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追求》刚在发表中，还没听得什么意见。但据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说，是太沉闷。他们都是爱我的。他们都希望我有震慑一时的杰作出来，他们不大愿意我有这缠绵幽怨的调子。我感谢他们的厚爱。然而同时我仍旧要固执地说，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上面已经说过，《追求》的著作时间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个月；这并不比《动摇》长，然而费时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搁起来的日子，两个月是十足有的。所以不能进行得快，就因为我那时发生精神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
这也是没有主人公的。书中的人物是四类：王仲昭是一类，张曼青又一类，史循又一类，章秋柳、曹志方等又为一类。他们都不甘昏昏沉沉过去，都要追求一些什么，然而结果都失败；甚至于史循要自杀也是失败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我决计改换一下环境，把我的精神苏醒过来。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
七
最后，说一说我对于国内文坛的意见，或者不会引起读者的讨厌罢。
从今年起，烦闷的青年渐多读文艺作品了；文坛上也起了“革命文艺”的呼声。革命文艺当然是一个广泛的名词，于是有更进一步直截说出明日的新的文艺应该是无产阶级文艺。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呢？似乎还不见有极明确的介绍或讨论；因为一则是不便说，二则是难得说。我惭愧得很，不曾仔细阅读国内的一切新的文艺定期刊，只就朋友们的谈话中听来，好像下列的几个观点是提倡革命文艺的朋友们所共通而且说过了的：（1）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闲暇态义，个人主义；（2）集体主义；（3）反抗的精神；（4）技术上有倾向于新写实主义的模样（虽然尚未见有可说是近于新写实主义的作品）。
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表现于作品上时，却亦不免未能适如所期许。就过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虽然有一部分人欢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么？如果有人一定要拿这句话来闭塞一切自己检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对。但假如还觉得这么办是类乎掩耳盗铃的自欺，那么，虚心的自己批评是必要的。我敢严正地说，许多对于目下的“新作品”摇头的人们，实在是诚意地赞成革命文艺的，他们并没有你们所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惰性或执拗，他们最初对于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热烈的期望的，然而他们终于摇头，就因为“新作品”终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摆脱“标语口号文学”的拘囿。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标语口号文学”——注意，这里所谓“文学”二字是文义的，犹之Socialist Literature一语内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艺的价值。我们空口议论，不如引一个外国的来为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顷，俄国的未来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语口号文学”，他们向苏俄的无产阶级说是为了他们而创造的，然而无产阶级不领这个情，农民是更不客气地不睬他们；反欢迎那在未来派看来是多少有些腐朽气味的倍特尼和皮尔涅克。不但苏俄的群众，莫斯科的领袖们如布哈林，卢那却尔斯基，托洛茨基，也觉得“标语口号文学”已经使人讨厌到不能忍耐了。为什么呢？难道未来派的“标语口号文学”还缺少着革命的热情么？当然不是的。要点是在人家来看文学的时候所希望的，并非仅仅是“革命情绪”。
我们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地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至少也是无意地撞了上去了。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似乎始终不曾预防到一着。因而也就发生了可痛心的现象：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的。“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后竟受到摇头，这便是一个解释，不能专怪别人不革命。这是一个真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承认这真实，承认这失败的原因，承认改进的必要！
这都是关于革命文艺本身上的话，其次有一个客观问题，即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的对象。或者觉得我这问题太奇怪。但实在这不是奇怪的问题，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问题。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什么是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或许有人要说，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的，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能够”做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但是事实上怎样？请恕我又要说不中听的话了。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他们有他们真心欣赏的“文艺读物”，便是滩簧小调花鼓戏等一类你所视为含有毒质的东西。说是因此须得更努力作些新东西来给他们么？理由何尝不正确，但事实总是事实，他们还是不能懂得你的话，你的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话。如果先要使他们听懂，惟有用方言来做小说，编戏曲，但不幸“方言文学”是极难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尝试。所以结果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是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你的作品的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也许有人说：“这也好，比没有人看好些。”但这样的自解嘲是不应该有的罢！你所要唤醒而提高他们革命情绪的，明明是甲，而你的为此目的而做的作品却又明明不能到达甲的面前，这至少也该说是能力的误费罢？自然我不说竟可不做此类的文字，但我总觉得我们也该有些作品是为了我们现在事实上的读者对象而做的。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不革命，所以对他们说话是徒劳，那便是很大的武断。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没有痛苦么？他们不被压迫么？如果他们确是有痛苦，被压迫，为什么革命文艺者要将他们视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们的神圣的笔尖呢？或者有人要说，“革命文艺”也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种痛苦；但是我要反问：曾有什么作品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么？没有呢，绝对没有！几乎全国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然而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罢！这仿佛证明了我们的作家一向只忙于追逐世界文艺的新潮，几乎成为东施效颦，而对于自己家内有什么主要材料这问题，好像是从未有过一度的考量。
我们应该承认：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现在的“革命文艺”则地盘更小，只成为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读物，离群众更远。所以然的缘故，即在新文艺忘记了描写它的天然的读者对象。你所描写的都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你的用语也不是他们的用语，他们不能懂得你，而你却怪他们为什么专看《施公案》、《双珠凤》等等无聊东西，硬说他们是思想太旧，没有办法；你这主观的错误，不也太厉害了一点儿么？如果你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那即使你的事实中包孕着绝多的新思想，也许受他们骂，然而他们会喜欢看你，不会像现在那样掉头不顾了。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
说到这里，就牵连了另一问题，即文艺描写的技巧这问题。关于此点，有人在提倡新写实主义。曾在广告上看见《太阳》七月号上有一篇详论《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但未见全文，所以无从知道究属什么主张。我自己有两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艺杂志，不知道新写实主义近来有怎样的发展；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经在《小说月报》上有过一点介绍，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坛消息》，文题名《俄国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起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弛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炼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现在我们已有此类作品的译本，例如塞门诺夫的《饥饿》。虽然是转译，损失原来神韵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新写实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要对无产阶级说法，所以要简炼些。然而是文艺技巧上的一种新型，却是确定了的。我们现在移植过来，怎样呢？这是个待试验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先来考虑一下的。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炼是很困难的；求简便入于文言化。这大概是许多人自己经验过来的事。第二是社会活用语的性质这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所要描写的那个社会阶级口头活用的语言是属于繁复拖沓的呢，或是属于简洁的。我觉得小商人说话是习惯繁复拖沓的。几乎可说是小资产阶级全属如此。所以简炼了的描写是否在使他们了解上发生困难，也还是一个疑问。至于紧张的精神律奏，现在又显然地没有。
最为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了解的中国旧有的民间文学，又大都是繁复缓慢的。姑以“说书”为例。你如果到过“书场”，就知道小资产阶级市民所最欢迎的“说书人”是能够把张飞下马——比方地说——描写至一二小时之久的那样繁重细腻的描写。
所以为要使我们的新文艺走到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去，我们的描写技术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写实主义的路”，则尚待多方的试验。
就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虽然我是这么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却就全犯了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说只有知识分子看看的。
八
已经说得很多，现在来一个短短的结束罢。
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申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情热。
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条新路；新写实主义也好，新什么也好，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了解不厌倦。
悲观颓丧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地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地勇敢地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没有把文坛推进一个新基础那样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的信念，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见对大家说出来，等候大家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1928年7月16日，东京。
（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