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完成地下、地面项目档案4588卷，包括各类纸质资料2.38万袋8.22万份，电子光盘0.3万盘，照片740余册5万张，反转片250余册1.4万张。先后组织出版了《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重庆库区文物考古论文集》、《万州大坪墓地》、《瞿塘峡题刻保护工程》、《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古栈道》等，还有部分成果也即将完成出版。先后在库区、香港、广东举办了《重庆库区文物保护成果展》、《二期阶段文物保护工作汇报展》、《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等展览，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报、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重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组织了宣传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和成果的专版、专刊、专栏、专题片、现场直播等。完成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建设和展览工作，并于去年6月份正式对游人开放，成为我市全面集中展示三峡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中心馆。完成了对云阳大梁岩画、忠县冯氏华表、乌杨汉阙、奉节滟滪堆以及纤夫石、阴沉木等重要文物、文化遗迹的抢救性切割、搬迁。重庆库区丰都、巫山、云阳先后完成了新库房的建设，奉节、万州等实施了文物库房改造。现据考古发掘情况，对各个时期的先民遗迹作概略介绍。
（一）旧石器时期的先民遗迹
三峡旧石器时期的先民遗迹有50余处，其跨度涉及到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各个阶段。
最早的遗迹，当属本章开始时所述的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的巫山猿人遗址，其年代为距今204万年。这个遗址的发现，不仅把中国猿人的出现较之云南元谋猿人提早了30万年，成为亚洲人类的最早起源，打破了过去学术界认为亚洲人类由非洲迁来的论断，而且为在我国青藏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化石（200万—400万年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丰都县高家镇遗址是华南地区乃至东南地区罕见的旷野类遗址，其年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或偏早中期阶段，地质时代大致在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还有丰都的井水湾、冉家路口等六个遗址。
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为主的特点及复杂的石器类型，与中国南方石器以砾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可能代表一种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中期，与此同一时代的还有奉节藕塘、万州大地评、忠县乌杨等遗址。
属于更新世中晚期的遗址有黔江红土湾老屋基洞遗址。
铜梁遗址则属旧石器晚期遗址。与此时代相近的还有九龙坡区的桃花溪遗址、大渡口区马王场遗址、合川铜溪桥角村遗址和小河乡小河村遗址等。
奉节县的鱼腹浦遗址，其年代距今7000—8000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末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属于此阶段的还有十余处，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的第二级阶地上。
（二）新石器时期的先民遗迹
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30余处，都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以二级阶地为主的阶地上。这30余处遗址，代表两支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瞿塘峡以东，属江汉平原大溪文化的西界，巫峡以西到江津王爷庙，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则广泛分布着哨棚嘴文化。大溪遗址前文已有介绍，此不再叙，此处重点叙讲哨棚嘴遗址及其代表的哨棚嘴文化。
