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如果想挑选出最出类拔萃的两部著作，无疑是《史记》和《资治通鉴》。两者风格迥异，各具特色，高下难分。相较之下，《史记》的艺术色彩浓烈，更富于传奇色彩；《资治通鉴》则更具纪实性，语言朴实沉着，不发挥，不渲染，更坚实厚重。《史记》可以当小说读，而《资治通鉴》是扎扎实实的历史。
从作者的角度来比较，可以说，司马迁与李白类似，浪漫而充满激情，其文字瑰丽而令人遐想；司马光与杜甫类似，文字扎实而老练，所记史实准确而细密，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多是具体的人际纷争、权谋机诈，令人不得不感叹现实的沉重。
《资治通鉴》的特色，与司马光的经历有关。司马光治政，特点是务实、稳健，这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写作这本书时，司马光已经年近五十，沉浮官场三十年。现实中的成败得失，让他写出来的东西极具政治智慧。他并不重视情节的离奇，而是希望把现实中的谋略显现出来，即所谓“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正因为这种实用的功能，《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清代学者王鸣盛赞誉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毛泽东曾通读此书十七次。而金庸则认为此书道出了中国人的处世规律：“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横跨16个朝代，涵盖1362年的历史。对于当代普通读者而言，阅读原著以及全译本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了选译。省略了帝室仪礼、奏表文书、君臣琐事等等，留下了最能体现谋略智慧的部分。所选故事，也许并不离奇，但平实、细致，更具历史感。看似随意的断章中，潜藏着古今如一的世道人心。
译文忠实于原文，务求清晰简洁，可以让读者轻松愉快地进入历史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