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吃早饭时，田原问余悦君：“今天有事吗？跟我听课去吧，包你不后悔。”
余悦君真就跟着去了教学楼。离上课还有七八分钟，能容纳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座了。两人在最后排坐下，老师就进来了，是个60来岁的老头儿，黑瘦脸，背有些驼，手里握个黄褐色的水杯，高一脚低一脚地上了讲台。时间未到，老头儿也并不说话，只是用他发白泛浑的眼睛看着下面，不时喝口茶水。
铃声一响，老头儿的眼睛像通了电的灯泡一样突然亮了，腰往上挺了挺，好像背也不驼了，中气十足，开篇直奔主题：猪八戒与阿Q。老头儿一口串了味儿的上海话，余悦君又坐在后排，开始听得有些吃力；可慢慢地，就听出了味道，听入迷了。
余悦君觉得，师大这个驼背老头儿与他以前的老师们很是不同——他讲课不按套路走。余悦君小学听汪艳红、孙福贵的语文课，中学听夏桂兰，中师听刘成金，这些老师大概都有一个套路。汪艳红教的是低年级不说，说孙福贵、夏桂兰，他们上语文课，总是先要分段归纳段意，然后归结中心思想；先要提问学生，然后老师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记下，这课也就完事了。
夏桂兰还为学生们总结了一套概括中心思想的口诀：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赞扬了什么，歌颂了什么……说任你什么文章，只要把这个口诀往上一套，填上那个“什么”内容，中心思想也就搞通了；中心思想搞通了，这篇文章你也就吃透了，以后做类似题目作文的时候就能轻松上手了。比如《荔枝蜜》，通过辛勤酿蜜的小蜜蜂歌颂劳动人民，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构思，通过对偷吃粮食的家雀的描写揭批那些不劳而获的坏蛋……
师范学校刘成金讲文选，比孙福贵、夏桂兰的套路复杂一点。刘成金在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后，还要说到“艺术特色”，还有个“四四”法则：前一个四，是说任何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或戏剧、小说，都要归结出四个条目来；后一个四，是说这些条目大都是四个字，比如：情景交融，前后呼应，使用典故，合辙押韵……
眼前这个老头儿就不太讲究规矩和章法，讲桌上除了一个茶杯，什么都没有。而孙、夏、刘三位，上课一定会带教科书与教案。夏桂兰讲古文的时候，还会摆出一本翻译参考书，万一学生问到，某一句中某个“之”字是什么用法，她的手指就立即在这本翻译书上游走，然后念给大家：“这个‘之’字，‘无意义，取消句子独立性。’”如果有学生追问——余悦君就曾追问过——什么叫“取消句子独立性”，她的手指就再次在书上游走，“这个书上没说，过后我再查查……”
余悦君也当过老师，上课也要带教科书与教案，因为这是教委的规定，不带教案被抓着了要按教学事故处理。那么，台上这个老头儿，为什么就不带书不带教案不带讲稿？是大学里没这个规定，还是虽有这个规定他却违反了呢？
当然带不带书和教案，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可具体到讲课内容上，老头儿也与前三位的路数不同。老头儿开讲的时候连个“过渡”或说“承前启后”都没有。他不说：“上次课我们学习了……今天我们……”，而是上来就是“猪八戒与阿Q”。
老头儿讲课，也不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四四法则——这可能跟大学的教程内容有关，而是上来就是“三个大问题”。余悦君记得其中一个是关于猪八戒的文化意蕴的：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可猪八戒这样一个既贪吃又好色的家伙却博得了人们的喜爱，为什么呢？
没有教案讲稿，没有口诀法则，老头儿却讲得抑扬铿锵、浩浩荡荡：一句是一句，句句不错不空，还常常是复句、长句；一层又一层，后一层定要上一个台阶，深入一层；意思一转又一转，转来转去，猪八戒就成了阿Q的祖上。
