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股份这件事情，起先我并不在意，由于我心里早就明白一家人里“一碗水难端平”的道理，所以对此是很懒得管的。但是岳母却认为就是我在下面串通了内兄、内弟给她划定的股份，同时又觉得自己分得的比例不公平，于是迁怒于我，当场就很不客气地说了我一句：“你年龄不大，怎么学得那么滑头？”我当时就想，是内兄提出的分股，我好心好意地拿了个主意，还落我一身不是。受到这种毫无来由的冤枉，我心中的怨气实在无法控制，生气地反驳了一句：“你才老奸巨猾呢！”说实话，我从没对长辈以那样的口吻说过话，或许是在国外生活不易的那种压力使然。那些年，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加上经营上的各种事情搅在一起，真是让人左右为难，感到这人真的是很难做。这是一种在极端的环境下造成的极端心态，这种极端心态又催生了这样的过激行为。还好这件事情谈不下来，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又都和好如初了。
人们都说“亲兄弟明算账”，可这家里的账还真不能算得太清，不然不是伤了和气就是伤了亲情。对于很多事情，为了日子过得和和气气，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分股这件事情上，当初实际上谁的心里都明白：家里划分的股份就是一张连能不能兑现都根本就不知道的空头支票，因而大家坐在一起也无非就是画虎谋皮。从公司成立之初，一直到它自然消亡，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各自应有的股份分过一次红。这就是我们命运多舛的公司——一家在匈牙利的中国式家族公司！
爆发了这么一次小小的冲突，过去的都过去了。我想岳母大人至今也不知道，当初股份划分的动议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作为所谓董事长的我，又总是会被人认为，这股份是我提议要分的，而且还故意少分给她老人家。难怪会被说成“年龄不大，怎么学得那么滑头”。在他们眼里，似乎来到匈牙利的我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似乎来到了匈牙利，我就要“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了！——我知道，“那不是我！”荣辱沉浮一如过眼烟云，我知道——“我还是我！”
后来我回到国内，专心于教育事业。而内弟在匈牙利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无法还清银行的贷款，只得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老太太这才对她小儿子说要向我学。有时，家里这本账啊，何止是算不清，根本就没法算！
那时我也会想，我觉得在那个家里难处，会不会跟我自己的性格与为人有关系。很多人说我太高傲、太直率，不好结交；可是，也有好多人觉得我待人很真诚、讲情义，特别容易结交。现在，我感觉人们感受不同的原因在这儿：我这个人吧，嘴特笨，这个“笨”并不是说我一点不会说话、一点不懂语言的艺术，而是说我压根就不会为了哄人高兴而只说好听的话。我从小就厌恶某些人那种虚情假意、“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方式。多数时候，我都是仗义执言、有啥说啥的，弄得很多人觉得我说话时，好像老是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感觉，实际上我心里一点那种想法也没有。不过无意中造成的误解也是误解，这是让人很无奈的，我想我跟岳母的冲突，根源也在这儿。
而我妻子当时呢，恰恰夹在其他家庭成员中间。她是内兄的妹妹，得敬重内兄，但同时又是内弟的姐姐，得心疼内弟；她是我的妻子，但同时也是岳母的女儿，本来就处在得罪谁都不合适，倾向谁也难决定的位置上。偏偏妻子又是那种无忧无虑、“心里不装事儿”性格的人。如此，概括起来就是，内兄这人是不善于琢磨事儿，内弟这人又是只琢磨自己的事儿，岳母这人则是什么事儿都琢磨，而妻子这人却是不愿意琢磨那么多事儿。这下可好，一旦家里出了什么分歧或者难题，八成又需要我这个做女婿的出来权衡与调和，我要是不管，又显得我置身事外、漠不关心。可想而知，我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尴尬与无奈！
