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曾对张致强说：“’**********‘，我最大的损失是我的日记完全丧失了。我从留学回国就开始记日记，每年一大本，到’**********‘，已经写了四十多本。写的都是每天看书的心得体会、思考的问题、我的学术见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一开始，我就考虑到日记的安全，把它们转移到了一个绝对安全、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1968年秋天）清队的时刻，春雷（指春雷兵团，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群众组织）的头头听人揭发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就把我叫去，命令我写信给帮我保存日记的人，说我有用处，叫把日记还给我。我写好信，谢自由（按：学生）叫我把信交给他，说由他派人去取日记。帮我保存日记的人看到我的信，只好把日记交出来。不久，谢自由毕业分配走了，日记也就没有下落了。不知是谢自由带走了，还是留下散失了。有一册日记散落在成都一个旧书摊上，恰好让我的一个朋友发现，认出是我的笔迹，用钱买了，悄悄地还给我。我就只有这一册日记了，这是我’**********‘最大的损失……”说到这里，吴宓不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76年1月9日，刚回到重庆的张致强便去西师看望吴宓，到门口，便有一个邻居的中年妇女愤怒地拦住他，不许他进屋，两人大吵起来。原来，前一天上午，有个剃光头的劳改释放犯手持菜刀去威胁吴宓要钱，吴宓没钱，那人便说下午去取，吴宓气得想自杀。西师院革委叫邻居保护吴宓，发现可疑的人找吴宓就及时报告院保卫部门。张致强正好剃了光头，故而被邻居以为是前一天的劳改犯。
悲逝
张致强回忆，他于“****”中第一次去拜访吴宓，吴曾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895年某月某日生。我留学过英、法、美等四个国家，我会几国外语。我已预测出我将在1977年7月1日这天死去，从今天起，我在世界上还能活600天！”张听罢不禁毛骨悚然，叩问吴怎么预测的。吴宓坚定地说：“这是我的秘密，我不告诉你。总之，我的预测是准确的。”张感到悲哀，便安慰吴宓：“如果你的预测是准确的，那时如果我还在西农没有走，我一定来照料你，给你送行。”吴宓坚定地说：“不！在那一天之前很长时间里，我已经昏迷不醒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来请教我学问！”其后，张每次去看望吴宓，吴宓第一句话总是说：“从今天起，我还能活五百××天。”后来，吴宓1977年7月1日并没有去世，多活了半年时间，人们说，是由于打倒了“******”，吴宓心情愉快所致。
1977年，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料。此前，吴宓原本就答应妹妹要回陕西，但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闻听此语后，无论妹妹吴须曼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财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行李却很简单——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吴须曼面粉厂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渐渐好转，由人搀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里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便给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叙说留学美国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里心灵上的慰藉。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7日凌晨3时，吴宓离开了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妹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16日夜，贺麟梦见吴宓，醒来颇觉奇怪，怎么多年不见，故人忽然又入梦来。后来才知悉，吴就在第二天离开了人世。
评析
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他自己却看不到。”
钱锺书在书评里写道：“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混沌的状态，以至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黏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姚文青说：“世或谓雨僧为儒家信徒，维护封建旧礼教者。实则雨僧受西洋思想影响较深，平生好读柏拉图语录和《圣经》，兼嗜内典，然非迷信宗教，亦非坚守儒家传统思想，盖取耶教之牺牲精神，与佛教之大悲大智大勇，用为一己治事取法。观其恋爱离婚，其在当时，固旧礼教之叛徒也。”
季羡林曾评价吴宓：“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杨绛谈及老师吴宓时说，他“老实得可怜”，“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是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易社强评价吴宓：“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光文教授认为：吴宓做出了三大突出成就，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锺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