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问厂长：“如果事实正像你说的这样，国内那么多品牌的刀片厂，在犀牛的冲击下，岂不都难以存活了？”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厂长将胸一挺。
“那将会有多少人因此丢了饭碗？”我继续问他。
“我们不能保护落后。懂吗？你不进步，你就要被淘汰，懂吗？”他用食指指着我，样子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厂长说的那句话，如今还时常让我记起。而且，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早已印证了厂长的那句话，听起来虽然不舒服，但却是一句真理。
一九八七年，从入冬开始，孙建业就给我们三个剧本编辑布置了任务。大连电视台决定要拍一部长篇电视剧。因为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单本剧无论从内容还是影响上，都很难再把作品与收视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搞一个长篇，最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孙建业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单本剧已经过时了。”
于是，我走进新华书店，在长篇小说的柜台前，一连三个下午，读起小说来。
由于是常客，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都认识我，他们甚至让我自己走到书架前选书。那时候的书店，读者和书籍之间是有一道柜台的。
三个下午结束后，我买了包括鲁彦州的《古塔上的风铃》，马识途的《京华夜谭》等四部长篇小说，其中就包括韩志君的《命运四重奏》。
春节即将到了，猫在简易房的蜂窝煤炉前，读完了第三个长篇。说实在话，三部作品都不适合拍电视剧，起码大连电视台一个阶段之内都无法接触这样的作品。我拿起了贵州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命运四重奏》。我之所以买这本书，只是因为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我从心里还是希望用我们的努力，塑造几个农民的形象，因为几年前我自己曾经是个农民。
太阳偏西的时候小说读完了，我锁上家门，一口气跑到离家最近的一个邮电局，开始给长影厂的导演贺米生打长途。去年我们与贺导合作拍摄的七集电视剧《远方有绿灯》，被观众认定是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电视作品。之所以给贺导打电话，是因为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留下了“写于长影小白楼”的文字。我去过长影小白楼，那是长影厂接待各地编导人员的招待所。
在电话里，贺米生不但确认作者韩志君即长影厂的专业编剧，同时告诉我，韩志君已请假去了天津。春节马上就到了，韩志君每年要去天津探望岳父，贺米生和韩志君很熟悉。
从邮局出来，我一口气跑上绿山，我把《命运四重奏》交给孙建业：“一宿看完，明天上班后再说。”
第二天，在上山的班车上，孙建业就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干吧，老唐，一定要把这个作品抓到手。今年咱们的电视剧就看这部了。”
农历正月初九，我和电视剧部主任及导演陈雨田便奔赴长春了。在长影小白楼，我们见到了小说作者韩志君。
“真没想到。”韩志君握着我的手：“这书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已经放了两年，今天竟然被大连台发现了。”但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真不巧，你们还是晚了一步，春节期间，北影厂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我已经答应给北影了。”
我一听就急了：“志君，贺米生导演可以作证，我节前就找你了。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开始展开外交攻略：“再说了，就目前来看，这部小说的体量，应该是一部十二集的电视连续剧。而一部电影，是断然不能全篇展现的。”我进而向他交代了大连台的优厚条件：“十二集，稿费六千元，怎么样？这绝不比北影厂一部电影少。”
韩志君笑了：“不是钱的问题，这样吧，你们等一下，我找个电话和北影厂的朋友商量一下。”说罢，他便出去了。
“你也真敢做主。”电视剧部主任有点埋怨我：“稿费六千元，台里能批吗？”
“先把本子拿下来再说，稿费的问题，我找孙台长谈。”我讨厌这种患得患失的态度。
不一会儿，韩志君回来了。“妥了。”他显得很高兴：“北影放弃了。”我高兴得将桌子一拍：“妥了，什么时候交稿？”我问。“我手里还有一部电影没写完。”韩志君算了算时间，“五月底交稿，怎么样？”
“妥！”大家都很高兴。
不过，在整个谈话中，我发现韩志君始终回避与陈雨田导演交流。中午吃饭的时候，韩志君偷着对我埋怨说：“你们也是，本子还没定下来呢，导演就先来了，我希望这电视剧由我们厂的导演导。长影有很多长于拍摄农村题材的好导演。”
我开始求他了：“陈导也是老长影的嘛，再说了，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手法不尽相同。陈导拍了很多很有影响的电视剧。交给他，你就放心吧。”
韩志君还是摇了摇头。
