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曾听过陈寅恪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陈讲课时，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1943年成都燕京大学礼聘陈寅恪到国史系开课。国文系一名学生在毕业论文后列举了大量参考书目，以警奇炫博。陈见到书目后问：“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学生支支吾吾，陈当即指出：“此书只有北平图书馆藏有，柏林图书馆也有，内地不会有此书。”接着他告诫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没有看过的书，不应列入充数。
王钟翰回忆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讲课的情形道：“先生初开魏晋南北朝史，继开唐史，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十人，讲堂座无虚席，侍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记得先生开讲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先生讲课，稍带长沙口音，声调低微，每令人不易听懂。而所讲内容，既专且深，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难为一般大学生所接受。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了。”
有一次，陈寅恪讲元稹的《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时，忽然问坐在前排的唐振常：“为什么说‘长开眼’？”唐瞠目结舌，无以言对。陈又问了几个学生，皆不能回答。于是陈寅恪从“鳏鱼眼长开”讲起，说明元稹将不再娶。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园，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因他双目已盲，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婉言谢绝。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他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王永兴忆及此感动地说：“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王永兴曾回忆当时备课上课的情形：“他备课也是极其认真、十分严谨的。一般的情况是：在开始备课的前几天，他向我和汪先生说，这一学期他要讲的主要问题、主要内容，然后就指定我们读哪些书给他听。他备课要读的第一种书总是《资治通鉴》，然后是《通典》、《会要》、《六典》、两《唐书》等等，当时的情景是：我们坐在两个沙发上，当中摆着一架书，在我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他指定我读《通鉴》哪一卷或者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而且嘱咐我要读得慢一些，读得清楚一些。读到一个段落，他就叫我停下来，他思索着，然后就提出来这一段里的问题和要注意的地方，让我写在本子上。常常是读完《通鉴》某一段，就要我去查出在两《唐书》里，在《会要》、《通典》里所记载的和这一段有关的材料，读给他听，然后，他指出这儿种书所记载的有哪些不同，哪个记载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些，他都让我记在本子上。这样读了几天，他就叫我把本子上所写的重复给他说一遍，他总结综合，口授出来由我写下，就形成了讲课稿或者讲课的详细提纲。不只是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讲课所涉及的史料、与讲课有关的每一条材料，他都做了严谨的校勘与考证。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懂得了什么叫严谨的学风，应该怎样读书、怎样教课，这对我一生的教学研究，都极有教益。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常说：“（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初到岭南大学任教时陈寅恪，讲授“唐代乐府”课程，此课程只有胡守为一名学生选修，但他仍认真讲解，并不辍止。
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一名学生参加清华大学硕士生考试时，因为一个微小的问题，吴宓没有让这个学生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与好友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季羡林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本不了解季的学业，当他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时，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将他推荐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適。有了陈的推荐，季羡林顺利到北大任教。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后，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的研究生朱延丰爱上了北平女子篮球队里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士，但半年即告吹。朱伤心失落，两周未到校上课，宿舍里也不见其踪影。有人说他回江苏老家，也有人说他可能自杀。陈寅恪听闻后异常着急，让罗香林四处寻找，未果。所幸不久，朱延丰回到学校，但一直郁郁寡欢。罗于是对朱说：“听说胡適之先生进行一种翻译计划，我们可求陈师介绍，做点翻译，来寄托寄托。”二人去见陈寅恪，陈非常高兴，立即写信向胡推荐。
1936年冬，邓广铭撰写论文《总评几本〈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发表在次年春的《国闻周报》上。陈寅恪看后颇为赏识，他不知邓广铭为何人，后来从胡適和傅斯年处得知，邓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邓时正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科学研究补助费，研究课题是辛稼轩的生平和对于他的长短句的注释，胡、傅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听了陈对邓广铭那篇文章的评论，便批准了邓广铭的申请。
劳榦是陈寅恪的学生，毕业后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1949年，劳榦随国党民政府退居台湾，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去世以后，他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编辑整理工作。整理资料时，他看到傅斯年的一本书中夹着的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函，陈在信中“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
罗香林写了一篇《客家渊流考》的论文，请陈寅恪为其修改。这日，他到陈家拜访陈寅恪，与其谈论论文之事。罗香林到陈家时，陈寅恪正在午睡，听见罗和唐筼的说话声，便起来招呼。唐筼见陈起床，便很不高兴道：“你要午睡的，怎么又起来了？”陈回答：“我在床上还没睡着，听了说话，知道罗先生来了。他不知道我要午睡，又难得来，所以我起来了。”唐筼坚持让陈去午睡，罗香林见老师被师母责备，内心不安，忙起身告辞。陈寅恪温和地说：“坐一坐吧，论文我看过了，很好，现在我到房里去拿了给你。”坚持将罗留了下来。
罗尔纲一直仰慕陈寅恪，却无缘得见。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避难，罗有幸晤见陈先生。罗尔纲回忆说：“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
王永兴是陈寅恪的助手，居住在城里，每天乘校车往返于清华和城区之间。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王说，分配给他两间住房，在西校门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王很茫然，他并未向学校申请住房。直到1990年，清华大学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并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负责文集的出版工作，他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时，发现了1947年陈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提及为王解决住房的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四，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详情悉由内子面陈”。但此事陈寅恪与唐筼从未向王提起。王读到这封四十多年前的信，宛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陈寅恪仁者之怀的厚德。
周连宽曾协助陈寅恪做资料收集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陈每天把所想到的问题若干条记录下来，交给周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周因为受过图书馆学的基本训练，对图书馆的参考工具书比较熟悉，阅读古书，范围较广，故尚能应付。有一次，陈寅恪严肃地对周连宽说：“我正式承认你是我的学生。”
************时期，米珠薪桂，国家发给陈寅恪较多的食油和肉类，以示照顾。学生周连宽当时因缺少营养而眼珠变黄，肝病缠身，陈寅恪慷慨地分给周一瓶生油，济周于危难之中，周连宽感激涕零。
谠论
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学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说：“平常人把欧亚做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陈源于1922年第一次在柏林听到陈寅恪的上述妙论，觉得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可以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澈了”。
陈寅恪与吴宓谈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时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初到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一家一起住在南院，在赵家搭伙吃饭。饭后，三人总是聊上一两个小时。他们经常谈到一个问题，即何谓“雅”。他们虽然没有拟出一个正式的定义，但是有几点看法却相同：第一，雅这个东西不可求的，往往你越求雅反而越得俗；第二，一个人做人做事写东西不可以避俗，只要听其自然就不会太俗；第三，陈寅恪说太熟套的东西最容易变俗，简单说就是“熟就是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