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君直接回家了。
父母下地还没回来,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西间屋里。房间地上、炕上,排了十几个装书的大纸箱。拖出北炕上靠墙角的三个,兜着箱底,把箱里的书全倒了出来:高中教材、辅导材料,堆了半炕。
书是他读师范二年级时买的。那段时间他在酝酿着退学高考,用了很多功夫在它们身上,所以一些书被摩挲得黑了边、卷了角。高考计划最终流产,他四年师范毕了业,这些书也被装箱托运了回来。
余悦君在书堆里一通翻拣,挑出了几十本,塞进一个大编织袋里。其余的,又一摞一摞地装回箱子里。剩下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他师范四年的成果:一个红布硬皮的毕业证,还有一本留言册、一本相册。他翻开那毕业证看了一眼,扯着硬皮一撕两半,丢到了地上。又拿起相册,信手翻览,最后从塑料纸封里抽出一张照片来。那是师范二年级时几个茂林同乡、好友的合影,照片前排右角,丁玉萍着一袭蓝花的连衣裙,正朝着他笑,笑得有几分羞涩和稚气,笑出两个好看的酒窝。余悦君嘴角抽动着,端详了半天,找来一张白纸把照片包裹起来,放入相册,又装回箱子里。
整理好了旅行袋,余悦君坐在炕沿上发了会儿呆。顺手从墙上摘下吉他来,打着躁动的伦巴节奏哼唱:“随着白云去流浪,要去走四方,我像那失群的孤雁难找避风的海港……”
外面有人来。他撂了吉他从炕上跳下,发现地上那个毕业证的两片红纸壳碍眼,又低头捡起,塞进了书架里。
来的是孔庆林,手里捏着一个牛皮信封,“你小子还真行,班不上,回来弹吉他!”孔庆林吆喝着,伸拳捣了他两下,随之又晃晃手里的信封,“七、八、九,三个月的工资,要不要了?”
余悦君一把抓过:“活可以不干,这个得要着。”
“不是我说你,你小子太倔,弄得老宋下不来台。屁大的事,至于吗!”孔庆林说着,在炕沿上坐下,抓起吉他搂着乱弹,弹出一屋子噪音。“过后我们都劝老宋了,当时他也是在气头上。明天去跟他好好聊聊,也就过去了。姜淑梅那边,我替你说去。”
余悦君感激地望着他,不置可否。孔庆林以为把他说服了,又安抚了几句,就放下吉他出门了:“他们打红Q三缺一,还等着我呢。明天你该上课上课,啊!”
晚8点,窗外已经一片漆黑,老余两口子才从地里回来。晚饭时,他们照例要问问儿子学校的情况。余悦君随口敷衍了几句,停职的事只字不提。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爹妈已经下地,早饭给他留在锅里。余悦君吃完饭,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而是反锁了院门,窝在屋里看电视。
耗到9点半,起身拾掇出行的东西,找来牙刷、毛巾、茶缸、换洗衣服,用塑料袋装了,连同前一天准备好的帆布旅行袋,一起拎出门,绑到大金鹿自行车后架上。然后锁上门,骑车从后街出村,直奔茂林县城。
余悦君打定主意要离职出走,他要去山东投奔舅舅,回炉高考。
这念头由来已久。初三中考,他一门心思上高中,却被家里强改志愿上了中师。中师就读了,也还是不甘心,上了不到半学期就写信给家里要退学:说师范校里净是些乌七八糟的这活动那活动,玩乐扯淡行,正经念书不行;说人活一辈子,总得上一回大学,上个“像样点”的大学……
老余两口子吓得连夜写信,向他在山东的舅舅王景森求救。王景森也是师范学校出身,当时在山东一个县城的教育局当副局长。王副局长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拐个弯去了余悦君的学校。“你这个想法,是不仁不义又不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念中师一样能上大学——保送啊!”
余悦君望着他的局长舅舅,点头又摇头:“是有保送,每年都有;可学校不行,最好也不过是省师大,二三流学校。”
看着心高气傲的大外甥,王景森又气又笑:“那不要紧,以后你还可以考研啊,清华北大复旦,想考哪个考哪个,有章程你考哈佛、考麻省理工,出国都行!”