事实证明，韩志君的担心是多余的，陈雨田很好地诠释了这部作品，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九八八年九月上旬，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在瓦房店如期开机了。我被派进剧组，协助制片主任陈克料理日常工作。因为该剧是大连电视台自建台以来生产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所以台里特别重视。台长李宝侠、副台长孙建业多次深入剧组指导工作，剧组全体演职员始终保持在一股团结、紧张的工作氛围里。
《篱笆·女人和狗》的制作后期，在决定由谁作曲的时候，陈雨田提到了因《亚洲雄风》和《我热恋的故乡》崭露头角的大连籍作曲家徐沛东。
一个初春的傍晚，台长李宝侠、导演陈雨田和我，在解放军440军医学校招待所一间狭小的客房里，见到了从北京赶来交稿的徐沛东夫妇。
徐沛东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青年作曲家，刚刚坐定，他就从提包里掏出一摞日前谱好的曲子，随后便自己打着拍子唱了起来：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山也还是那个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
对于自己的作品，徐沛东一直赞不绝口。他爱人更用一种欣赏的目光望着他。我们全都陶醉在这高亢淳朴的旋律里……
一九八八年七月，由于国家开放了部分商品的零售价格，致使市场物价指数急速攀升。一时间，社会上骤然卷起一股来势汹汹的抢购风潮。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商店，将烟、酒、火柴、肥皂、洗衣粉、毛线、铝锅、毛毯、洗衣机、金饰品等一抢而空。甚至连市场上长期滞销的商品也不放过。我那时正在《篱笆·女人和狗》剧组。在淑玲的授意下，我也挤进瓦房店百货商场的人山人海里，抢购了一口双喜牌高压锅。
突发而至的抢购风潮，让人们掏尽腰包进而挤兑银行。到了八月初，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636.2亿元，同比增长了38.6%。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扭转物价涨幅过大的趋势。同时，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始终不变的物价与工资改革也从此拉开了序幕。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中国正悄然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而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已经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社会不安定因素随之不可避免地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举步维艰的痛苦阶段。
与此同时，国际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在寻求改革的道路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格局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分化。
******************，在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继续改革开放的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国四十年来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抉择。而我在这一政治风波面前始终坚持的态度是，首先，中国不能乱，因为中国再也乱不起了。十年****的惨痛教训，人们理应记忆犹新，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一旦再乱起来，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至于中国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我以为自己是有资格发言的，因为经历过长达十四年的农村生活，我清楚地了解了农村与农民，了解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革的症结所在，了解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了解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基本诉求。我越来越认为父亲认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唯一道路。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教条僵化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九八九年，我和许多年轻人解释了我的观点。我由衷希望，对于国家的前途，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拿出负责任的态度来。
一九八九年春天，在国际部的一再争取下，我离开电视剧部，开始了纪录片的创作生涯。这是我事业的终极目标，因为我一直对真实的人物事件感兴趣。这一年我与张汉东合作完成了四集电视纪录片《海南丢》。
