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像大哥哥一样爱我一生，疼我一生，呵护我一生，用心捧了我一生，这是我最幸福的。如果没有你的呵护，没有你的全力支持，我不会走到今天。在此，我真诚地向你道一声：谢谢你，我亲爱的大哥！
亲爱的，如果我走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两个孩子都结婚了，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你却要面对没有我的后半生。我希望你找一个老实贤惠的女人，不然你会受气的，不要图漂亮，找个伴吧。因为你人太好，心太善。我总担心别人欺负你。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也很懂事，这是你我最大的欣慰。等你老了那天，孩子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们那点儿存款也够你晚年用了。
要说的话太多了，越说越沉重，越说越痛苦。这三年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觉得人世间太残酷，太险恶，太不公平了！
好了，就写到这吧。我在天堂里祝福你和孩子们幸福，希望我们全家仍像过去一样充满欢声笑语。
亲爱的，让我留给你一首你最爱听我唱的歌《星星索》：“呜喂，风儿吹动我的船帆，船儿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当我还没有来到你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好了，我到天堂里等你，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祝你和孩子们平安、快乐、幸福！
你的爱妻雅文 2004-3-8晚10点
回忆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就是选择了一个好丈夫。
无论我在外面受多大的委屈，他的怀抱永远是我眼泪的去处。他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脾气又好，从没有畏难情绪。即使不赞成我做的事，也会全力支持我。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给我朗诵起他写的诗：
还记得，
杏林湖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
在月光下摇曳着美丽的身影。
它是我们初吻的见证，
是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还记得，
运动场上那个俊俏的小女孩儿，
她那甜美的歌声，
她那清纯的心灵，
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幸福与憧憬……
初恋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小女孩儿早已变成了两鬓如霜、满脸核桃纹的老太婆，却听到夫君如此的欣赏，心里当然很受感动。
我们相濡以沫、手挽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如今，却面临着生死考验……
写完这封遗书，我躺在床上像死了一样。
2004年3月9日早8点，我最后看一眼我的电脑，看一眼我的写作间，看一眼我的家，暗暗问自己：我还能回到这里吗？还能坐到我心爱的电脑前进行创作吗？这个充满温馨幸福的家是否还能属于我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我无法预测我生命的裂谷到底有多深，更不知我脆弱的生命能否跨过这道生死大裂谷。如果跨过去，我将获得第二次生命，如果跨不过去，我将化作一缕白烟，同这个美好而残酷的世界永别了。
3月9日，我住进了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
2004年3月14日傍晚，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何中生先生，文学院院长、著名诗人李琦女士及文学院的周静，捧着鲜花，从哈尔滨专程跑来看望我。
晚间八点钟，洗澡时，我对着镜子最后一次欣赏我的脖颈。我的脖颈很美，很挺拔，白白净净的很光滑，丝毫没有六十岁老太那种皱皱巴巴的褶子。夏天，我爱穿没领的衣裙。先生也最爱吻我的脖颈。我又抚摸着两只光滑的胳膊……明天，医生要锯开我的前胸，切开我的两只小臂，取出动脉血管给我的心脏搭桥。我不知我的脖颈，我的胳膊，我的一切，是否还能属于我。
晚间十点钟，我和先生站在窗前拥抱告别，久久地沉浸在最后一个夜晚的沉默之中……
末了，先生习惯地吻了吻我的脖颈，嘱咐我：“你早点儿休息。什么都别想，好好睡觉。晚安！”他在隔壁开了一间病房。
我很快就入睡了，等护士叫醒我再次灌肠时，我看到窗外楼上的大钟已是第二天清晨六点了。我知道并非完全由于护士给的两片安眠药在起作用。因为我的痛苦不是在今天，而是早在半年前就开始折磨我了。
事到如今，一切都无所谓了，听天由命吧！人一旦豁出去，反倒平静了。
七点十五分，我靠在床头写下最后一篇日记：
“今天是2004年3月15日，我看到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不知是阴天，还是晴天，就像不知道我的生命结果一样。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平静的承受力。我看一眼茶几上的鲜花和外面的天空，但愿这不是最后一眼。如果真有上帝，我祈求上帝赐给我第二次生命……”
写完日记，我躺下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雅文，醒醒吧，该上台了。”先生叫醒我时，我又睡了一个多小时。
护士后来告诉我，她们从未见过如此平静的病人，上台前居然睡着了。
我被推出门的刹那，最后看一眼窗外的大钟——九点十五分。
我看到孩子们眼泪汪汪地望着我。先生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贴着我的脸，亲切地嘱咐我：“雅文，别紧张！我在外面陪着你，手术一定会成功……”