余悦君转着眼珠没回嘴。王局长就趁热打铁,说读师范花费又少又不耽误前程,是穷人家孩子最合适的选择:“关键是你得有实力,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学才行;你这么三心二意浮皮潦草的,什么学都上不了!”
保送,然后考研,似乎也是一个出路。余悦君心里盘算着,他中考全县第一,比第二名高二十多分,还是政治成绩拉分,念书他是不怵的;再说,上学是快乐的事,并非什么苦差,一定要苦学……
余悦君转了许多念头,最后听信局长舅舅的话,坚持待在了师范学校。
但不过一年,他又打起了退堂鼓。余悦君发现,保送对他不现实。现实中,保送谁不保送谁跟念书、跟踏实苦学没太大关系,而跟“红胳膊箍”、跟送往迎来、跟大包小包密切相关。后面这些关系,跟他余悦君都格格不入。
保送,首先是要和班主任、学生科长搞好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进学生会,带上红胳膊箍,争取政治进步。而政治,是他天生的软肋。
余悦君念书别的科可以满分,政治课却常常是勉强及格。他怕那些条条,背来背去记不住,记住了的还串笼。现实中的政治则更差。还在初一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夏桂兰就催他写入团申请书,他无所用心,拖到初中毕业也没写。中考时夏桂兰给他填档案,糊里糊涂填了个团员。他也糊涂,考上学后,居然就按图索骥地跑到黄原乡团委去办理什么“团关系”。团书记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档案,以为弄丢了,就拿出表来让他现场填了一个。他就这么混了个团员,以后也一直就是个团员,未能进上一步。
他现实政治的另一个不成熟表现,是死看不上班主任刘成金,嫌他势利眼。就说他提任的两个班长吧。首任班长陈建,成绩不够线,凭着县长老子的关系挤掉别人混进师范校,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委以重任。但陈建不争气,私下里跟男生胡吹乱侃、对女生软语温言,是一流口才,到人面上就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囫囵话来;师范学校活动又多,难为坏了这位公子哥,小孩鼻涕提不起来,关键时候拉不开栓——净出洋相了。
继任班长卢啸云,入学前在社会上混了一段,跟着父亲杀猪卖肉。后来干够了,又回学校复读,花钱找关系,最终弄了个什么“委培”上了师范校。蹲过市场的卢啸云很有经营头脑,每个节假日返校,都提溜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望班主任老师,也因此深得赏识,入学半学期后当上了生活委员。一年后,太不成器的陈建被降格成了体育委员,卢啸云也就顺势当上了班长。跟着又入了学生会,在学生科长葛彪的麾下,每日带着红胳膊箍巡行各班检查卫生,威风凛凛地成了“卢部长”。而此后的节假日,卢部长携带的大包小包里就多了葛科长的一份,一大份。
余悦君入校一年,也道听途说了,也亲眼看到了。这倔小子大为不屑:老师就应一碗水端平,对学生一视同仁,老师又怎能收学生东西?等刘成金一次次为考试挂科、打麻将被抓的陈建和卢啸云抹屁股,却任由其他同学被学校严处的时候,他就开始翻白眼。刘成金让他当学委,他不干;让他当体委,他却只愿当个临时的足球队长。他瞧不起刘成金,连他的文选课都敢逃;而刘的课堂一般没人敢缺席,连最能逃课的陈建都要来,实在睁不开眼在课堂上打起瞌睡,那睡姿也一定是相对端正的。
同样,在刘成金等人眼里,余悦君这小子就有点邪行,各色,不顺溜,不上道。想来是他脑子里缺了点什么,或哪根弦不对,锈了,断了,出了什么问题。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尝试着找余悦君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阳光雨露语重心长,希望他能顾大局、识大体:往近了说,是为了个人的进步,班集体的纪律和荣誉;往远了说,是为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往大了说,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体要求。可就在他们认真严肃地“工作”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眼光是游移的、空洞的,嘴巴不时打着呵欠,屁股在椅子上蹭来蹭去,满脸的倦怠和神经质的傻笑;而这些,实在不像是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教育的表现。但刘成金也并未拿他怎样。一来余悦君成绩好,年年拿奖学金(因为政治一科的拖累,只能拿二、三等);二来,他跑得快,球踢得好,运动会上总能挣到好多奖项,这些对四二班、对他刘成金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