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就对解说员的现场解说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果你说错的地方正好有配乐在一起，那你改语音的时候音乐也是不能有断点的，改语音中的一个字，一段音乐就全没了。所以录制配乐纪录片的时候，如果中间解说错了一个字，或者有明显停顿，那么各个工种都要重新做起，一大群人都跟着你白忙活了，最大的工作压力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录纪录片对解说员的业务要求尤其高，解说词必须流畅无误，中间一个磕绊都不能有。
像老一辈解说员，比如说邢质斌老师、赵忠祥老师，还有刘佳老师，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长，那种准确无误的业务能力就特别高。无论片子多长多难，他们几乎都能说得毫不出错，而且语言流畅自如、情绪得当，不得不敬佩他们炉火纯青的专业功夫。今天我们看的都是打印稿，那字清楚极了，可那个时候解说稿全是编辑手写的，没有打印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数码打印机，任何印刷品都需要先排铅字，那效率不可能用在解说稿上。这下可幽默了，一个编辑一种笔迹，光认不同笔迹的字都够你受的了，而且稿子上还遍布领导的修改意见，东一处，西一处，总是读着读着就冒出个连着箭头的修改框，过会儿又突然来个前后文换位，闹得你读完这儿还要读到那儿，读完那儿还要再找回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过硬的业务能力就是在早年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给逼出来的。后来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这种影音分离的制作方式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和杜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工作方式，张宏民进台时赶上了一点，到了罗京来的时候就很少了。
从1983年开始，台里的胶片摄制技术基本全被淘汰了，新的录像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录像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将影像与声音整合到一盘录像带里去。录像带内置磁条，主体部分记录图像，在磁条边缘单独有一部分记录声音，这就是“一带双轨”。播放录像之时，机器内的磁头会自行识别词条上不同的区域，在播放录像的部分的同时自动配置相应的声音。录制的时候途径与之相似，可以通过拍摄同时获取影像与声音，而且该技术已经具备了多声道功能，比如假设有一二两条声道，那么一声道可以记录语音，二声道可以记录音乐。如此很多现场声就可以同期录了，比如说做新闻节目时，可以把讲话声、现场声用一声道录，之后主持人的解说用二声道录，如此同步推进、并行不悖。
就算出了错，也可以马上“哪里出错哪里停”，由于不同素材分别记录在磁条不同的区域，抹除错误的语段加以修改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素材的，到了播出前再把影音“双轨合一”，就可以制作出声情并茂的录像节目了。如此，录制工作的效率与容错率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大减轻了，可见技术进步给人类创造活动带来的促进作用是极大的。后来，到了2001年，央视的摄制技术又完成了从录像化到数字化的革新，人们开始用先进的数码摄像机与计算机软硬件等数字化设备来制作节目，可以想见，这是一场电视节目制作技术从机械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的飞跃。在过去那个时代，都无法想象今天的录制工作会变得多么高效与便捷。
不过我发现，那种技术限制带来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之后，人们原本对业务能力的高标准严要求，也相应地放松了。就像现在，年轻一代的电视节目主播录个一分钟的新闻片都能断断续续地折腾半小时，这儿出错了要改改，那儿顿住了要再来一遍。而当初我们一分钟的新闻，也就是一分钟就能录完，就算有点差池中间接了两回，平均耗时也不会超过一分半。可见同过去那种重重客观压力下的人相比，现在的人确实工作得更轻松了，但业务能力也遗憾地下降了。