我向家人，向何副主席、李琦院长挥了挥手，就被护士匆匆地推走了。
躺在车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母亲去世前一样，就像一片树叶扁扁地贴在床上，母亲活到八十九岁，我还不到六十岁……
我被推进手术室里，发现所有的面孔都一样，口罩捂得严严的，根本认不出谁是谁。我知道，我的生命就交给主刀的刘晓程院长及医护人员了。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最痛苦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亲人。
先生告诉我，当他看到手术室厚厚的大门被关上的刹那，他的心突然好像被掏空了。他不知这扇大门是否会将我俩隔开两个世界，他不知再见到我时，是一个活人，还是一具尸体。
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焦急、最难熬的十几个小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抓心挠肝。他一次次地趴在手术室门外的地上，听着手术室里的动静。可他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听到自己焦急的心跳。一直等到晚间十一点二十分，刘晓程院长出来告诉他：“手术结束了，雅文大姐的心脏复跳了。”听到这句话，先生的眼圈“刷”地红了。
3月16日上午，我经历了因渗血不止、输了近5000CC血和血浆、难以关胸的十四个小时大手术之后，周身插着氧气管、吸痰管、滴流管等各种管子，打着吊瓶，盖着白单，像死人似的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六号床上，昏昏沉睡，只觉得有人拍拍我的脸，听到一个声音在唤我：“雅文大姐，醒醒吧。今天是十六号了，手术做完了，给你心脏搭了六个桥，把你破碎的心修好了。”
我恍恍惚惚觉得这声音很缥缈、很遥远，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不知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间，不知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一会儿，我才从懵懵懂懂中渐渐醒来，听出是刘晓程院长，却睁不开眼睛。但我记得是3月15日9点15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奇怪，手术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其实，我在生死界上已经度过了一天一夜。
我极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用蒙眬而虚幻的目光，扫视着被切开的两只小臂及锯开的前胸，三处刀口都用厚厚的纱布包着，这才意识到：我终于活过来了。
那一刻，我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所有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真正“死”过一回、亲身经历过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救命之恩。
刘晓程院长握住我的右手，让我用力握，又握住我的左手，然后又让我动动双脚的脚趾，问我：“你能记住你病房的电话号吗？”
我微微点了点头。看到我一切正常，刘晓程带着医护人员走了。
我懵懵懂懂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雅文，你终于活过来了，你一定要写写你自己，把你六十年的人生真实地告诉人们，不然就这样走了，太遗憾了。”
我知道，那不是别人，而是我虚弱的心灵在对我说话。我知道它被挤压得太久太久，太需要宣泄和释放了。
于是，就在这重症监护室里，就在我的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我决心写出我的一生。从这一刻起，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日夜鼓噪着我、呼唤着我，就像手术前鼓励我一定要跨过生命大裂谷、顽强地活下去一样，一个新的生命支点又开始支撑着我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生命！
麻药劲儿过了，三处刀口开始剧烈地疼痛，无法入睡。我的思维却完全沉浸在对自己人生的遐想之中，大大缓解了我肉体的痛苦。
后来，朋友说我：“雅文，你太厉害了。我相信别人可以打死你，但却不能打败你。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是的，我曾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三处刀口剧烈地疼痛，口渴难忍，却不让喝水，护士只能给一块冰吮两口，嘴唇暴起一层层硬皮。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不能讲话，只能按照护士事先教的手势动一动手指。护士不停地帮我捶背，让我咳嗽，让我把气管里的痰咳出来，每咳一下，刀口就会钻心地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左前方的监视器，看着我的心律和血压在生命最微弱、最危险的界线上徘徊。每当心律升到危险界线时，护士就急忙让我做深呼吸。我每呼吸一次，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躺在生死界上，对人生，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人死如灯灭，恩仇荣辱，功名利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此刻，最真实的是我还活着。
三天后，18日上午11点20分，我被推出了重症监护室。早已等在门口的先生，张开双臂激动地奔过来……
