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一生虽然短暂曲折，但是他向我们所有人展现了他在新闻叙事领域的才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也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爱默生就像一位非正式的牧师那样写下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至于梭罗虽然以制造铅笔维持生计，但依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自立、自强、自助的美国人的形象；虽然他没有真正参与过公共事务，但是却一样写出了触动我们心灵的关于如何解决公众问题的论文。与上述两位文坛奇人相比，在新英格兰地区可能有两位人物在世界上享有比他们更高的知名度，他们分别是卢瓦尔和赫尔莫斯。
赫尔莫斯出生在波士顿的一家名门望族，他不仅是一位内科医生，而且他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懂得如何在轻松活泼的诗歌中加入诙谐幽默的成分。但是文学女神却并不打算把他造就成一位诗人，而是使他成为了一位卓越的散文家。《餐桌上的独裁者》当时发表在《亚特兰大月刊》上的时候就为赫尔莫斯医生在世界散文界赢得了法国散文大师蒙田和英国散文大师蓝姆那样的地位，作品风趣幽默，内容丰富多彩，在今天读起来新鲜感仍然不减当年。他的朋友卢瓦尔曾经风趣的说他有“可以抵御名誉侵蚀的风度”。
当然卢瓦尔本人也十分具有散文的天赋，至少在我看来要比他的诗歌天赋多很多。
卢瓦尔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他虽然是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但他却没有学术气太浓而让人生厌，同时他还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可以说他已经是他们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了。他在对乔叟（注：乔叟是英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家）的研究上是最得心应手的。有一段时间当来自伊利诺斯州的那个外表看起来十分古怪的林肯都持怀疑态度，而那些保守派的政治家们也借机对林肯大加诽谤的时候，只有卢瓦尔是最能理解林肯的，他采取了一种“誓与林肯为伍到底”的态度。在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他写过的一些迄今为止仍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诗歌。然后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他的这篇名为《关于外国人身上的谦虚态度》，其中充满了大量诙谐幽默之辞，不失为一篇原汁原味的美国式论文。
美国盛产那些创造历史的政治家或是那些不仅了解历史还知道如何用文学来表达它们的作家。那些创造历史又有着口头或是书面表达能力的人物有富兰克林、杰斐逊、韦伯斯特以及林肯。在这里我所挑选的一些人物可能有些读者还有许多要补充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参考的还是文学的标准，而非政治或者历史的标准。
富兰克林的《我的自传》和他偶尔所写的一些论文和书信虽然在文学领域称不上是什么有水平的大作，但是它们真实而又充满幽默色彩的描写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之所以说它们具有文学价值，是因为富兰克林，尽管在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他为一个“追求效率的专家”或是一个只求实际的人，但在当时他还是希望完善自己的作品形式的，甚至在他研读艾迪逊的《观察家》（注：艾迪逊是英国18世纪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观察家》是他当时所办的一份在英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之后，在不了解自己个性的情况下，学会了如何在写作方式上做一些调整。
杰斐逊的一些政论论文和书信远不止只有历史意义那么简单。
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他的政治理论以及实践中的指导观点的正确与否，而要关心的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天赋。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内容清晰、观点明确，在任何时代都是散文里的经典。
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公众事务方面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人物。但是我们主要讲的还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他的文风优雅、形式上又极具雄辩性，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曾在一所学校教授过专门的演讲课，当然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像他这种有关演讲方面的学问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继续研究了——在今天即便国会里最雄辩的演讲家，如果追随他的学问的话，也会被别人所嘲笑。虽然韦伯斯特时代的许多东西已经失去了研究的价值，恐怕也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会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但是他有两三篇演讲辞还是富有生命力的，比如说他在班克尔山的一次演讲就应该成为教育每一个美国孩子的典范。虽然演讲辞充满逻辑修辞，但是风格还是纯洁朴实的。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一些人可以见证韦伯斯特是一个多么声音动人、并且具有绅士风度的演讲大师。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虽然一向反感政治演说家——特别是美国的——仍然承认韦伯斯特的“气宇轩昂”。虽然他的演说不一定每次都能有赢得听众的支持，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立场确实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他还是赢得了世界上其他演说家的尊重。
林肯出道的时候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当然这种修养也是通过刻苦学习磨练出来的，而不是像世界上流传的关于林肯的传奇故事里讲的那样，他中一个上天特别眷顾的普通人。他的目光敏锐、思维敏捷、为人又勤奋刻苦、谨小慎微、善于思考，他身上除了具有这些不为普通人重视的天赋之外再加上命运女神对他的一点小小的眷顾，以及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前瞻性的眼光，这所有的一切才造就了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但是这一切也只能解释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明他作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所做的贡献。让我们再来读一遍他的《葛底斯堡演说》，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短篇诗般的散文里发现一种真正的艺术。他只是用了一些简短的句子就表达了他在那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所要说的东西，没有煽情，也没有歇斯底里式的呼喊，有的只是掩映在平静祥和的文风之后，他内心所要表露的真实的思想精华。
林肯的大多数著作都很严肃认真，因为有无数这样的问题等待着他去处理。但是他还是有一种独到的幽默感，这不仅是为了丰富他的文风，更重要的是为了排遣那些日理万机的国家大事所带来的烦恼。当他把他内阁的成员都召集起来的时候，他没打算向他们征求关于奴隶解放的意见，而是打算直接说明他认为《解放奴隶宣言》的执行时势在必行的想法，在他真正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前，他先读了阿尔特姆斯·沃德的一篇文章。但是他在天性上可能是一个忧郁的人，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形势的发展所致，在内战爆发以后，他就再也不是一个为了拉选票而向听众讲风趣故事的精明的政治家了。我们从那些有坚强意志、人格魅力以及艺术表现力的人身上所学到的主要还是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因为那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政治家，而你又正好与他政见相佐。
历史上罗马的恺撒大帝，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伦，德国的俾斯麦和美国的林肯（一定要记得我之所以这样给他们分组完全是出于文学的角度）都是文体学的大师，他们的文风是如此优秀，以至于在今天的文学界仍然富有生命力。让我们暂且抛开纯粹的“美国主义”不谈，因为我觉得如果给文学硬性地划分国界，对文学批评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还是要跟所有的读者们说：虽然英国曾经出现过像皮特、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那样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的伟大人物，法国这样的人物可能也不少见，但是与他们相比，林肯才是具有最高文学天赋的人。
美国那些专业的历史学作家也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服务于神圣的文学殿堂的人，而不是那些真正做历史档案整理工作的人。华盛顿·欧文在他对美国和西班牙历史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点都不比他在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就少。但是他在普里斯科特这个视力有障碍的年轻人面前也只能自愧不如，因为后者写下了一部令他声名雀起、气势磅礴的墨西哥历史巨著。他还写过《征服秘鲁》和一部名为《菲利普二世》的历史传记。我从许多后世历史学家口中得知他的作品在历史学上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这种据理分析的态度还是值得表扬的。我认为他的作品还是很有可读之处的，当然我这纯属是一种文学的立场，丝毫不涉及历史的评判。
马克·吐温在列举出他所钟爱的书籍时说过：“即便帕克曼出一千本书我也会全部拜读，如果他真的能出这么多书的话。”帕克曼研究的方向是美国西北部的历史，以及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他们在北美的利益所进行的争斗。也许他的《拉萨拉》和《蒙特卡莫与华尔夫》可能称不上是最好的历史传记，因为一个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他在书中加入了太多浪漫化的东西。但是他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他所处理的内容从本质上来说就具有浪漫色彩，他的作品从开头到结尾都非常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