这就是科技水平进步与人类能力提升之间的固有悖论，就像人们常说的：懒得跑步的人发明了车辆，懒得游泳的人发明了船只，懒得计算的人发明了电脑，闹得现在很多人懒得什么事都不愿意干，只想在家待着玩电脑了。在我看来，这事情该这样想，创造行为“主严谨、重刻苦”，而人类毕竟是动物，会有“主随意、重安逸”的天性，这些天性故然会刺激人不断为了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而研究与创造，但不要事事都让它们主宰了自己。我们在自身的事业上还是要坚持严谨刻苦的态度，否则就会与创造本身的要求相悖了，如此才能让科技进步与人类提升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中。比如，向行业条件还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大力开拓的前辈学习他们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就是这么做的良好表现之一。
现在，我有时候还会给人录制视频解说，就像每年我会给国家安监总局解说他们安全生产主题的宣传片。那片子好几集，每部分解说词都有几万字。解说稿厚厚的一摞，光看一遍就得两三个小时，更别说一点一点地熟读了。我有时根本没时间预读，那就干脆直接录，到了录制现场拿起稿子来就读。像一部40分钟的片子，之前我连看都没看，一个小时就全弄完了，一天六集片子，六个小时全部完成。让现在的年轻主播们看到，没准会惊讶地羡慕不已。其实谁都没有特异功能，别人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也容易出错，只是得益于旧日现实对我们的特殊压力，我们对自己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压力就是最大的动力，是在这之下的勤学苦练，铸就了过硬的职业素养。
国家电视事业的进步，还体现在中央电视台自身的变迁上。本来从1958年建台直到1982年我跟杜宪被分配进台，央视的办公地点就是栋几层的小楼，也就是现在的广播电视部大楼后面那个小灰楼。刚入台的时候，全单位共有800多人，全在那个小楼里工作。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国唱片社等广电系统的单位也在那儿跟我们挤在一起。
当时央视的组织机构远没有现在这样庞大，当时就几个部门，新闻部、体育部，还有后来独立的专题部之类，广告部都是几年后才成立的。实际上，当时部门虽然称其为“部”，里面的人员也没有多少。我们的部门当时叫“播音组”，前期属于总编室领导，后划归新闻部。当时的节目制作能力也很有限，最早央视只有一个频道，也就是现在的CCTV-1。电视节目从晚上6点半开播，到晚上10点来钟结束，每天的节目只有四个半小时，不过就这些节目也够所有人忙活好久了。
那时的节目类型是非常单一的，只有电视新闻、科普讲座、专题报道、文艺节目等几种而已。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刚刚开始接触电脑，为了方便广大观众了解学习电脑知识，晚上6点半先开播的节目就是电脑讲座，我记得会讲半小时。之后跟现在一样，到了晚上7点钟准时开始播放《新闻联播》。说起那时候的《新闻联播》，政治导向性还是很强的，开头先升国旗。至今还有许多人对刚有电视时新闻节目前红灿灿的国旗画面记忆犹新。接着是全国天气预报，那个年代的天气预报是放在在新闻之前播出的。那时天气预报只出字幕，我至多录个音也就完了。完了开始播报《新闻联播》，之后是各种各样的文艺节目，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剧，那是几年之后才逐渐出现的。
那个年代国家连晚会都办得很少，只有到逢年过节才有晚会。像1983年播出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都还是尝试性的。但央视春晚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它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文化热点。跟匈牙利颇有渊源的马季、陈佩斯等人是最初几届春晚的明星。时至今日，人们提起早年的春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马季在单口相声《一个推销员》中宣传的“宇宙牌香烟”与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他们那个年代幽默质朴的形象令人津津乐道，真是经久不衰。
早期新闻部的工作还不像后来那么忙碌，因为每天固定的工作就是一场并不长的《新闻联播》。而后新闻节目开始了专业化建设，事情就逐渐多了起来。通过对国外电视模式的借鉴，央视先是开播了一档晚间10点钟播放的《晚间新闻》；过了不久，又开播了中午12点钟播出的《午间新闻》。又过了两年，央视经济频道也开播了，也就是现在的C C T V -2，电视媒体开始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扮演舆论导向与信息传递的重要角色。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电视信号一般都是通过电视塔等中继设施用微波发送的，老百姓用各式电视天线接收观看。天线的样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建筑物顶端鳞次栉比的栅状天线，还有些观众自己动手用易拉罐制作简易天线，把它们挂在室外，显得别具一格。但当时无线电视天线的性能毕竟是有限的，一般一个家庭只能接收到三个频道，分别是中央一台，中央二台，还有当地的省级电视台。有线电视的出现要到20世纪90年代，安装有线电视的家庭频道数就可以达到十个以上了，基本可以涵盖国内各地主要的卫星电视频道。