就算有上述的种种难处，我觉得，在匈牙利期间，跟妻子那边的亲人在生活中的关系处得还算可以。只不过到了事业上，在商业经营中一家人的人际关系会难处得多，会有很多细节上的差错、误解与分歧，让本来和气的几个人无法合作，无法做好同一项事业。在陶陶那个家里，一提家庭关系，心底里就一种感觉——“累！”真的是累，以至于到后来，除了内弟一家人之外，其他人都先后回国了。就连我，在跟他们分开了之后，心中都会有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最近跟一位年轻人聊起那段感受，他问：“您处理公司、家庭关系时面对的各方面难处，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惊讶、很受用。那么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您都处下来了，您一定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了吧？”我苦笑着说：“什么愧不愧的，都无所谓了。因为对待那家人呐，我该做到的都做了，难做到的也都做了。”
2.怪圈
前面说过，我到了匈牙利时，已经是1992年了，而多数家人与朋友都是早几年过去的。也就是说，当我到匈牙利时，当初我联系内兄、内弟以及我的两个朋友，相约成立的合作公司已经运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不幸的是，这个公司运作了这么久，钱没赚到多少，朋友与家人间的矛盾与怨气倒是积累了不少。到了我出国的时候，两边都觉得我来得正好，可以给他们的分歧评评理，解决那些积攒下来的问题。这些纠纷涉及家族与公司，到我这儿照样觉得很难办。
若说是简单的家人一方和朋友一方有分歧还好办，大不了我多说点好话，均衡下双方的意见与利益就是了。问题是情况比我预想的还复杂一些，对于事业的经营道路，公司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内兄与我那两个朋友，主张行业上分散开，地域上打出去，从公司做贸易、各地开商店等多个方向赚钱；一派是内弟，他觉得自己在匈牙利留学多年，更了解这里的形势，他坚决主张留在陶陶发展，在当地做好中国餐馆与这家公司就足够了。
我当时想，毕竟是我联系大家走到一起合作发展的，我应该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帮助大家减少分歧，在匈牙利干出一番事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我到陶陶的第一天起，就落入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怪圈。
两派的分歧是这样产生的。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国内开公司一般都是先撑面子。比如，一群人打算开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宾馆租下几个房间，那时写字楼还很少，能在客房里开个公司就很不错了。客户来了一看这家公司像模像样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在陶陶的那家公司，最早也是如此，有了我、家人与朋友几方面的集资，内弟与两位朋友来了就先在当地租下了一个宾馆，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撑面子，不料业务开展不起来，因为人家外国人不吃你这一套。结果，租这个宾馆花费了不少钱，但是没能为公司打开局面，内兄就开始对他们这种行为有意见了，总觉得他们“光浪费钱，没办成事”。另一方面，打算租宾馆开公司的是内弟和那两位朋友，内兄觉得这么做不对，于是又开了由他主管的中国餐馆，但是另外三个人看不惯这种做法，他们又对餐馆的经营多有不满、说三道四。两派人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我来到了他们中间。
从一开始，这个团体的人心就不够齐。我本想通过辛勤开拓与严密运作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但当公司初期经营状况不好之后，公司里的人都开始热衷于私自练摊。像其他闯东欧的华人一样，他们刚出国的时候都带了一点存货，经常拿各自的存货到市区去练练摊，练摊的收入当然就归他们自己。可是我们公司还要经营，我仍然想按照国内的经营模式，严格要求公司人员，上班时间就好好上班，不让他们私下去练自己的摊。可是一到下班时间，集市就散了，再想练摊就不好练了。如此，我们实际上同时经营着公司、餐馆与摊位，时间一久，战线拉得太长，公司老是入不敷出，发薪都成了问题，就开始人心浮动了。光守着餐馆，初期之后客人逐渐就少了；公司业务拓展不开，只坐那守着也不行；不去练摊，拿什么钱发工资？真是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的难处，预想不到的困难与混乱接踵而至，我严重缺乏打理现代企业的知识与经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有效地应对，感到前所未有的一筹莫展。