哨棚嘴遗址是忠县井沟遗址群中的一处。与此相近的还有巫山县的魏家梁子遗址和锁龙遗址、奉节县的老关庙遗址、江津市的王爷庙遗址、合川市的沙梁子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文物表明，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其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5000年之间。
（三）****以后的先民遗迹
这个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段。
1.****和西周时代遗迹。这个时段为早期巴文化遗存。此类遗存有约70处，主要分布在长江干流以及大宁河、澎溪河、井沟河等主要支流的两岸开阔地段，比较重要的有万州塘房坪遗址和中坝子遗址、奉节新铺遗址、忠县滑棚嘴遗址（第二期）、涪陵镇安遗址、巫山双堰塘遗址等。
2.春秋战国时代遗迹。这个时段为晚期巴文化遗存。主要有九龙坡区冬笋坝的战国晚期船棺墓葬、涪陵小田溪战国墓葬群、云阳李家坝Ⅱ区的春秋战国小型坑墓和瓮棺葬等，至于李家坝Ⅰ区的聚落遗址则包括东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堆积物。
3.两汉六朝时代遗迹。两汉前期的墓葬遗址，在九龙坡冬笋坝、南岸区马鞍山和干溪沟、涪陵点易大队、奉节风箱峡、巫山麦沱等皆有发现。除风箱峡为崖棺葬、筛溪沟有瓮棺葬外，其余均为土坑墓葬。
西汉中期到新莽时期的墓葬遗址，在巫山至重庆长江两岸各地均有发现。墓葬包括崖棺崖、岩坑墓、土坑木棺墓三种，其中以土坑木棺墓为主，较为重要的是渝中区临江支路的西汉墓群。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古城、聚落、烧窑和墓葬遗址。古城遗址主要发现是巫山，聚落遗址主要是前述的云阳李家坝，忠县中坝发现汉代平焰龙窑三座遗址、江北区小岩头半倒临窑遗址和合川孙家坝青瓷窑址等，墓葬遗址较多，主要有土坑墓、瓮棺葬、悬棺葬、石室墓、砖室墓、崖墓等类型。
4.隋唐以后遗迹。
隋唐以后的遗址，有废弃城址，如潼南崇龛县址、合川赤水县址、永川汉东城万寿县址、大足田水铺昌州城址、荣昌昌州城址等，还有如合川钓鱼城、渝北多功城、万州天生城、云阳盘石城等南朝抗元遗址等。
关于窑址，则有南岸涂山的宋代瓷窑，还有北碚、合川、巴南等地的黑釉窑等。
窖藏中比较重要的有荣昌宋代瓷器窖藏、开县温家镇宋代龙家窑瓷器窖藏以及长寿县的明代窖藏等。
隋唐以后的墓葬遗址，唐墓有万州的初唐刺史冉仁才及夫人汉南女王的合葬墓——云阳明月坝的一座唐墓；宋代墓葬以石室墓为主，数量较多；元末红巾军起义领导人明玉珍墓十分重要，该墓葬于江北区上横街洗布塘；明墓以铜梁的李三溪夫妇墓、张文锦夫妇墓等较为引人注目；清墓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难以枚举。
应当说，三峡地区先民的遗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都有较为浓烈的水文化色彩。
二、先民遗迹蕴含的水文化信息
三峡地区先民留下的遗迹中，蕴含了不少水文化信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遗迹的区位分布
上述遗迹，基本上都分布在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水系的两岸阶地上。这证明先民们逐水而而居，他们利用江河进行鱼猎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在考古发掘上，区位分布该如何划分，三峡文物的海拔高程的分类分布如何，需请教文物专家补充）。
（二）遗迹的鱼图鱼骨
先民留下的遗迹中，好多都有鱼骨残留。这些鱼骨，有的是食用后的弃渣，如丰都县玉溪遗址中就有不少吃剩的兽骨、鱼刺、蚌壳等物抛撒在江边，这说明，先民们在陆上狩猎围兽的同时，也下河捕鱼、拾蚌，作为维持生命的食物。
有的则是加工腌制留下的鱼头、鱼牙、鱼鳃等。如在上一节里列举的大溪遗址中，就有青鱼、草鱼、鲟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而最多的鱼种则是草鱼、青鱼、鲢鱼、鲤鱼等鱼骨，中堡岛更发现有一二百个坑深1米多，坑口宽2.6米的坑成堆成片堆积着鱼鳃骨，鱼鳃纹理清晰可见。这些鱼骨不是自己食用剩下的，而是将捕捞的鱼去掉鳃、头等，腌制成咸鱼，再运销外地。
在大溪文化遗址200余座古墓里发掘的上千件文物中，堆积的鱼骨很多，有的将生鱼放在死者身上，有的放在脚旁，还有的衔在口中。显然，这种墓葬所反映出的已不仅仅是将鱼作为一种殉葬品以飨死者，而是表明他们对鱼有特殊的信仰和崇拜。这种信仰和崇拜，正是他们长时期以捕鱼为生，鱼已成为他们赖以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食物，进而演化为神赐的圣物的结果。
除了先民遗迹留下的鱼骨等直接证明他们倚水居住、依水取食的水文化习性之外，还在一些遗迹上，镌刻一些鱼类图案，记载他们世世代代凭水取鱼所留下的历史记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主要列举三峡地区先民遗迹的同时，也适当选用一些邻近的实例。有的实例，虽然远在川西平原，但因系巴人支系所为，自然也应作为实例，予以列述。
