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意大利语的英国读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译本中领略到但丁诗作的实质和精神，尽管在这些译本中，但丁的魔力已经丧失了很多。其中译得最好最优美的是查理·爱略特·诺顿的散文体译本。除了《神曲》，诺顿还细致地翻译了但丁的早期作品《新生》，这是记述但丁少年时代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情诗，同样也是《神曲》最原始的创作素材。在19世纪早期，亨利·卡利将《神曲》译成无韵诗之后，这一版本便成为了英文经典。朗费罗同样把它翻译成了无韵诗，但是内容进度却过于和缓、缺乏激情。如果读者稍懂意大利语，那么在读完《寺院古典丛书》中缩略的三卷《神曲》之后，一定可以获得那种难以言传的快乐。该译本右边是英文翻译，而左边则是意大利原文。但丁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十分精妙，并且也包含在了译本之中。但至少有一点，他的意大利文还不至于令我们费解。他希望可以对所有人说话，因为他极为相信自己作品的价值，认为它并不亚于基督的传道。如果我们从数量日益增长的各种语言的《神曲》译本、评论、传记上进行判断，他的作品基本上实现了他要造福全宇宙的“成一家之言”的愿望。
第三章 19世纪以前的近代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很多年以前，摩根先生花巨资买进了中世纪时期的一份文学稿本，这笔钱足以使得那些无名的书记员和佚名的作者变成难以置信的富翁。与但丁同时代的薄伽丘在参观一座著名寺院的藏书库时，发现那里的僧人将书页撕成碎片卖给那些认为它们具有怯罪免灾魔力迷信的人们。
世界一如既往地残酷着，也许还没有哪个时代，像受到今天这样更残忍的摧残。19世纪人们非常尊重学识、学者以及书籍，这大大不同于蔑视文化的9世纪。一个机会、一线光明，一团越燃越炽热的智慧火焰的确照亮了14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人民。这束火光最先出现在意大利，所以，文艺复兴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尽管形式上是在法国。这束火光从薄伽丘对寺院里文稿的兴趣开始，因此，文艺复兴事实上是对才学的复兴和为文学的发展带来一次焕发生机的机会。碰巧的是一系列天才人物的出现，使得这束火焰光芒四射，并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彼特拉克就是其中之一，他比但丁年轻，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甚至在两个世纪之后，他的声誉超过了但丁。他是当时罗马众多诗人中的佼佼者，享受了时代能够赋予他的所有荣誉。对我们来说，他依靠他的诗歌活着并且红极一时，尤其是十四行诗，这种英文中最优美的诗体依然让他享有盛誉，并被命名为“彼特拉克式”。彼特拉克远非仅仅是一个诗人，他还是文化的传道者，一个人文主义者，是希腊和拉丁文明的信徒。
相对来说，薄伽丘更具有人道关怀思想，即便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文主义者，他也是意大利的第一位散文大师。根据许多评论家的观点，他还是在写作短篇故事方面上无人能及的大师。和他的朋友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学者，收集并且抄印了许多文稿，同时还鼓励同时代学习希腊文与希腊文化。他比同时代人更了解但丁的伟大，于是为他写了一部传记。他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但其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光彩夺目的艺术魔力使他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充分地欣赏到薄伽丘的伟大艺术成就。这部集子共有一百篇短篇故事。
在17世纪的英文译本中，译名为《欢乐、机智、雄辩和谈话技巧》的一本书倒是能够准确反映原创的风格。无论是插科打诨，还是细微的描写，每一篇故事的内容与写作方式都是十分杰出的。其中的一些故事讲的是非常琐碎的事情，而另外一些则具有一些污淫的内容而不太适合刊登在近代家庭杂志之上。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却不像绝大多数作品那样枯燥乏味。《十日谈》既夹杂着薄伽丘的想象，也有他改写的当时盛行的民间故事，而其余部分则直接取材于法国古代诗歌中的故事。《十日谈》成为了全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乔叟到济慈，许多英国诗人都从中获取灵感和借鉴。我们永远不会忽视《十日谈》中浓郁的地方色彩，它忠实地反映了14世纪时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薄伽丘清新灵活的散文也是一种能够带给人愉悦享受的艺术样式。到他的下一个世纪，马基雅维里将意大利散文锻造成为阐释和分析的利器。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政治家，但同时又是擅长文学的艺术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身兼多个身份，也不会产生排斥。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诗人和政治家。一个雕刻家可以写诗，上战场作战，还可以坐在城邦议会厅里参议邦国大事，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比马基雅维里年长，马基雅维里对他的生平业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马基雅维里曾被任命为驻外使节，这使他有机会行走于宫廷之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他对世界的了解。他观察所驻国的政治，并以此为基础来对本国政治进行考察。他在《君主论》中最早记述并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指出了君主维护其统治地位所必须采取的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个词成为了政治上忽视道德考虑的决断行为。
