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老师们常常上完课就径自离开，课后学生也往往忘记擦黑板。吴宓对此却很在意，他发现空教室黑板上有粉笔字时，总是默默走过去擦干净，拍拍手又默默离开。上课时，吴宓也总是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吴把黑板擦放在讲台下，要擦时找不到，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来擦黑板，急得前排学生赶紧跑去找出黑板擦来擦。每次下课，吴宓也总是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方离开教室。
吴宓一生都有捡纸烟盒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一见烟盒必捡回家。他曾经说过：“我讨厌抽烟，也讨厌乱丢烟盒，影响公共卫生。”又说：“烟盒纸都很好，背面完全可以利用。”
西南师范学生陈述爵回忆，有位高年级学生告诉他，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时，系上发动高年级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老师一般不会在白天人多时去看那些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吴宓却常在这个时候捧着一个厚厚的小本子，认认真真地记录着学生对他的每一条意见。当发现有错别字时，还要在大字报上予以纠正。
1974年，吴宓公开反对批孔，成为众矢之的。当时西南师范批斗吴宓，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吴宓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次批斗时，吴躬身请教一个造反派：“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含义？”答曰：“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狗屎堆！”吴听罢，连呼：“大谬矣！大谬！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在场的几个好心人悄悄说：“事已至此，还去咬文嚼字，确是自找苦吃。”事后，吴宓对学生解释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纵使吃点眼前亏，也不可让这’不齿‘字谬种流传。”
迂直
吴宓对王国维极为敬仰，王去世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戴家祥、姚名达等人要求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捐资，他认为戴、姚等人强迫他，且“愤若辈之无理”，竟拒绝捐资。
吴宓胡子茂盛，有学生形容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的又长出来了。抗战期间，曹聚仁在《生活导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胡子先生——吴宓》，吴宓看后勃然大怒，认为曹不但对他的思想不够了解，胡子先生的绰号，也有违尊师重道之旨。随即写数千言的《读后感》对其进行批驳。
吴宓与朋友通信，分为三种，一为论文学，一为研究业务，一为商酌生活，三种界限，不得逾越，否则认为越俎代庖。友人姚文青曾对其生活有所建议，吴宓不肯接受，认为干涉其自由。
有一次，吴宓和毛彦文约好在一家旅馆见面，两人谈得高兴，不觉窗外暴雨倾盆，天色已晚，误了回去的车。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宓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吴宓谨守“非礼勿动”的古训，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将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事后，吴宓将这件事郑重地写入日记，以示自矜。
毛彦文别嫁后，吴宓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出版《吴宓诗集》上，他共选长短诗九百首，分十三卷，其中除作品外，还附以大量插图，全体看来，像是一部用韵文写的自传。然而，诗集出版后，却无多反响。原因在于，吴宓为了力求忠实全面，把幼年时期不成熟的作品和别人恶意讥刺他的打油诗通通收入集中，使全书显得驳杂不纯。另外，他还在《大公报》上自撰广告说：“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均具于诗中……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
一次，吴宓拜访姚文青，见姚诗稿中，少年旧作，各加记号，因问何意。姚答：“备重抄时删汰尔。”吴大不以为然，说：“古人刊印诗集，有将四十以前之作，删除不留一首者。今之老辈，犹有此习。吾侪实不必效之，盖诗首贵真挚，纵有缺失，亦属当时心灵写照。时异境迁，决难再寻此诗中之情感也。宓自始学吟咏，以至于今，有作必录，俱本当时原作，不易一字。盖吾之缺失，若畏人知，则不当作诗，既作而复删之，是自欺也，与诚信乎何有？况君年少之作，不过女儿之情，宴尔之乐，求之古人，所在多有，初非重大缺失，又何嫌乎？”
吴宓有时约茅于美、张苏生、俞铭传等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吃便餐。进店大家落座，由吴点菜。吴必定要问清堂倌某菜价若干，某汤价若干，然后掏出一支铅笔，在一张店里给的纸片上正楷写上菜单，每盘菜记上价钱，再仔细算出总数。有时算错了，在纸片上涂改，也与改学生的文章那样涂得方方正正的。估量着带的钱够了，才正式叫菜。
吴宓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吃饭是“打游击”。他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宓。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每次涨价，老板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吴听完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把老的价目表撤下，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新的价目表贴到墙上：炖牛肉多少钱碗，牛肉面多少钱一碗，净面多少钱一碗。
在重庆大学外文系举办的迎新晚会上，老师们一一做自我介绍时，一位五十开外精神饱满、衣着朴素、正襟危坐的老先生自我介绍时，用英文说：“My Chinese name is Wu Mi；my English name is Mi Wu.（我的中文名字是吴宓；我的英文名字是宓吴。）”全场发出愉快的欢笑声。
某天，吴宓丢了钥匙串，他用一张烟盒纸写了遗失启事，贴在西南师院三教学楼大门门框上，启事说：“宓不慎遗失钥匙一串（如左图），有拾得者请交中文系办公室或文化村一舍105号……”启事上仍是用钢笔直书，工楷繁体，且“宓”字小一号并退右半行。后面还用钢笔画了一串钥匙，形象逼真。见者无不窃笑。
