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当时的情形真是让人热血沸腾，都有些让人不敢再看下去。”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恒生指数、期货指数的成交数额持续不断地跳动。最终，它们分别在“7829”、“7851”、“7900”这些数字上停了下来。显然，这些数字让香港特区政府人员及香港市民无比兴奋。
就这样，首战在双方持续数月的厮杀中以香港特区政府取胜而宣告暂时结束。恒生指数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之下被固守了下来，使得港股的发展并未出现太大的波动，处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之下。如此一来，那些国际投机者自然就不能在市场上进行套利了。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的合约恰恰到了期，而且此时期限还不能延续，从而导致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损失惨重。
香港特区政府首战告捷之后，曾荫权以最快的速度对外宣布了获胜的喜讯。据相关人士预估，在十几天的托市中，香港特区政府拿出了近1200亿港元，大量吸纳了香港的蓝筹股，并稳定了其他的金融市场。最终，香港股市总市值4%的股票都握在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手中，从而使得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了很多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当时，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大概在2100亿美元。
投机者自8月25日在平仓8月合约的时候，也开始抛售9月合约。此时，香港特区政府在平仓8月合约获利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使得结算的价格（9月比8月）高出了650点。如此一来，投机者的投机资本就会相应地增加很多——只要转仓一张合约，就得付出三万多港元的资金作为代价。
香港期货交易所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极力支持下，在29日制定并推出了新的措施。决定大量持仓呈报自31日开市起，由此前的500张合约调整为250张，而且在呈报的时候大量仓位持有者的真实身份也得向期货交易所呈报。此外，恒指期货合约持有者的持有量在一万张以上的，每张按金由8万港元上调至12万港元。如此一来，那些国际投机者在9月份的期货合约，就得付出极高的管理成本。
虽然在31日由于香港特区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导致股市出现了下跌，可下跌幅度却不大，仅为7.1%，恒生指数下跌554.70点，收市为7257.04点，交易总额为66亿港元。
国际投机者在香港的投机行为又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因为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在9月7日又推出了外汇、证券交易以及结算的新规定。新规定被推出之后，恒升指数上升了588点，收市时为8200.76点。由于香港特区政府还在持续将股指期货的价格推高，又加之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逐步好转，因而使得投机者的投机资本以及换汇成本出现大幅度的提高。9月的期指合约价格上升为8220点，这就意味着，8月底要转仓的投机资本一旦平仓退场，投机者的合约每张又会有四万港元的损失。在这种高压之下，投机资本就极有可能被迫撤出。
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时，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同时介入了股市、期市以及汇市，进而形成了防卫能力极强的防卫网络，使得国际投机者们以往极为擅长的“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等手段无法发挥作用。其实，在交战中香港特区政府同国际投机者都把重点放在了较大的蓝筹股上，比如香港电讯、长江实业、汇丰等，不仅其股本较大，而且其市值也比较高。一般来说，恒生指数涨落与之密切相关。
由于汇丰银行的股票占恒生股指的权重高达30％，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彼此竞争的重点。在双方的博弈中，国际投机者企图将恒生指数打压在8000点以下，进而获利的美梦最终破灭，因为，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恒生指数上升到了13500点。在这种态势下，据说索罗斯个人就有近八亿美元的损失。而且，另有传言说索罗斯的损失至少有20亿美元。虽然索罗斯攻击香港金融以失败告终，可是他却逐渐受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政要的注意，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影响力和资金实力足以撼动一个国家。因此，他受到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而且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成了金融市场的风向标。
5.攻港败阵，走为上策
进攻香港金融市场，索罗斯以及他所领导的国际投机者收获的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对此，索罗斯在自己的日记中也阐明从中所获得的启示。