现在想想，当初我刚过去的时候，对整个匈牙利的创业环境连基本的了解都十分缺乏，满脑子净是自己家里这点事儿了。我到那儿就开始了解大家都有什么问题，慢慢地了解清楚之后，发现自己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觉得眼前那么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实际上，如果那时我能及时地了解华人在匈牙利发展的总体形势与可行途径的话，比如布达佩斯国际贸易市场的繁荣，匈牙利国内庞大的华人商圈的潜力，还是有可能及时做出转型，把握住很多机遇的。可惜的是，我在匈牙利的事业发展的初期就没能找准定位。更令人遗憾的是，之后我也被这一家人的事情给禁锢住了，没能对自己在匈牙利的事业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意识，也就没能在实质上突破这个发展定位上的局限。
这种局面就好比是辆到处都是故障的老自行车，你一骑上去一定会到处都“叮呤咣啷”响。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越发狼狈不堪，朋友们和家里人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增多。这段时间，我心情一直比较苦闷，思路也一直比较闭塞。就拿开餐馆为例，我经营着这么一家中国餐馆，就一直琢磨着怎么把生意做好，绞尽脑汁地想了各种办法，但是因为匈牙利人并不是天天都要去吃中餐的缘故，再加上我们餐馆的营业面积总共只有200来平方米，该店的营利能力十分有限。后来，我终于明白，这家店也就是那么回事，就算天天都坐满了人，也赚不了多少钱。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认真地对开店做过计划，比如我们压根就没考虑清楚我们一家这么多人，又雇佣了两个厨师，在只有这么大营业面积的情况下，每天得赚多少钱才能实现收支平衡。此外各阶段的账目核算，当地餐饮业的市场调查，我们更是没有做过，直到“新店开张三把火”的局面过去之后，遇到了种种窘境才被动地发现眼前的诸多问题。我决定不再被餐馆这个负担给拖累住，这才有了后来的练摊。
这些矛盾堆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激化。1993年，闹到最激烈的时候，我的内兄与内弟还动了一次手，一家人因为做事业闹到这个地步，真使人无话可说。之后，内兄和我那两个朋友干脆分出去单干了，另开了一家公司。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这个矛盾其实很早就已经种下了。因为在我出去之前，我这内兄回国办事时就曾跟我说，我要是让朋友出去，最好不要跟他弟弟合伙一起干。一听这话我还不理解，心想要是不和他一起干，我们又不懂当地语言，那还怎么干呢？到底还得依靠他，而他又是刚毕业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办事情不够可靠，错失了很多商机。
再后来，通过我们坚苦的“游击战”与“阵地战”，家里的状况虽然平稳了，但是我们对公司的观念却相对淡薄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完全成了一个家族在那里赚钱养家的行为。再后来，岳母的几个朋友来到了匈牙利，同时带来了一笔投资，他们要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不过这次岳母和内弟把它做成了跟他们单线联系的独立公司，和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的公司在陶陶，这家新公司在附近另一个叫陶陶巴尼奥的城市。他们在那边又开始了“开一家中国餐馆，再开一家公司”的老过程。我一看，这形势已经很明朗了，不管他们对我是什么态度，家中就内弟懂匈牙利语，而他现在的主要精力与资源都投向这个新公司了，如此陶陶这家公司不管再做什么，都早晚会荒废掉，只靠我和妻子一家人在当地并没有更多的发展潜力，我决定开始在匈牙利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如前所述，内弟获得了十几万美元的投资，在陶陶巴尼奥开了新的餐馆与公司，但后来的结果仍旧是一败涂地。他的项目全都只赔不赚，不但把那些投资赔光了，还落得把一家人在匈牙利盖下的那套别墅抵押出去还债的地步。这次他获得的投资已经不少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当事人的经营不善。
赴匈之后，经过了多年生意上、人情上的无数问题与烦恼的折磨，我的心情变得很落寞、很茫然。我感到：当初一咬牙出国了，发现前面又是一条艰辛的路；之后又一咬牙转型了，发现前路还是不尽如人意。到了这时，我内心中的那种厌倦感与疲惫感也已经到达了顶点，我逐渐发现经商使我不断陷入眼前这些在生意上或赚或赔、在家人朋友间委曲求全与疲于周旋的怪圈之中，也许这并不是适合我的事业，也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事业。在一些机缘巧合的安排之下，我开始走回文化事业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