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1986年的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对公立学校给予A或B级评价的家长比例达到55％。虽然给予学校较高评价的黑人家长比例要略低于白人，但认为学校失败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家长的比例只有5％。1975年，虽然黑人高中毕业率与白人相差18个百分点，但18～24岁黑人高中毕业生升人大学的比例与白人相同，都是2／3，这说明取消种族隔离带来了黑人教育机会的改善。在黑人学业成绩方面，有研究表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对黑人有持续的正面影响。
瑞塔·马哈德与罗伯特·克瑞恩考察过一系列学校一体化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他们发现学校一体化开始越早的地区，黑人的受益越大。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实行学校一体化的地方，低年级黑人学生的成绩提高了1／3个标准差。总的来看，在取消了种族隔离的学校，学生的成绩要比在隔离学校的学生高出一个等级。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全国教育成绩评价协会的支持。NAEP为教育部所做的大量研究也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南方大规模的学校一体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包括黑人）学生获益很多，1971年17岁年龄组黑白阅读成绩的差距是1.25个标准差，1996年差距缩至0.69个标准差；数学成绩之间的差距也由1.33个标准差降至0.89个标准差。除了成绩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一体化极大地提高了黑人的“生活机会”。据詹姆斯·理伯曼的研究，打破学校种族隔离，特别是将低收入的黑人学生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混合在一起，带来的是黑人少女怀孕及违法违纪的减少，中学毕业率、升人大学的比例及在大学中赢得好成绩机率的提高。而且有证据表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还能导致黑人获得较好的职业，也会提高个人选择居住在混合社区，交异族朋友，在种族混合的环境中工作的可能性。
很多研究表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与“白人迁移”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认为白人往郊区迁移始于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说在布朗案裁决种族合校之前就开始了。白人外迁主要是慑于城内犯罪率的增长和对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居民的恐惧，而非源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
总之，对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抱乐观态度的人更多地看到了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给黑人带来的正面效益，认为学校一体化是成功的。
但也有很多批评者认为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是失败的，它既没改善黑人的成绩，也未能从整体上消除隔离。
批评者认为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的学业成绩在提高，但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黑人家长识字率的提高，完成中学及大学学业的黑人家长的增多，即关键的因素不是学校一体化，而是黑人家长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尽管从1968年起黑白成绩差距开始缩小，但在过去十年中差距又增大了。1988年黑人租白人在学术性向测验中的分数差距是189，而到了2001年差距又增大了3分，达到201分。阿瑟·胡的研究表明，黑人在任何地方成绩都差于白人。
他研究了1995年学术性向测验成绩，发现黑人不论是在最好的学区还是在最富裕的学区成绩都差于白人和亚裔，他认为学校一体化不是解决黑人学业成绩差的答案。还有批评者认为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导致了白人中产阶级大量从城市迁移到郊区，造成城市中心的贫民化。如波士顿在20年的时间里黑人学生的比例由49％降至19％，19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从1970年起12％的城市人口——约8万人搬离城市（主要为白人），拥有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有1／3搬离。白人人口在大城市的减少是一个普遍现象，《今日美国》在1994年5月12日一篇文章中揭示，白人在一些大型公立学校系统中的比例极少超过20％，这使得一些学区很难达到《紧急学校补助法》第7条所规定的任何一所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不能超过50％的要求。人口分布的变化使得很多地区的学校一体化难以进行，为达到种族平衡所采取的强制校车计划加重了学区的财政负担，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批评者认为学校一体化的最大失败在于它不但没有从整体上消除隔离，而且隔离还在加重。
哈佛大学的民权项目研究小组发现黑人上少数种族占多数学校的比例从1968～1969学年度的77％降到1986～1987学年度的63％，但1991～1992学年度回升到66％，1998～1999学年度又回升到70％。科恩·德威特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有十多个州一半以上的黑人孩子所入的学校黑人比例在50％～100％之间，依利诺斯、纽约和密西根更是80％以上的黑人孩子进入黑孩子占绝大多数的学校，依利诺斯的比例最高，为88.8％，其他各州的比例分别为：纽约85.7％，密西根84.6％，新泽西79.6％，加利佛尼亚78.7％，马里兰76.1％，威斯康星75.3％，德克萨斯67.9％，宾西法尼亚67.5％，康涅狄格65.9％。在芝加哥，597所公立学校中有158所黑人占90％以上，其中110所100％是黑人。从全国来看，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实行了40多年，种族隔离学校非但没有消失，在许多地方种族隔离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
新的隔离又称之为“第二代隔离”，它是指学校内通过诸如分流，能力分组等手段造成的种族隔离。与1954年以前存在的隔离不同的是，这种隔离可以出现在种族人口均衡的学校内。在这样的学校中，可以通过将白人学生全部分流进学术轨，将黑人或其他种族的学生分流进其他轨的方式来达到种族隔离。这种隔离方式全国普遍存在，且这种隔离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意为之。1990年发生在亚拉巴马州西尔玛的事件就极具典型性。
西尔玛像南方的很多社区一样通过分轨的方式将黑自学生隔离。在西尔玛中学，90％的白生被分在学术轨，只有3％的黑生被分在此轨，这种分轨只是基于教师的意见。当西尔玛的第一个黑人督学诺伍德·罗素博士试图将黑生的比例提高到10％以纠正这种极不平衡的现象时，白人占多数的校董会警告他要将他开除。西尔玛事件并非极端的例子，肯塔基的路易斯威尔黑人学生的比例为30％，但进入优等班学生仅有10％；在克利夫兰郊区，黑生比例为50％，但快班中只有10％是黑人；在南卡罗来纳，黑生比例为43％，优等班的黑人比例为13％。这种普遍存在的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与学校外部的社会经济秩序是一致的，分轨使得大量黑生在毕业后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
