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钱穆回忆：“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亦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
张中行回忆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的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按：以上三个版本板书和翻译者略有不同，疑为不同次演讲所致）
周祖谟回忆，他读小学时，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见过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位先生讲演。梁先生讲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清代学术，听的人很少。当时章头发已经斑白，戴着一副白眼镜，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他几乎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板书。周祖谟上了大学，才回忆起当时写板书的人是谁：矮而胖的是钱玄同，高而瘦的是马幼渔。
1934年，章太炎在大学演讲，教大学生要读历史。他说：“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就因为得力于《文献通考》；胡林翼善治兵，是因他深知《资治通鉴》；左宗棠腹中也不过有一部《读史方舆纪要》。历史好比一面镜子，任何社会活动的真相，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该讲习会实际上已经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由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二年，分四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其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该讲习会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时听课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多是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日本人。章门弟子任鸿隽回忆说：“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楙、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所以还记得。”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到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此后，章太炎应鲁迅等八人之请，开设小班，许寿裳回忆：“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原名夏）、朱逖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注：钱学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仅仅持续不足一月。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做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做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乃蒙去听了章太炎的此次讲学：“我忍耐等着，一直到了四点半，才见他坐一辆包车，直到园里来。他下了车，让老车夫挽着上楼，我们七八个人在后面跟着。他在国学室休息，我们在讲堂里候着。我注意今天的听众：八个人当中，三个似是小公务员（佩圆形证章），二个似是小学教员（佩三角形证章），一个穿西装，颇有党部干事的风度，其余二位，则短袄土袜。这就是讲学！这就是一代大师的讲学！太阳斜照玻璃窗，老冬青在晚风中颤摆，我不禁悲怆起来，……快到五点了，国学室走出两位伛偻老者，和几个师范生似的人来（其中二人为笔记者），无疑地这是国学会的干部。再经若干时间，章先生才由车夫挽着上台，后面跟着一位胡须大汉，拿着粉笔与抹桌布……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地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因为明天是******。他是革命的前辈，在野的文人，他的讲述，自然比明天的’国庆纪念感言‘之类的文章，来得切实。但静听下去，只听得哦哦的响，不知说些什么。……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
此间，有人自称钱曾祺博士，致书章太炎云：“太炎长老：君龙钟讲学，发音如犀牛，殊觉可爱！”章阅之苦笑，亦无奈何。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年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做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晚饭后由汤国梨搀扶，一起外出散步，不意昏倒在地。经过抢救，他虽脱离了危险，却卧床不起。这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次日凌晨，章从口中吐出两块鼻菌烂肉，病情再度恶化。
此时，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们，鳞次跪在章卧室外的空地上，焚香祷告，为老师祈福，他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得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汤炳正回忆：“十四日清晨，先生去世时，除先生家人之外，我与同门李恭（行之）也在旁。先生目已瞑，而唇微开，像有什么话还未说完。……这时，家人忙乱悲痛，我代为整理床头杂乱衣物，李恭则跪在床前，口念’阿弥陀佛‘，并以手托先生下颌，使唇吻渐合。”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病逝后，国民政府拨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