西南农院学生张致强于“****”中去拜访吴宓，路上花两元钱买了五斤苹果作为礼物。当时吴宓因腿伤未愈，走路不便，学校请其邻居一个妇女照管他的生活。张一路打听到吴宓住处时，天色已黑。邻居指着小屋里床上躺着的人：“那就是吴宓。”这是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昏黄的电灯光下，吴宓已经就寝了。他头戴睡帽，欠起身来迎接张。张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奉上苹果，吴立即勃然大怒：“你为什么要买水果来看我？我从来反对别人给我送礼！要买东西，我一个月退休工资280元，要买多少东西？你们来请教我的学问嘛！”不容张分辩解释，斥令张将苹果扔出门外，如果不扔，就拒绝接待张。僵持之际，邻居老太太进来了，张灵机一动，将苹果送给老太太，吴宓这才转怒为和，吩咐以后来时只能空手，然后，才叫张坐到他床沿去谈话。
吴宓询问张致强怎么做学问，张答用卡片法。吴宓激烈地反对：“用卡片，那是懒人的办法！用脑子记嘛！我从来反对用卡片！我从来不用卡片！”张固执地不相信用脑子能记下那么多资料，吴宓被激怒了，气愤地斥责：“你不要来看我了！每次来，你都要惹我生气！我不要你来看我了！”张赔了许多不是，吴宓都难消怒气。正当张忐忑不安之际，吴开口问：“你能说出多少非洲国家？”张将自己记得的一一说了。吴又问：“你能说出多少南美洲国家？”张又将记得的一一说了。吴又问：“你能说出四川省多少个县？”张一口气说了一百多个县。吴这时笑了：“你比我还记得多。”这才怒气消了。
坦率
吴宓苦恋的毛彦文结婚后，吴宓写下《吴宓先生之烦恼》诗四首，开篇即高调宣布：“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此诗在报上发表，并于1935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只是“毛彦文”三字留了空。友人觉得不妥，便让金岳霖去劝他。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生气地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吴宓诗集》出版后，有学生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意思。有的吴宓乐意说，有的则闭口不语。但他总禁不住学生几番追问，便如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毫无保留。自觉失言后，吴宓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一般，惶恐地伸了伸舌头。
1938年，吴宓到西安讲学，姚文青在家中为其接风，同时邀请了张寒杉、郑伯奇、段绍岩、高又明、王仲符，还有吴宓特地嘱咐姚邀请的研究红学的景梅九及其友人。以上诸人，吴宓之前皆不识。席间，吴宓直接谈及，此次归来，其父仲旗公，劝其结婚，使彼颇为伤心。盖亲如父子，尚不能对之了解，遑论他人。言时泪含声哽，一座皆惊。
茅于美回忆：“记得开课不久，先生在课堂上讲某诗人传记及其坎坷境遇时，忽然说到他昨夜失眠，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一首五言古诗，题为”五十自述“。他说着便用他那浓重的陕西口音吟诵起来，并且着重地讲述其中的一句，即’破家难成爱‘。他吟罢竟对着我们这批年轻学生毫不隐讳地谈到他的家庭故事。原来他为了一位女士离了婚（破了家），却仍然没有得到她实现许嫁的诺言（难成爱）。这段人情味十足的’课‘，是联系着外国诗人的身世讲解的，听着听着，不觉使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1964年，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到四川看望父亲，临别时，吴宓在内江火车站告诉女儿想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该项，体例一采简括”。他说：“内容但求真实，真实！”
淳厚
何兆武回忆：“当时有位同学为了感情问题很苦恼，遂写了一封信给（吴宓）先生，说明自己思想的苦闷，请求先生指教。先生立即以极其工整的墨迹写了一封回信说：请把我看作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请信任我，有什么痛苦请尽情告诉我。这位同学果然去请教了先生，并从先生那里得到不少教益和安慰。”
1943年，吴宓在日记中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时草草应付，不与学生见面，不批改作业，甚至连批阅新生考卷时都不到场。而吴宓则相反，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陪在一旁，准备好糕点、茶水，送给考生。
在成都燕京大学时，一次，吴宓与陕西同乡宴请于右任于成都城北颐指期饭庄。同校的后辈王钟翰虽非陕人，但亦被邀请在座。于年逾古稀，豪于饮，王少年气盛，与之对饮，饮过量。席终，于扬长而去，王钟翰则随吴宓步行而归。吴招王暂憩其榻，王和衣而卧，旋即呕吐一地。吴素有洁癖，但此次不但未露愠色，反而取蜜柑让王钟翰醒酒。
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期间，吴宓为学生设计了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捐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外国文学书籍，设立外文系图书馆。时值内战，许多学生无心学业，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对此，吴宓极为痛心。1947年3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至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吴宓对学生荒废学业极为痛心。他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张纸条，规劝学生，纸条上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
1956年，吴宓将多年珍藏的1000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捐赠时，吴宓在每一本（套）书的扉页上，用墨笔工整地写上介绍，谆谆地告诉后来者该怎么去读这本书。
1963年1月，学生周锡光去看望吴宓，这天是周的生日，周请吴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留念。两天后，周取回日记本，翻开只见吴宓在上面工整地写了一页，其内容如下：
“宓今七十，锡光年二十岁。愿锡光时时读此页，到锡光七十岁时，仍读不已。
1.永不吸纸烟，酒亦不经常吃，多走路，多劳动，以长保我健康之身体与美好之容颜。
2.养成勤敏之习惯；任何大小事，皆必’心到、眼到、手到‘，（有时还须口到）。
3.’俭以养廉‘；量入为出；非万不得已不向人借钱（分别’赠‘与’借‘，借来之钱必须速还——借书亦同）。
4.固须博览、多看杂书。但无论何书，皆必须（1）一直连续到最后一页、一行，一书来读完，不换第二书；（2）积钱买一部旧版《辞海》，读书有一字之音义不明，必须立刻查出；（3）查出之后，有某句的意思仍不全了解，必须请教老师或朋友指教，直到满意为止。
5.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
6.忠心地服从党，服从政府、学校、各级组织和领导。事事恪守规则。不为危言、激论。言行稳健、步步合法、合理、合情，则常乐而无忧。
纸尽，姑正。吴宓1963（年）一月十七晚”
1977年，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他听正准备高考的外甥女说起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无法开英语课时，便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