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往年一样，孙福贵在腊月二十九这天上午去了中心校校长石建军家。跟往年不一样的是，这回绑在自行车后架上的不是酒水礼盒，而是沉甸甸的半扇猪肉。另外还有一种不同，是孙福贵比往年多了一些想法：他要趁着过节，跟石校长深入地谈谈草甸学校的领导问题。说来，这又跟大多国人的想法一样：赶早赶晚，或大或小，还是希望能混个一官半职。
这天，石建军的心情不错，他坚持要孙福贵留下陪他喝一盅，尝尝另一位老师送他的一箱茂林老窖。石建军往年也会留他吃饭，但今年的挽留程度与往年有所不同。孙福贵心里掂量着：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孙老师一盅又一盅地敬着石校长。在喝掉了大半个茂林老窖之后，他及时地对草甸小学的教育现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草甸的校长以往都是外派，人家嫌路远，不愿意长干，所以干不踏实，也干不长远。来一个校长，干个一年半载，就想法调走了。老校长你就得再派一个。过没多久又走了，你又得重派人。这么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弄得老校长你总操心，草甸学校也没起色。”
石建军听罢点头，他在黄原中心校一干十几年，这情况如何不知？十多年前，韩继文在草甸当校长，那是草甸学校最好的时候，在黄原是中游，而韩继文就是土生土长的草甸人。后来韩继文去了中心校，草甸小学就一衰见底了。
想想这些，石建军深有感慨，他捏着酒盅跟孙福贵碰了一下：“是啊，你们草甸一直是个麻烦，要是再出个韩继文就好了。”
孙福贵得到了肯定，圆溜溜的小眼眯了起来，胖脸上泛出油光，嘴巴吱溜一声，把盅里的酒喝尽了。“那也不是不可能，还是从本村老师里选校长啊。这样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踏实、长远；再一个，和村里的关系也好相处……”
石建军没等他说完，笑了，筷子一撂说：“你小子就直说吧，想当草甸小学的校长，是不是？”
孙福贵有些不好意思，他揉了揉开始发红的眼睛说：“嗨，老校长，我这个人实在，什么都写在脸上。不过呢，我干什么事肯定让你放心。再一个，我跟村书记姜志成关系处得不错，省着中心校领导麻烦了。”
“草甸学校外派校长确实是个大问题，你孙福贵我也不是没考虑过。在你们本村的那几个老师里，你资历最老。”石校长说到这儿的时候微微顿了顿，跟着话锋一转：“可你的问题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你的教学成绩——你弄的那个班每年都是倒数，我就是想提拔你，这面儿上也说不过去啊！”
孙福贵脖子都红了，把酒盅掩在嘴边，又吱溜了一口：“嗨，这个事吧，还真不能怪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自打承包单干以后，草甸的这些个家长都变成了耗子眼，光盯着家里那一亩三分地了，一天到晚光知道拉孩子下地干活，根本就不重视念书。没办法，真没办法。再一个，我觉得吧，这个当校长的，主要在一个协调能力……”
石建军抬手打断了他，“校长、教导主任的位置，眼么前儿你想都别想。”呷了口酒，看着眼红脖子胀的孙福贵，又笑了，“不如那么的，你可以先干个总务，干总务就不用带班教学了，还有点油水儿。再说了，你好好地干两年总务，树立点威信，那时候我再提你当校长还是当主任，就名正言顺了，说得过去了，是不是？”
孙福贵连打了两个饱嗝，小眼儿眨巴了两下，心说也是条道儿。于是眉开眼笑地端起酒盅：“老校长，还是你看事长远，你就让我当总务吧，我听你的！”
石建军摇了摇头：“草甸学校的总务不用中心校任命，只要宋德志同意就行了。到时候我可以多给草甸小学一个编制。不过呢，你得找宋德志好好聊聊，这小子是王显章的人，我不方便直接替你说话……”
回去的路上，孙福贵的自行车不大听使唤，扭扭歪歪，东一头西一头的，带着他老往路边的沟里拱。孙福贵连摔了几回，也没觉得怎样，不疼不说，反而觉得爽快、敞亮，身轻如燕飘飘欲举。就像孙猴子初学飞腾之术，虽然样子笨拙丑陋，可终归是到了云里雾里，有了居高临下的感觉；偶尔摔个一下半下，算个啥？
傍晚，孙福贵从云里雾里回到了家里的床上。下巴、胳膊、膝盖、脚踝等摔着的地方，开始一跳一跳地疼；耳朵手指也冻坏了，热辣辣地肿胀着，又痛又痒。可他很快就把这些撇在了一边，起身下床，在炕前背着手来回踱着，低头寻思着。老婆进来质问他，皮帽子、棉手套怎么都不见了，也被他呵斥了出去。
孙福贵在琢磨，该怎么去找宋德志，唠上一唠。按说呢，趁过年带上点东西去他家里，应该正是时候。问题是，跟那小子交情平平，以前净想着如何把他挤兑走了，没在这方面用心思，至今连他家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事之前没铺垫，冷不丁上门，实在是突兀了点。
又想，总务工作原是教导主任韩继文兼着的，韩继文年老多病，上个学期几乎光休假了，学校里的事就都由宋德志一个人胡噜，真够他喝一壶的。就说冬天这一通买煤、镶玻璃，就折腾了他好一阵子；再加上平时的校舍桌椅维修、春秋两个劳动周时的杂乱事，能有人主动站出来帮他，他该乐不得不是？更何况，中心校还能再多给个编制呢。
于是豁然开朗，觉得可以不用登门，只要找个机会跟宋德志聊聊，“点”他一下就行了。这一“点”，要“点”清楚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草甸学校该配个总务，这样他宋校长就轻省多了，舒服多了，再不用事事操心，鸡毛蒜皮一大把；其次是，得让宋德志知道，他老孙是石校长的人，总务这事也是中心校的意思。而事不宜迟，必须在开学之前点破，就在草甸学校，在宋德志值班的时候。
草甸学校的老师们，假期是要值班的。村里包产到户以后的这些年，学校总丢东西：办公器具、门窗玻璃，铁炉子、炉筒子，墙上的钟表、门外的电铃，乃至单杠、双杠、足球门、篮球架，什么都丢，春节前后丢得尤其厉害。对值班的事，老师们意见很大，好端端的假期，谁愿耗在学校里？再说以前也值过，东西照丢不误，没用啊。
可是，假期值班是草甸支书姜志成的意思。姜支书点着宋校长的脑门指示：学校有人值班丢东西是一回事，没人值班是另一回事。前一种，该追究值班老师的责任；而如果出现后一种，该追究的就是他宋德志，就是全体老师，他姜志成再不会给学校出一分钱。
宋德志不敢忤逆这个土皇帝，当然要安排老师们假期值班。而为了说服大家，他还不得不以身作则乃至勇挑重担，把大年初的值班任务安排给了自己。
初五下午，孙福贵簇新的一身出门，去学校找宋德志。经过学校后街时，他注意到校舍后窗上碎了几块玻璃，其中一块尚未脱落，十几个尖尖细细的碎碴，呈放射状辐辏在一起，中间凑出个小圆洞。孙福贵摇头窃笑，又是谁家的浑小子对着窗玻璃练弹弓来？只是又要苦了宋德志了——重新镶玻璃固然是苦差，跟姜志成也不好交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