接下来，我承受着术后最痛苦的阶段，三处刀口钻心的疼痛，日夜不停地折磨着我，每次翻身，都能听到锯开的前胸骨被钢丝缝上后的摩擦声，每次起身去厕所，都要抓住床扶手折腾半天，使出全身的气力才能爬起来。
但我脸上却一直挂着微笑，因为我还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痛苦都会过去。护士发的去痛片我一片没吃，我怕吃去痛片对身体不好。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第三天，我在先生的搀扶下，就扶着墙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动了。
十几天后，为了给刘晓程的报告文学增加一些内容，我拖着极度虚弱之躯，采访了两个即将手术的外国患者，还走进手术室，观看了一台刘晓程为美籍华人做的心脏大手术。
4月3日，我怀着虽然虚弱但却“健康”的心，在先生和孩子的陪同下，踏上了回家的路。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能体会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了！躺在车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活着真好，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是的，生命终于又属于我了！
我望着窗外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有一种看不够的贪婪。阳光大好，万里无云，悠悠小风吹拂着二十天前还是枯黄现却已变绿的树叶，吹拂着刚刚泛青的小草……阳光，小风，小树，过去司空见惯的一切，今天突然变得如此亲切如此美好了。
但我知道，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我的心变了。
我好像重新诞生了一次，好像返璞归真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吧。仔细一想，婴儿出生时，心灵本来是纯洁而美好的，没有任何奢望和欲念，只是长大变成社会人以后，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了数不尽的烦恼。
一路上，我一直在为自己庆幸，庆幸我无意中结识了刘晓程。可是，另一种思绪却又缠绕着我，假如我不是一名作家，不享受医保，我是穷山沟里的农妇，我是每月仅有一二百元的下岗女工，没有能力支付两次十几万元的手术费，那么，我将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又将会有怎么一番人生结局？那四百万像我一样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我一样，获得手术机会？中国百姓看病贵、手术难的问题，何时才能得到解决？我把这番思索，写进了刘晓程这篇报告文学里。
手术这段时间，我一直被亲情、友情和领导的关怀包围着，这使我对人性、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
术后不久，中国作协《作家通讯》主编高伟先生和刘涓迅处长带着礼品，代表中国作协创联部从北京专程跑到北戴河来看望我。紧接着，《人民文学》原主编、著名作家程树榛夫妇手捧鲜花，也来看望我……
6月29日上午，我家又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人。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常务副主席陈建功、书记处书记田滋茂、中宣部文艺局文艺理论处处长梁鸿鹰、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陈崎嵘、中国作家网主编胡殷红等领导，带着从北京带来的七个头的蝴蝶兰及贵重礼品，来看望我。
一个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苦孩子，一个屡经坎坷、大难不死的作家，看到领导如此关怀，我备受感动。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金炳华书记说的一番话：
“雅文，你抓到《盖》剧这样一个弘扬中华民族志气、讴歌国际主义精神的题材，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你对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首肯，反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这也是文艺腐败的一种表现……”
三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首肯，我这颗刚刚搭了六个桥的虚弱之心，顿时又激动起来，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金书记，听您这么说，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作为一名作家，我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能得到公平的承认。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正义呐喊，为他人呼吁，可是轮到自己头上，却没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金书记说：“雅文，你不要难过，中国作协的领导都很关心你，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找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他们会全力帮助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