《海南丢》是一部记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东移民背井离乡开发东北的电视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之后高满堂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的纪录片版。作品以其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的人物情节，准确的镜头语言，带有抢救意义的当事者采访。开创了大连电视台纪录片创作的先河。我在这一过程中，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一九八九年十月，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我与张汉东在台长李宝侠的率领下，对这个遥远而陌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电视采访。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当我们通过首都国际机场安检站，踏上长长的自动扶梯时，一时百感交集。
第一次出国的人，大都留下过许多令人尴尬的回忆，尤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国门将开的那个历史时刻，走在欧洲那些享誉世界的著名城市的大街上，中国人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为了出国，我在普照街露天市场花九十元钱买了一套深蓝色的化纤西装，花五分钱买了一个银色的领带夹。要知道，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仅仅四十七元五毛。由于裤子太短，走起路来，脚上那双白袜子显得特别醒目。进商场更是一件难堪的事情，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只能备受煎熬地浏览。即便挑些力所能及的小玩意儿，也要默默地在马克与人民币之间反复兑算。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当年故乡的唐桂臣大哥在将儿子建华狠揍一顿之后说的那句话：“从小就不该让他知道，大米这玩意儿能吃。长大了，他就不会追着在你屁股后嚷着要吃大米饭了。”我老家大米奇缺，很多庄稼人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大米饭。
如今，唐桂臣大哥早就过世了。儿子建华这些年来一直在京城闯荡。他南下山东倒腾樱桃，西去新疆倒腾葡萄。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个河南的媳妇，日子过得让许多唐庄的年轻人都很羡慕。日前听说建华的闺女也考上大学了，那孩子可能不知道，父亲小的时候，因闹着吃口大米饭，曾被爷爷痛打过。
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直担任唐庄一队生产队长的唐桂岩，向大队提出了辞呈。坚持二十年半军事化管理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举步维艰。在外面世界的吸引下，大批农民纷纷将目光移向能够挣到现金的城镇。生产队出工的社员越来越少了。不久大队终于出面干预了。大队提出所有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一个月必须出满三十天工。无故旷工者严惩不贷。命令一经公布，矛盾一下子集中在生产队长的身上，因此唐桂岩提出不干了。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来到了冀东大地，当生产队开始种春麦的时候，唐桂岩背着木匠工具，跟村里的唐学义去口外宽城了，那时宽城县城里，很多人家都忙着打家具。唐桂岩他们因手艺好人又厚道，一时雇主盈门，财源滚滚而至。
“那是我有生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时候。”直到今天，唐桂岩还十分留恋在宽城的那些日子：“东家都抢着请我们去干活。一天三顿饭，大米饭馒头花卷换着样儿做，每家都给我们预备了小苹果和酸梨，大前门香烟管够抽。一家刚干完，就能见着现金。而且，宽城的活儿还没干完，宝坻又有人喊我们去。那时我一天能挣到六块钱，一个月就比生产队一年挣得多。”
可一年多下来，一直在家的唐桂岩媳妇却累病了。整日里喂猪看狗家里地里地忙活，唐桂岩媳妇的肾病犯了，浑身肿得吓人。没办法，唐桂岩不得不回家，和立春、唐桂恒联手承包了十亩大队废弃地和一个池塘，干起了养鱼和栽葡萄的副业。
“头年栽下葡萄秧，第二年就结果了。”唐桂岩兴奋地回忆说：“品种好，是县科协给我们推广的巨峰葡萄。果粒大而匀，味道好极了。连着三年，一到下葡萄时，县里的水果商都抢着买咱的葡萄。当然，成本也太高了，为了整治这十亩废弃地，我们贷了两千块钱的款。但鱼塘赔了，赔了一千六百多块。几年后，葡萄也因粗肥失调，果实开始退化，一九八四年一场大风雨将地里的葡萄秧全毁了。雨停后，我媳妇跑到地里，望着落了一地的烂葡萄，放声大哭起来。”
但唐桂岩是条硬汉，他从来没被困难吓倒过。不久，他又联络十二户唐庄的父老乡亲，凑了十四万块钱，在村庄西头那片挖出过龙骨的土坎子下面，建起了机制砖厂。但由于技术上不去，出窑的成本太高，五年下来，终以负债十一万的结果，转包给了别人。
“总而言之，咱们缺少管理经验，也缺乏后续资金，一件事干起来后，一分钱流动资金也没有。一旦见不到眼前利益，大伙儿的心就散了。人心一散，问题就多，庄稼人的这些毛病。你也不是不知道。”唐桂岩说到这里苦笑了。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一九九六年盛夏歇伏的时候，东牛山发现铁矿了。唐桂岩和几个乡里人合伙投资在那里建了一个矿石球磨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