学校内种族隔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种族的学生受到不同的对待，犯同样错误，白生得到的是责备，而黑生往往是停学。学生内部种族间的界限也日益分明，有些学校白生控制了学生会和大部分学生活动，有些活动黑生一旦参加便立即遭到白生的排斥。混合学校里种族界限的继续存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反映，种族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学校一体化只能保证入学机会的平等，它不可能打破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种族藩篱，力图使学校解决社会问题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二、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未来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学校一体化的核心是通过诸如校车计划、学校选择、磁石学校、重新划分学区等方式将黑人和自人融合在一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出现了新的趋势，这些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解除法院强制学区实行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案子日益增多，就近入学成为一时之尚；二是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绩日益关注，从关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本身，即主要关心学生派位以达到种族融合转到关注学校内部的公正和融合。
1991年在“俄克拉何马教育委员会控德外尔”一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宣布一旦以往实行隔离的学区已经采取了取消隔离的实际行动，可以解除这些学区法院要求的强制校车计划。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学区在学生及教师中采取了取消种族隔离的措施，并且达到了强制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其他条件，如交通及设备等，学区就可以不再接受法院监督。最高法院还进一步裁决学区不承担纠正地方问题的责任，如隔离的居住形式。根据这个裁决，学区更容易从法院强制的学校一体化命令中解脱出来。
1992年，在“佛瑞曼控皮慈”案中，最高法院裁决联邦地方法院可以取消法院对学区在学校一体化过程中的命令，同时最高法院对“实际的”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行动又做了进一步解释。在此案中法院裁决在学校各个方面未完全达到规定的标准之前，可以宣布学区实现了“一体化”，但学区对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计划必须有充分的保证。换句话说，一个学区没有必要达到“格林要素”的全部标准，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可以渐进地达到。
1995年“密苏里控翟金斯”一案，最高法院裁决仅仅因为少数民族学生成绩保持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采取的学校一体化计划没有必要继续。不能要求密苏里州为各种课程及学校改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或为旨在从郊区吸引白人学生的计划掏钱（从1985年起堪萨斯市学区在法院命令的学校一体化计划上花费了14亿美圆），只能要求州为纠正以往歧视造成的后果采取实际的行动，对于学校内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州没有责任去进行矫正。
最高法院的这些裁决意味着多年来影响教育和财政政策的强制性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法院命令走到了尽头。在这些裁决之后，一些学区已经取消或正在取消实行了多年的校车计划，宣布采取“色盲”的学生派位计划，让孩子们重新回到邻近学校。1998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皮特·迈斯特宣布在未来6年内结束乔治王子县的强制校车计划，要求建立13所邻近学校。1999年7月，波士顿学校委员会以5对2的投票结果决定从2000年9月起采用“色盲”入学政策。波士顿市长托马斯·门尼诺也宣布波士顿要回到原来的邻近学校制度中去，要让家长而非政治家来决定孩子该上哪所学校。更引人注意的是1999年9月，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罗伯特·波特宣布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一迈克兰伯格已实现了学校一体化，并消除了“以往歧视的痕迹”，这意味着从1971年开始实施的强制校车计划的完结。重新回到邻近学校的观点受到包括黑人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支持者认为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代价太昂贵，而且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提倡邻近学校会使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期间迁移的白人中产阶级回到离家近的学校中来，而且黑人呆在邻近学校中要比远离家门到一个陌生的常常是不受欢迎的环境中要好得多。批评者认为目前在许多学区取消法院强制的学校一体化及随之出现的重回邻近学校的趋势是历史的倒退，它只能使学校重新变得隔离。专门研究学校一体化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盖瑞·奥费尔德认为，重回邻近学校对于白人孩子而言得到的是邻近学校，而对于少数民族孩子而言得到的则是劣等学校。因为只有5％的白人学校面临学生贫困的问题，而80％的黑人及拉丁裔学校是高度贫困学校，即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这种贫困的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教育过程，正如科尔曼在1966年指出的，同辈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发挥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对黑人而言，从一个种族混合的学校中返回到邻近学校的结果很可能是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学校环境中回到一个贫穷学校，这对黑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尽管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重回邻近学校的趋势，但在种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方向不会改变，而且它的范围更加深远。它不仅要求打破黑白间的隔离，还要打破所有种族间的隔离和隔膜。人们不仅要通过打破隔离增加种族接触交流的机会，避免偏见的产生，同时，还要求为黑人孩子提供和白人同样质量的教育。因此，第二代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盖瑞·奥费尔德这样称呼）在强调种族融合的同时，也强调通过诸如学前教育、早期阅读计划、缩小班级规模等方式改善黑人学生就读的学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人们开始关注消除学校内部的隔离。1993年，发生在依利诺斯州洛克福德的案子使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学校内部隔离的问题上。在“关心者控洛克福德教育委员会案”中，地方法院发现在：件族平衡学校内隔离相当严重，黑自学生在课程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方面被给予不同的对待。法院要求学区采取“有限选择”派位计划，将中学所有的课程和教育服务一体化，使黑自学生在种族融合的学校内有平等参与和表现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