有了有线电视网络作为可靠的受众平台，国内电视事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到了杨伟光任台长的时期，新的频道就不断涌现了。中央电视台从1984年才开始设立广告部，一开始国内企业普遍缺乏广告意识，害得电视台还得到处求人做广告，最初的广告制作都很简单，广告费也很便宜。但是后来大家很快发现，电视广告一经推出就总有奇效，于是做广告的人越来越多，广告价位也越来越高，广告的制作方式也从当初最简单的形式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夸张。为了争夺央视广告费用的“标王”，国内众多知名企业曾爆发过激烈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广告词“我们是害虫！”“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等等还一度成为了群众间的流行语。播报《新闻联播》是个日常工作，我能感受到这是我业务上的一个成熟点。我们那个时期，播音员、主持人很少，真正能上镜的就是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早期赵忠祥老师和我们是一个组的，此外老播音员还有刘佳、吕大渝，年轻一代是李娟、邢质斌、杜宪与我，这就算是当时央视整个电视播报团队的全部班底。从业务素养到职业操守，我都感到从赵忠祥、邢质斌这样的业内前辈身上所学良多，他们当年给了我很大支持与指导，至今也在关注与挂念着我，让我十分感动。国内早期的电视节目都是黑白的，这主要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没有生产彩色电视机的能力。为数不多的彩色电视全部都是进口的，电视机在老百姓中的普及也是从黑白电视机开始的，第一批面向民用市场的进口电视机就是来自匈牙利的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那种电视机比现在的袖珍电视还要小，而且当时就连那都还很不容易买到。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想买任何东西都得先有该商品的票，就像当初买粮食一定要有粮票一样，国家觉得有多少此类商品可流通才会发行多少它的购物票。你想弄到这个票可是很不容易，只有有了这个票才能买电视。买电视机要有电视票，买自行车得有自行车票。进口了一批9英寸小型电视以后，又出现了一批12英寸的。可见这个时候，国内对电视的需求量已经很大了。那时候，人们只要有出国机会就努力带点什么国外的东西回来，零散小件可以随身携带，遇到稍大点的东西，国家也允许你回国时带一件免税商品，于是人们就都带电视机。这个免税商品要在回了国后，凭出国的证明，到国内的一个专门的提货处提取。到那儿支付外汇，比如用美元付款后，可以提出一件来，并不是从国外买了什么都能直接带回来。比如我1984年跟随国家领导人出国回来时，就带回了一台电视机。进口电视以日产的牌子居多，比如索尼、东芝、三洋等。应当承认，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电子产业在全球具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它们的价格更加昂贵，但是质量确实非常好。
那时候老百姓就算收入很低，攒了钱也要先买电视，实在不行哪怕借点钱也要买。比如说，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是一千块钱，黑白的几百块。一千多块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因为当时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至多只能存下几十块钱，如此一年也才二三百元，要买个彩色电视机得存上好几年，所以多数人都买的是黑白的。好在后来国内很快上马了几个电视机厂，除了我国最早由天津生产的北京牌电视机外，还有南京生产的熊猫牌电视机以及青岛生产的青岛牌电视机，最早生产的这批电视还是以9英寸、12英寸的规格为主。后来四川长虹等新崛起的厂家又推出了18英寸彩色电视机，最大的能达到21英寸。这类彩色电视机最终占据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主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全面进步。
再说央视的场馆设施，我们刚到央视时办公场所非常简陋。走进那栋小灰楼里，中间是一道走廊，两边全是办公室，因为工作需要办公室门一般是全关着的。这道走廊没有光照，而且为了节约用电，走廊里只装了几个15瓦的灯泡，四处黑咕隆咚的一片，终日像是晚上，每次经过这里都像是走在什么秘密的地下设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