其实，在进攻香港之前，索罗斯就在留意中国新闻，看到刚上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基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样回答了记者关于香港的提问：“香港若有需要，中国中央政府为保卫香港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虽然当时索罗斯闻听此言吃惊不小，可是吃惊之外他却并没有在意。对于中国，索罗斯还缺乏必要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寓意到底是什么，或许索罗斯根本就不明白。当时，朱基总理所讲的话在索罗斯看来只是政治家的一贯用词而已。这虽然可以震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是并没有震慑住索罗斯。可以说，索罗斯在香港投机失败的主因，就是他忽视了中国，忽视了内地和香港的关系。索罗斯终于认识到了除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影响金融市场的其他因素。而且，这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极为强大的，同时也能够左右金融市场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多年之后，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入市干预市场的行为，索罗斯也承认是正确的。毕竟该行为保护了香港大众的基本利益。
对于攻击香港金融市场一事，索罗斯以及协助他直接参与香港金融战的大部分量子基金的职员后来都认为是个错误的举动。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以索罗斯的投机集团经济分析师的身份参与攻击香港金融市场的哈蕾儿列说：“当时进攻香港金融市场绝对是个错误。因为香港金融体系不但成熟，而且很坚固。不仅如此，香港民众的组织性、纪律性也是很强的。更为关键的是，它还有中国内地这个坚强的后盾。因而，现在看来当初我们的举动有些不自量力的成分。”
哈蕾儿列在接受索罗斯分配给自己的秘密任务之后，于1997年春天，便带领一些国际投机者（事前组成的调查组），频繁地飞往香港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他们在香港的股市、汇市、期市频频地接触大众投资者，而且对市场还作了深入的调查，以图全方位地了解香港的金融体系。此外，他们还在一些相关企业以及银行中明查暗访，寻找具有“管理最自由”之称的香港经济体系中隐藏的问题，以期定位攻击的突破口。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经分析研究，哈蕾儿列发现香港的房地产业泡沫成分很高。不仅有不少的房地产公司及其他行业的财务状况不佳，而且一些房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企业还有不少美元贷款。由此，以哈蕾儿列为首的调查组最终得出的调查结果是：进攻东南亚的运作方式同样可以用在进攻香港上，从香港的金融体制中挖掘出可乘之机。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哈蕾儿列便向量子基金的总部作了汇报。
得到哈蕾儿列的汇报之后，索罗斯很快就制定出了初步的投资策略——在将港元做空的同时也把香港股票市场做空，进而逼迫香港特区政府将利率抬高，致使股市出现下跌，即可在股市和汇市上同时获得利润。可是，在制定进攻香港的策略时索罗斯却忽视了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索罗斯没有想到，在香港金融市场出现危难情况时，香港特区政府竟打破陈规，公开入市进行干预。
第二个是，香港民众的信心之强是索罗斯以前没有想到的。索罗斯攻击其他的金融市场时，一番舆论和市场炒作之后，都会将跟风的投资者大批引出。但这招用在香港的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却大大地打了折扣。因而几轮攻击之后，索罗斯所期望的市民群起狂抛港元的局面并未出现。
第三个是，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力度之大是索罗斯绝对没有预想到的。香港金融危机一出现，中国中央就委派银行高层飞抵香港，给予指导和支持。而且，中国中央领导人公开表示会极力关注香港金融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态势。不仅如此，中国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还会形成合力，使香港尽快渡过难关。可以说，这种力度之大，是索罗斯在攻击其他金融市场时从未见过的。
香港特区政府应对索罗斯的这场激烈的金融战，被很多国家搬进了金融教科书里，而且很多当代影视剧为增加剧情，也都将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战役搬了进去。
虽然具有“金融杀手”之称的索罗斯，曾多次率领国际投机者或者是投机集团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耀武扬威，获益颇丰，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都被他席卷一空，进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可是，经他精心策划的香港金融战，以失败收场是他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
香港金融战结束之后，索罗斯对外这样说道：“‘群羊效应’是我们投机成功的关键。在我们进行投机的过程中，假如市场上没有这种效应，或者是有，但是却极微弱，那么我们若想最终获胜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索罗斯看来，自己在香港市场上的失败并非投资上的失败。其原因是，在同香港特区政府的这场战役中，索罗斯看清楚了除市场因素以外，对金融市场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因素。
索罗斯说：虽然当时香港的股票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可量子基金当时进攻香港的策略、想法是不周全的。因而才最终导致了他们以失败收场。由此来看，市场所反映出的消息并不是完全真实可靠的——其中还伴有缺陷和非理性的因素。比如，人为和非人为的各种因素。当然，不同的投资者观察市场的角度是不同的，对市场的理解肯定也就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观察分析市场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将自己的主观因素掺杂其中，进而使得市场中充斥着偏见、臆断、极端的因素。如此一来，股市中出现的数据就不具备客观性，所以投资者借助这些数据对市场进行预测是危险的。
尚未完全退出香港金融战时，索罗斯的投资触角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向俄罗斯的土地上快速地移动。在俄罗斯的投资，与索罗斯进攻香港一样，令他记忆深刻，此次投资在他的投资巨作中也是精彩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