掌控了上海的金融全局。他还通过中国通商银行四处结交显贵，吸引存款。
正因为傅筱庵是上海商会会长，日本的忠实走狗，所以日军才任命他做了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
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后，做了许多坏事。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全是靠沪西的鸦片、赌场、色情活动和壮阳药支撑起来的。因此背地里，老百姓都把上海特别市政府叫作五色政府，即红、黄、蓝、白、黑五色，红是指红丸，即壮阳药；黄是指黄色，即色情活动；蓝是指赌场；白和黑则分别指毒品。
当时，许天民介绍傅筱庵给戴星炳和吴赓恕，是因为傅筱庵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大发牢骚，说自己当初真不该投靠日本人，如今做了汉奸，被国人辱骂，却骑虎难下。于是，戴星炳在积极联系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的同时，请许天民帮忙去策反傅筱庵。
其实，当时傅筱庵之所以老在朋友面前发牢骚，就是因为他做了伪市长后才发现，这个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上海市伪政府在财政上常常入不敷出，傅筱庵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局面，而且因为当了汉奸，他还常常被人惦记，军统、中统都加大了锄奸力度，他整日里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但事实上，傅筱庵还是日军的忠诚走狗，就连汪精卫，他都常常去拜见，牢骚归牢骚，让他不做汉奸，还真是难上加难。
不过戴星炳和吴赓恕却认为，对于傅筱庵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来说，只要给他充足的理由，他总会为军统所用的。
后来，在许天民的多次策反下，傅筱庵的口风有所松动，至于傅筱庵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许天民跟傅筱庵商量，要他请汪精卫到家里吃饭，只要汪精卫前来赴约，那么军统局的特务们就可以动手除掉汪精卫。傅筱庵表面上答应了，可却迟迟没有通知许天民自己是否约到了汪精卫。
事实上，傅筱庵根本就不想协助军统局刺杀汪精卫，胆小如鼠的傅筱庵，才不愿意将自己牵涉到刺杀汪精卫的事件中去，他更不肯把刺杀汪精卫的地点设在自己家里。傅筱庵才不管军统局是否会成功刺杀汪精卫，他只关心自己会不会被日本人怀疑，会不会被汪伪76号盯上。
于是，傅筱庵出卖了许天民，他找到了汪伪76号的李士群，将此事告诉了李士群。这下，许天民暴露，李士群派汪伪76号的特务们迅速抓捕了许天民。戴星炳和吴赓恕意欲策反傅筱庵，刺杀汪精卫的方案，算是彻底失败。
就在此时，戴星炳联系上了动员他到伪国民政府就职的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并通过陈石生约好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日期。
那一日，经由陈石生引领，戴星炳走进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办公室。汪精卫对于戴星炳的“弃暗投明”大加赞赏，并当即任命戴星炳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戴星炳声明，愿留在汪主席身边，随时听汪主席调遣，然而汪精卫还是让戴星炳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去任职。
离开汪精卫的官邸后，戴星炳回到旅馆，将自己的进展告知了吴赓恕，二人商定，戴星炳明天就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报道，然后再筹划如何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如何筹划刺杀汪精卫。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戴星炳用尽了各种办法，力图从陈石生嘴里套出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安排，然而，他的殷勤和询问，却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石生秘报了汪精卫，汪精卫赶紧通知了李士群。李士群安排汪伪76号的特工暗中监视戴星炳。然而，戴星炳对此却浑然不知。一个多月后，戴星炳的妻子也来到了南京，陈石生举行欢迎宴会宴请戴星炳夫妻二人，戴星炳的妻子因为并不知晓戴星炳此次到南京来的具体目的，所以在与陈石生的妻子的闲谈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露出了马脚，为戴星炳招来了杀身之祸。戴星炳被汪伪76号抓捕。
这一次，李士群故技重施，对戴星炳和当年对王天木一样，好酒好肉招待着，意欲策反戴星炳。在好生招待了戴星炳一段时间后，李士群跟戴星炳商量，请他给军统局局长戴笠写一封密信，声明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意欲与军统局讲和，不再暗战，也不再相互抓捕，相互刺杀。
戴星炳倒也好商量，在汪伪76号里，给戴笠写了一封声明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向军统局求和的信。
让李士群喜出望外的是，去信发出不久，军统局就回了一封信。
回信的全文如下：
电悉。请示校长同意后，同意所请，渝沪可互相谅解。目前时局更加艰难，战事日益紧张。敌我双方，互有消长。唯日人灭我之心不死，后患无穷，望好自为之，与汪共处。前所计划之事，一切作罢。以后可保持电讯联系……
（电文摘自《探索发现》节目之《魔窟》第三集《无间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