这是因为马基雅维里抛开伪善、不加掩饰地到处了解政治的真相，以及以往那些用来掩饰政府真实职能的诸如正直、仁慈等说法统统被抛开了。他认为统治十分必要，他远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并不是在寻找构建一个乌托邦，而是道出了组织和控制的诸多原则。《君主论》是一部伟大的原创思想杰作，尽管其中也不乏一些本土的陈言旧辞，但其主题思想却是全新的。那些以政治为主题的作家，尤其是以宣讲道德和城邦荣誉的那些人可能会对“马基雅维里主义”造成诸多误解。但是随后挑起了世界上的流血战争的实践中的政治家、外交家们，却秘密地在内心里深深敬佩马基雅维里，认为他道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真相。他的书含蓄而带有危险性的真诚，具有精神和方法论上的科学性。尽管马基雅维里是一个评价专制，并且列举出其治理原则的保守主义者，并主张应该遵守这些法令和原则，人们用他的名字来标示政治中的阴谋，就像某位外科医生发现了某种疾病，然后用他们的名字来为这种疾病命名一样。
我们正在对文学进行一个匆忙而草率的梳理，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而艺术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我所讲到的，现在所谓的各个知识门类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当马基雅维里在为城邦作诊断的时候，他肯定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或者在美第奇的宫殿里遇见过那位最具盛名的天才——米开朗基罗。他是一位雕塑家兼画家，但是我们也把他归结到文学中来进行讨论。他除了擅长使用凿子、斧头和画刷以外，还写了很多优秀的诗，甚至到了60岁，他还用自己充沛的精力来创作诗歌。在米开朗基罗数年之后，另外一个雕塑家切利尼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为意大利散文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为世界各国的读者们贡献了又一道精神大餐。《自传》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之作，也是切尼自负的精神画像。他塑造的那座波尔修斯的青铜雕像，至今仍屹立于佛罗伦萨，这也表明了他的确有自负的资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既有浪漫主义的代表，又包含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的区分并非十分明显。将近代的韵诗和古典叙述方式漂亮地结合在一起的，是阿里奥斯托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疯狂的罗兰》。这部作品是15和16世纪最为有名、最为流行的一部浪漫主义诗篇，它使作者赢得了“圣罗道味哥”的称誉。直到今天，这部作品还没有精彩的英文译本，所以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认识到它的审美价值。约翰·哈林顿在16世纪发表了一个英文译本，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们对它十分熟悉，就像他们熟悉众多法国和意大利的浪漫小说一样。疯狂的罗兰就是查理曼帝国的大贵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法国英雄传奇中的罗兰。
意大利16世纪最负盛名的诗人是托尔夸脱·塔索。他的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讲述了戈德弗雷占领圣城的经过。这部作品具有史诗的篇幅，其主题所具有的宗教内涵对塔索和他同时代的人有着巨大的鼓舞力量，虽然在今天看来并非如此。但对于我们而言，《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所具有的价值似乎等同于斯各特的小说《护符》。
我们还不能忽视意大利诗人兼批评家卡杜奇的评价，他称塔索为“但丁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光荣而公正的评价。除了伟大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青年时代的塔索还创造了大量的作品。在他步入中年之前，塔索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尤其是精神病。不过他凄婉的人生际遇也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趋势合拍——在他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便开始走向了终结。文艺复兴这一隐喻在逻辑上更显得美丽而富有吸引力，因为文艺复兴从未真正衰亡。雕塑、青铜、绘画和文学作品使它永远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文艺复兴逐渐向其他国家扩展，甚至即便在意大利，虽然诗歌的盛世已逝去，但其思想上的成就依然顽强地挺立着。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中，思想显得更富生命力，这体现在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哲学散文当中。这些人并非纯粹的技术型的哲学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文学范畴。据说当宗教官员强迫伽利略放弃他那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观点时，他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它的确是那样转的”。这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但当人们思考宇宙、思考人生，或者思考生命之中的某一部分时，布鲁诺的这句话却是一句再好不过的格言——这就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