在考古发掘的先民遗迹中，发现有青铜器皿于上镌刻着一些鱼的纹饰。于曾在巴地流行。《南齐书·始兴王鉴传》载：“广汉什邡民段祚以献鉴。”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古于》里记述他收藏的三个于，发现地点一个在澧州慈利县，两个在峡州长阳县。巴人曾将它作为歌舞时“与鼓相和”的伴奏乐器。《周礼·鼓人》载：“以金和鼓。”郑玄注曰：“，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这种形状似碓头的乐器，击法与鼓不同，鼓击其面，击其身。
于上的鱼形纹饰比较多。其一，此鱼绘于常德出土的于上，鳍、尾和鳞，与鱼酷似，纯属写实图案；其二，此鱼绘于万州出土的于上，写实性较强，鳞甲以四个并排的圆圈代表，已近图案化；其三，此鱼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于上，其图案与其二近似；其四，此鱼绘于湖南龙山出土的于上，鳞、鳍、头、尾齐具，其图案性更强；其五，此五个鱼纹饰见湖南博物馆馆藏的于，前四个图案近似其四，第五个较特殊，头的一侧有双眼，近似比目鱼；其六，此鱼纹饰见重庆原巴县冬笋坝出土的船棺的铜钺上，写意性较强，只草草几笔，大致勾勒出鱼形；其七，此鱼纹饰见于湖南石县出土的于，其形也似比目鱼。与一般鱼纹饰略有差别的是鳖纹饰。鳖，即甲鱼，俗称团鱼。此纹饰与鳖灵部族在蜀建立开明王朝相关。鳖灵部族系巴族的一支，曾居于荆楚的清江流域，后沿长江西上至成都。先协助杜宇王朝治理洪水，尔后杜宇乃委以政事，若尧之禅位。鳖灵即位，建立开明王朝。先民崇拜鳖灵，以鳖为图腾，将其镌铸于巴式青铜器上。如在绵竹一号墓出土的铜勺上，即镌铸有鳖纹饰，此纹饰已图案化，尾部多出两小足；又如成都百花潭中学四号墓出土的铜矛上，也镌铸有鳖的纹饰，头尾四肢分明，但四足作方形，背部着方纹；再如郫县原红光公社出土的铜矛上所镌铸的鳖的纹饰，与百花坛中学的鳖图案近似，其足更接近鳖足。
（三）遗迹的捕鱼工具
巴人以什么方式捕鱼？除用石制矛、箭等击杀外，还用网捕鱼。申世放先生在《重庆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和《巴族鱼文化》中，列举了青铜器物上两种鱼网纹饰，并略加叙说：“前者是手撒网，刻得较抽象，或许象征网已没入水中，故网线十分模糊；后者是一种拦河网，最上面的绳下以‘X’为网线，只画一排‘X’，表明网已入水。”
在前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见一种直径10厘米左右的大型网坠。如万州涪溪口遗址的下层，就有以打制砾石并修整边缘而制成的网坠，合川沙梁子遗址也有类似的网坠。这些网坠系由椭圆形或圆形扁平的砾石打缺两侧而成，当是先民用来捕鱼牡拦河网所系的网坠。《重庆市江津县交通志》对此作了具体叙说：“1980年，重庆市博物馆在僰溪口王爷庙（祭祀河神庙宇）旧址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试掘，采集和出土石器144件（出土53件，采集91件），其中有石网坠、石球、石镞。从这些石器看出，当时渔猎经济占重要地位，是先民们依山傍水捕鱼为生的生活反映。”
巴族支系较多，虽皆捕鱼为生，但捕捞的方法却各有不同。除上述网捕之法外，还有一支系擅长饲养鱼鹰捕鱼。鱼鹰就是鱼凫，亦即鸬鹚。《尔雅·释鱼》郭璞注曰：“鸬鹚也，嘴头曲如钩，食鱼。”对鸬鹚叙述得最详细的是明朝人徐芳的《鹚说》：“鹚，水鸟，状类凫而健啄者也，善捕鱼。河上人多畜之，载以小桴，至水伏鱼所聚处，辄驱之入。鹚见鱼，深入疾捕，小者衔之以出，大者力不胜，则碎其翅，呼类共捕，必噎之乃已。而渔人先以小环束其颈间。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皆攫去；小者虽已咽至环处，鲠不可下，渔人又辄提而捋之，鱼累自喉间出。至楞极乃稍以一二饲之，而又驱之。”
正由于这支巴人善于养鱼凫捕鱼，人们便逐渐以鱼凫族相称，即巴族鱼凫支系，亦称之为鱼凫巴人。鱼凫巴人曾沿长江西上，经岷江到达成都平原，战胜柏族，建立了鱼凫蜀国。
鱼凫巴人将他们特有的捕鱼工具——鱼凫作为饰物，凡他们势力所及的地方都有所发现。其一，为湖北宜昌中堡岛出土的泥质器把，制作简单，额上置眼，前有如钩之啄；其二，广汉三星堆出土，其中空的颈细长，眼偏上，喙啄长而尖；其三，此系广汉三星堆出土鱼凫头柄中制作最精美的一件，眼在额部，长喙十分逼真，啄部上下紧合，前如钩状，颈部还饰以云纹；其四，此为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巴式矛上的图案，圆头配以圆睁的大眼，前伸的长喙端部急折如钩，身部则抽象为很小的一组图象；其五，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出土的青铜鸟首，酷似鱼凫头部；其六，亦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祭祀坑，此为美化的鱼凫首铃，铃顶置系环首的上部前为如钩之喙，后着，中有圆睁的大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
（四）遗迹的舟船
先巴民族和巴民族在捕鱼的时候所使用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是船。
当然，原始先民驾驭船只，不仅仅是为了捕鱼，渡人、载物也是它的重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