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伯格最终明白了尼采的心意。一天，尼采将一堆手稿交给她说：“请读一读这些东西，这都是我在树下产生的想法。我从来不会坐在那棵树的阴影下而忽略它的思想。”梅森伯格读了这些东西，她在文字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尼采，这让她始料未及，这是一个兼批评家和否定者于一身的尼采。她告诫尼采：“不要着急将它发表。这需要好的时间，你最好再想想。”尼采对她好心的告诫报之一笑。她坚持自己的劝说，这使得谈话充满了火药味，最后他们通过阅读修昔底德的作品解决了争战。
5月初，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尼采变得烦躁起来，他想要离开休养所。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想要他推迟行期，至少得从先前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之后才能离开。尼采拒绝了这个提议。
梅森伯格对李写信：“尼采明天真的要走了。你知道，他是个十分固执的人，一旦他下定决心，便立即就要行动，即使是老天爷也不能扭转他的决定。在这一点上，他和希腊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不相信神谕。就拿最近的事来说吧，天气是如此的恶劣，他却要启程做一次短途旅行，他现在就要走，完全不顾自己处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之下，也不顾外面的狂风会掀起巨浪、使他生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作出决定了，要从那不勒斯乘船去热那亚。”
在她写给李的另一封信里她说道：“是的，他已经离开了。纵然索伦托花团锦簇，他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一定要走。想到他在这样的状态下旅行，我就感到非常难过。他有些理想，无法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最幸运的是今天的海面情况稍微好了些……唉！遗憾的事情太多了！仅仅在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为他规划未来呢。是他强烈想摆脱疾病的愿望使他产生了这种唐突的决定吗？因为他突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想法，觉得他的病与这有点反常的春天的气候有关系。可是春季总是恼人的，别处也一样，他又会比在这儿好多少呢？我想在临出发时，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自己的离别有点仓促，但是为时已晚，这种忧郁的离别屡次上演，让我难过。”
尼采去了罗森劳埃，他在那里的温泉里接受了一次治疗，但收效甚微。他担心着自己的将来。9月份到来时，他必须要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这是他生活的来源，也是他害怕失去的训练。同时，他也承认这项工作无聊得可怕。曾有人提议，鉴于他对巴塞尔大学的贡献和他的病情，校方可以考虑让他退职，但给予他充足的年薪。梅森伯格建议他退休，但他的妹妹却持相反的意见，希望他保留公职，尼采最后采纳了妹妹的意见。然而随着返校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当时，他写信给一个正在帮助他工作的学生家长夫人玛丽·鲍姆加登说：“我很清楚，一种崇高的命运正等待着我。我可以继续语言学的工作，但我的身份却不仅仅是个语言学家。过去十年间，我一直认为‘我把自己歪曲了’，在过去一年的隐居生活中，我已经将我自己的问题思考得很清楚（我无法描述出自己独处的感觉，当我一人时，不管有什么痛苦的折磨，我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充实和创造。）。现在，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不想回到巴塞尔了。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自由（啊！我对物质的需求十分简单，因为它们无关紧要。），我的自由，我想要争取到它，为我自己。”
他的妹妹来到了巴塞尔，终日陪伴着他。一开始，他为妹妹的陪伴而感到高兴，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和这位女孩无话可说，她从里到外都成为了瓦格纳的信徒并虔诚地支持着拜洛特的理想。他喜欢保尔·李的陪伴，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保尔·李还滞留在德国北部，不能前往巴塞尔。
他写信给李说：“我希望我很快就能得到好消息，你已经摆脱了可恶的病魔。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衷心地祝福，祝福你像现在这样活着，像过去那样活着。我要告诉你，对于我来说，去年的友谊十分甜蜜，这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为此，我要感谢你……一听说你的作品，我就急切地想一睹为快，因为我急切地想同你呆在一起。我们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正确地理解自己，我们总是感到十分默契，我想，我们之间就像那些好邻居一样，当他们同时冒出某个念头时，就会互相拜访，并且常常发现对方也正在向自己走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好好地谈谈人生问题，不是书信交谈，而是面对面地呢？”
12月，他再次给李修书一封：“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想起你。”此时，尼采已经写完了他的书。如果换种确切的说法，他并没有写完，因为文字还像他写笔记那般自由。想法从他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没有连贯性，而尼采喜欢保持这些想法的原样。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这使得他无法将它们富于条理地编排起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回想起那些法国作家，帕斯卡尔、罗什福科、沃夫纳格、蒙田，他喜欢这些作家对自己思想的忠诚，并希望学习他们的做法，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一些混乱和断裂。他渴望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希望这本书能使那些最急切的狂热者冷静下来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许多“美好的灵魂”围绕在瓦格纳和拜洛特的周围，尼采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最近刚刚从其中挣脱出来，他希望自己能像老苏格拉底一样对这些“美好的灵魂”讲话，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信仰的荒谬。他为自己的书取了个《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标题。在他精神崩溃之前，他详细叙述了写作这本书的目。
