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文学的描述之中，我希望我已经清楚的让大家明白了，思考的习惯和写作的艺术或多或少都是过程性的；它们可能有起有伏，也有到处都充斥着天才和满目萧条的时候。没有哪个“时代”是真正的时代，因为这一个词看起来，暗含了明显的开始和结束。据我所知，在文学史上，还不存在着这样一个有着鲜明分界的时代。时事和思想是相互交融的，因此，即便以19世纪为划分界限，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谈那些恰恰诞生于1800年1月1日的思想，况且很多19世纪的经典思想其实都是诞生在18世纪的。
德国古典主义时代就恰恰跨越了1800年的两侧。在本书的简要介绍之中，我就不再给出确切的日期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一本百科全书而得知。但是，为了理顺一些基本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歌德是在1832年（同年英国大文豪斯格特也去世了）去世的，他创作的高峰期跨越了18和19两个世纪，而在他之前的先驱者们则都是在18世纪进行创作的。
为了理解歌德和他同一时代的作家们，我们首先要往上追溯几年，这样就可以沿着历史的蛛丝马迹来找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师和德国文学的古典主义时代的。
1648年，在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战争，当时所有的德语国家都是满目疮痍，人口也只剩下战前的一半了。宗教改革和接下来的一些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德国文艺复兴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在德国的文学中，也只剩下他们传统的民谣这一历史遗产了。但是，即便是在战争期间，文学也并不会完全消失。还有为数极少的几位作家，试着在文明的废墟中，继续传承他们文化遗产的火炬。这些作家们很自然的想要通过校正语言中的错误引进一种新的、更为上口的韵律来保持他们语言的纯洁性。此人就是马丁·奥佩茨，一个被誉为他们时代的和民族希望的诗人。他向德语中引入了亚历山大诗体，并且写了一篇关于改进德国韵文的文章；同时，还运用了许多其他方式来把法国文学黄金时期的一些文体和思想引入了德国文学之中。可能在那个思想贫瘠的时代中，最具创作力的作家就是讽刺诗人洛高了，他的很多小诗通过朗费罗（注：朗费罗是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的译文，在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这里还要提到剧作家格里普斯，和地方自发组织成立的、为了保持德语语言的正确性和纯洁性的科学院，他们对德语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都是不可磨灭的。
在30年战争到7年战争的这段时间里，只有三位人物值得我们注意。
30年战争的可怕在汉斯·冯·格里美豪森的《痴儿西木历险记》中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是一本流浪汉小说，内容极具真实性，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朗朗上口。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格哈德，他是德国自路德之后最伟大的赞美诗诗人，他的很多圣歌经过约翰·卫斯理和其他一些人的翻译而被谱成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英文歌曲。
一直到1740年，莱比锡都是德国的文学之都。它已经成为了一座每一个文人都想朝拜的麦加圣地，而高特舍特在其中就是一个布洛瓦那样的先知。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如此贫瘠的时代，文学界却一直被一种虚无缥缈的、浮华的亲法语派所控制。他们采用法语的语法，只是为了解释德语文学里一些最为经典的作品，而在瑞士，他们也拥有他们的同僚。但是，瑞士批评界里的两位大师，波德梅尔和布莱坦戈尔，却毅然决然地与法国决裂，将目光投向了英国。他们创办了一个模仿《观察家》（注：《观察家》乃英国18世纪著名批评杂志之一）那样的期刊，首先就高度评价了弥尔顿（注：弥尔顿是英国17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大气，并且以此来反对法国文学里的矫揉造作。而瑞士诗人阿尔布列茨特·冯·哈尔也比照托马逊（注：托马逊为英国18世纪抒情诗人）的一首名为《四季》的诗，以阿尔卑斯山作为背景写下自己的诗行；还有后来的一些感伤派诗人，像萨利和马特西松也都仿照格雷（注：格雷为英国18世纪感伤派代表诗人）的风格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章，他们经由朗费罗之后，也都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些诗句；与此同时，就诗的领域而言，德国还是处在模仿法国的阶段。
以上就是在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克洛卜斯托克和克里斯托佛·马丁·魏尔兰出现之前，文学界的一些基本形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位文人也分别代表了以上描述的两种倾向，亲弥尔顿派和亲法国派，而且两个人的造诣都很高。虽然克洛卜斯托克的六步体史诗《弥塞亚》在今天已经无法读懂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所采用的铿锵有力、高雅优美的措辞，却使那些因为战争和饥饿的折磨，而被欧洲文坛拒之门外的德国人坚信，用他们的母语作诗一点都不逊于其他任何一种占据文学强势的语言。
克洛卜斯托克的《颂歌》不仅仅充斥着宏伟与大气，而且也是作者多姿多彩的想象力最充分的发挥，至今仍然可以称得上18世纪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魏尔兰不管是在圣歌方面还是在民谣方面，都与克洛卜斯托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他骨子里流的是法国人的血，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也向一些希腊人和一些像阿里奥斯托和塔索那样的罗马人，甚至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灵感；同时，还以许多莎翁戏剧为蓝本写作了德国最初的一些戏剧。他的文风灵活、平和、华丽而又流畅，对他本国的读者和作家们而言，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他的哲理传奇故事《亚加松》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奥伯龙》，是采用阿里奥斯托那样的意大利八行诗的形式写作的，至今读起来仍然朗朗上口。
在我们进入关于大师们的讨论之前，再提及一位文学的先驱。他就是约翰·高特弗雷德·赫尔德。他其实并不是一位诗人，也没有写下任何值得怀念的作品，只是编纂了一些文学选集，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文学批评而已。但是，却在这一时期撒播了可以肥沃文学土壤的种子。他对莎士比亚和奥西恩（注：奥西恩为传说中3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批评学的问题，都结出了无数甘美的果实。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民间诗歌的价值。他的《充满歌唱民族的声音》一书阻挠了矫揉造作的古典主义文化的复兴，打开了一条通往民谣、民间诗歌和歌曲的大门；自此之后，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和对比较语言学、神话学以及民歌的浪漫主义研究都呼之欲出。
高特赫德·伊夫拉姆·莱辛是一位剧作家、学者、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位批评大师。但是首先，他是一位散文家，因为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他一贯认为自己缺乏创作力，但是，正如他平时经常忘记的一样，他又忘记了一种伟大的文体本身就是最好的创作。虽然像卢西安和斯威夫特一样，他的很多批评性论文和一些神学小册子缺乏我们今天认为的真实性，但是，没有一个绘画界或诗歌界的批评家胆敢声称他对《拉奥孔，论绘画与诗的境界》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戏剧史的专家敢说他不知道《汉堡剧评》，也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敢说从来没读过《人类的教育》或是《在沃尔芬布特尔的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