老头儿浩浩荡荡地讲了九十分钟，除了偶尔喝口水，一直都看着学生的眼睛抑扬铿锵地讲，讲得全场没一个睡觉溜号的，很多人还喝醉酒了似的跟着摇头晃脑。
下课铃响，老头儿也讲完了，连个“下课”也不说，仍然是驼着背、端着杯，高一脚低一脚地直接出门去了。
余悦君沉浸在老头儿的浩荡之中，半天回不过神来。就听田原在一旁问他：“感觉怎么样？”
余悦君咂咂嘴：“他讲的话，应该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可我不明白，这样的长篇大论，他居然能一句不差地背下来。”
田原纠正他：“不是背，是讲。”
“是讲，否则不会这么有感染力。”
“要不我怎么让你来听呢！这就是高手，顶尖高手！整个师大就这么一个，方郁文，方老师，全国也找不出几个！”
回去时，田原讲了一路的故事。最初，他是打算报考那方老师的研究生的，还带着两瓶茅台酒上门，希望老先生给指导指导，划划范围。谁想，还没进门就碰钉子：“老头儿说人可以进屋，东西得留在门外——之前我也听说过这老头儿清高，可我觉得空手上门也不是个事啊，谁想他那么倔，一点面子都不给！”
田原只好把茅台撂在门口，空手进屋。老头儿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板着脸，冷冰冰硬邦邦像个雕像一样。田原浑身不自在，吞吞吐吐说明来意。“然后我得到了十个字的答复，‘明清文学，戏剧小说为主’——你说，这不是废话吗？！”
田原想了想，换了个含蓄的说法：请方老师给开个书目，复习用的教材什么的。得到的还是一句“废话”：“用什么教材没有限制，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答题时能自圆其说。”
田原还不死心，又左右迂回旁敲侧击：“方老师，您主编的××书我没买着，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我想好好读读。”
不想老人家大怒，“眼睛瞪得溜圆，几乎是结巴着跟我吼：‘我，我，我从来，从来就没编过书，没编过任何书——你说我编过书，我编过什么书？！”田原模仿着老头儿的语气，逗得余悦君直乐。
“其实我是顺嘴说错了，把‘著作’说成了‘主编’。可我还是纳闷儿，就算是我错了，又何至于呢？好像这编书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羞辱了他似的。”
“是啊，为什么啊？”余悦君问。
“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这倔老头儿为什么那么光火。大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不太一样，评职称要科研成果。论文、著作当然是成果，可是耗时耗力，需要学问，需要工夫；好多人没这个学问工夫，还想评职称涨工资，咋办？”
“咋办？”
“编书啊！编书编教材，主编参编，也算科研成果，却比论文、著作轻松省事多了。所以各校各院各系，老师学生都组织起来，拉队伍编书评职称。结果编出的书一堆一堆的，评出的教授也是一堆一堆的，可学问在哪儿啊？！那老头儿是个直性子，看不惯，所以才会对‘主编’两个字那么反感，那么大动肝火！”
“这样啊！要我说，你当诗人就挺好，何必考研呢！”
“当诗人？玩玩可以，指着它挣饭吃，等着饿死——倔老头儿不给划范围，我这心里没谱，就改选了现在的导师。我的导师，原来是师大中文系主任，他有个弟弟是省委常委，我选他之前刚提了副校长——有学问的看不上咱，那就攀个有权力的吧，毕业的时候也能给咱安排个地方。”
“中文系主任，应该也很有学问吧。”
“屁！真正有学问的，谁干那个？本来，他或许多少还有点，现在，就剩一包草了！”
余悦君很惊讶，田原对他的导师竟如此不敬。“学问还能没了？”
“你想啊，他当领导了，天天开会出差，交际应酬，坐着飞机飞来飞去，满世界跑，忙得昏天黑地的，哪来的工夫和心思看书思考做学问？”
“等于是改行从政了，就不要再做学问了。”
“那怎么行！名利名利，名和利哪一个他也不想撒手啊。这‘学问’不仅要做，还要大做！我那导师，就没见他去过一趟图书馆，每年的科研成果可都是系里最多的，左一个右一个，你知道是哪来的？”
余悦君困惑地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