他这样写道：“我手中握有火炬，这火光没有燃烧出烟雾。现在我们位于地下的观念世界里，我将要在其中投射一道充满生气的光芒。这是一场没有炸药和硝烟、没有作战部署、没有悲怆、没有伤残的战争，因为这是个属于‘理想主义’的世界。错误接踵而来，我伸手接住了它们，将它们放到冰上，于是这些观念被冻僵了。在这儿，比如说，‘天才’就冻僵在这里，另一个角落则是‘圣人’冻僵在另一个角落，这一层层厚冰之下就是‘英雄’，接着是‘信仰’、‘同情’，很明显，‘同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僵冷——事实上，这些‘物自体’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冻着。”
这部作品里满是悖论。尼采炽烈的感情超乎常人，他十分确定自己的工作、使命和人生的崇高结局。尽管这样，他将嘲笑的轻蔑投以了它们。他从前有一次写道：“打倒真实，肯定生命！”现在他推翻了自己的论点，改为：“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他将科学置于更高的位置，将诗歌放在科学之下，将曾经赞扬过的埃斯库罗斯放在曾被谴责过的苏格拉底之下。毫无疑问，这是尼采的伪装，而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伪装。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的，他想以此来反讽自己，与自己作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格斗。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反讽家，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寻找可以激发他的伟大作品的、尚未发现的激情，他对这件事充满了自信。《人性的，太人性的》彰显着一个充满危机的时间，但它也预示了这段时间终究会过去。然而，这种危机令人赞叹，而过渡的过程却是如此的艰难！尼采这样写道：“这就是那本使病弱者感到震惊的书。”
1879年1月3日，瓦格纳给尼采寄来了诗剧《帕西法尔》，尼采阅读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唯一的作用是使尼采在内心中更好地估量了促使自己和老师分手的距离。他给拜伦·冯·塞利兹写信说道：“我在第一遍阅读后感觉这部作品更像是李斯特而不是瓦格纳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反革新的精神，我深知希腊人和人类的氛围，所以我明白这一切都属于过度褊狭的基督教。人物的心理活动简直是异想天开的捏造，整部剧作远离生活远离人性（在我看来，这种远离在剧中最后的晚餐中表现得尤甚）。我讨厌剧中歇斯底里的侍女。文体的风格看上去很生硬，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过从剧情及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通常它们是存在于一种最伟大的诗的脉络之中，但就这部作品而言，音乐家的剧作没有超越他的音乐的使命。”
在这封信里，尼采保留了一些他的想法。从他对这部诗剧的某些评价（远离人性且远离生活）中，我们通过直觉能推测到在他心中已经非常活跃和强烈的反感，虽然这在十年之后才表现了出来。但是他心中却依然对这位无以伦比的老师怀有热爱，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思考了决裂的问题。他已收到了诗剧《帕西法尔》，他是否应当回信呢？如果回信，应该在信中用何种措辞？或者他用不回信这种坦率和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疑虑和烦恼在他心中不断地增长。因此要搞清他当时的情形十分困难。他几乎不信任自己的妹妹了。而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写给保尔·李的信中得到启发。
从1877年圣诞节开始，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有了更多的空闲，他教师的工作任务没有以前繁重了，因此他每天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利用这个机会每周都会离开巴塞尔，他会独自在附近地区闲逛。他没有去爬那些高山，因为这些“庞然大物”无法吸引他，他更中意的是侏罗山和黑森林，因为，在这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中，他可以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
此时他在思考什么？我们可以猜测瓦格纳的作品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两个月过去，他仍然没有对收到《帕西法尔》做任何答复。出版商已经印好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等待着最后的出售。但是尼采应当怎样提醒老师，怎样使他做好准备而不至于倍感惊讶呢？他已经习惯了他的信徒们的巴结逢迎。尼采深知，这部作品对独持己见的坚持必将激起拜洛特那帮温顺的人的愤慨。当大家都撕破脸的时候，他会胆怯。他对瓦格纳和公众的反应一样顾虑重重。他对自己将要拿出来的、作为自己哲学的东西感到惭愧了。他已经写了这些文字，并且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些富有生命的逻辑曾经支配过他的内心，他也很清楚，这相同的逻辑总有一天会引领他走向一种新的激情，而且还会使他习惯于掩饰这些年里不断出现的危机。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他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出版这本书，他只让瓦格纳一个人知晓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兼学生，并理解学生内心对他的忠诚。于是，尼采起草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至今还保留着：
我将《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寄给你，我信任你，并要把我的秘密完全告诉你和你那些高贵的朋友们，这个秘密是属于你的，同时又和我的作风相符。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攻克了许多堡垒，我像指挥官一样伤痕累累，却仍坚持屹立在高地上挥舞着手中的战旗。我知道周围的场面很可怕，但我看到的是欢乐，比痛苦多得多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