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不亲历是很难以说清的。还有些事情,即便亲历了,也难以说清。
全家遣返后,我回南尖转户口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像避瘟疫一样躲着我。连最仗义的宋胜武,也只在宿舍走廊里偷着和我握了握手:“下地了,不去车站送你了……”
结果,整个石山农场,只朱嘉禾一个人送我去了车站。
三个月之后,当我背着行李,走进中山区人委那座折中主义欧式建筑的办公楼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虽然招我回大连的那封电报,是以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的名义发来的,但个中暗度陈仓的伎俩,显然只是王重铭信手拈来的一个闹剧。
“唐浩大哥回来了!”葛松远第一个发现我了。他从楼梯上兴奋地跑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就被同学们围得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造反回城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同学们惊喜地拉着我。
王重铭从人群后挤了过来,他握住我的手,狡黠地挤了挤眼:“怎么样?好使吧?”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真是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晚上,在斯大林路一家小饭馆里,几个男同学坐在一起,谈起了彼此这三个多月的经历。
原来,自我离开南尖后不久,在王重铭、谷兆林等人的鼓动下,以石山农场为首的同学们,就正式成立了大连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并公然提出了回城闹革命的造反要求。一年半的农村生活,终于让这些曾在铁心务农一辈子的生死文书上签过字的革命青年,决心造反了。
“我们是被骗下乡的!”同学们开始胡搅蛮缠了。而且看上去又如此顺情合理,因为造反本身不就是胡搅蛮缠嘛!
以刘功敏为首的木耳山青年点,却一直在观望。尽管秋收还没有结束,但那里的同学们再也打不起精神下地了,只是他们没有提出回城闹革命。
石山农场的大连知青们终于倾巢回城了。一个月之后,刘功敏与木耳山的同学们也一窝蜂似的跟了回来。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战斗队,毛宁就在这支队伍里。
我回城的第二天,在走廊里,木耳山的同学刘方大和我谈到了一件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刘方大说,我从唐庄给毛宁写的那封信,毛宁收到了。她在看完之后,主动将信交给了木耳山知青点的点长刘功敏。我从心里感到一阵悲凉。
朱嘉禾一直在家里练琴,嘉禾对政治不感兴趣。朱伯伯和朱妈妈一直像蚯蚓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角落里。
“千万别跟着瞎胡闹。”朱妈妈再三嘱咐我。
回城后的第三天,我与王重铭、宋胜武、高贵锡、葛松远等几位同学便去了庄河。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回城后,便在庄河设立了一个联络站,负责庄河联络站的谷兆林来电话说,那里的形势需要大连方面增援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刚刚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日子里,庄河高中一名叫张开的学生,便在家乡首先举义,矛头直指庄河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然而,在“**********”初始阶段,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造反十分反感的情况下,县里很快就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捕了张开。当然,随着运动的深入,张开的问题很快又被翻了过来。但一直耿耿于怀的张开还是找到我们,希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为其出口恶气。
在了解到这一案例之后,谷兆林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庄河县委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典型案例。在研究了张开事件的始末之后,王重铭当即决定,在庄河县召开一次声势浩大的张开事件平反大会,并以此为契机,揭开庄河县委阶级斗争盖子。
然而,在张开事件平反大会的组织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县委县政府的基层干部,也经常溜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当中一直有人在影响着王重铭。为此,我曾提醒重铭当心被这些人利用。我总感觉这些人心怀叵测,而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几天之内的角色转变,实在是充满戏剧性,让我感到难以适应。因为不久前,我还和村子里的被管制分子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在唐庄北街扫雪。几天之后,我便以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重要成员的身份,参与导演一个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要让庄河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威风扫地。
在庄河所有事物处理的过程中,王重铭都希望我和他一起去。他知道我的辩论口才,也欣赏我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他给了我一件棉军大衣,一个******主义红卫兵的红袖标。我把那袖标揣在军大衣兜里,平日却不怎么戴。因为我深知,凭我的家庭出身,是不配佩戴红卫兵袖标的。
一月中旬的一天,张开平反大会召开的头天晚上,在南尖农校驻庄河联络站,张开事件平反委员会讨论到很晚。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县城里各机关造反派的头头,一些城府很深的中年干部。在他们当中,有人正在利用我们,利用张开事件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而那个回乡青年张开,也越来越让大家感到过于狂傲了。
那一天,我从外边回来,看见张开坐在联络站的一张桌子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向联络站的女同学炫耀自己的造反经历。我一进门就火了。
“张开,你下来!”我厉声呵斥他。张开慌忙从桌上跳了下来。
“讲究点。这桌子是让你坐的吗?”我一点没给他留面子。张开自知没趣,赶紧溜走了。
“听着,张开不是什么英雄,以后谁也别给他好脸子。”张开走后,我板着面孔向在场的女同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她们当中一定会有人心里不舒服。“他算老几呀?敢在这里教训我们。”可我无法掩饰自己,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掩饰。
在张开事件平反大会上,来自庄河各界的造反派组织,愤怒声讨了庄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初期企图压制革命小将的滔天罪行。会场上群情激奋,庄河县人民广播电台做了现场直播。幸亏我们提前找了一个替罪羊,即张开故乡一个教训过张开的生产小队长,我们要求县司法机关立刻将其绳之以法。县公安局的马局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将其当场收押。
平反大会结束后,马局长找到我们:“你们给我出了个难题呀。”他为难地说。
“你看着办吧。”我无奈地对他说:“不把张队长抓起来,县里主要领导肯定是过不了关的。”我向马局长解释。
马局长是一个颇有些军人气质的老干部。他身材颀长,谈吐谦和,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不符合法律程序,马局长没有把那个生产队长押进公安局看守所,只是让他暂时在公安局传答室里躲了两天,不久,便放了。
在处理张开事件的过程中,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在庄河县造反组织面前,暴露了“保皇派”的真实身份,许多以造反为己任的极“左”分子,开始对我们表示失望,甚至含有敌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张开事件处理过程中,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因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妥协立场,赢得了更多温和造反派的拥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风尘仆仆地开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驻庄河联络站的大院。王惠传、张德威、衣秉阳等一干人马跳下车来。
“走,回南尖办户口去!”
“中山区人委答应把咱们户口转回城了。”
一时间,同学们都很振奋,像一年半前下乡时一样。联络站的同学们纷纷爬上汽车,直指南尖兴隆岗。
曾享誉全市的南尖知青集体,在“**********”高潮到来的时候,在革命造反的旗帜下,从农村返回城市了。这在当时看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荒唐之举。在徐茂纯等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主要领导都已被赶下台的日子里,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万分尴尬的位置上。
一月下旬,在全国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里,庄河县的许多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找到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一月二十六日入夜,经过一下午的紧张讨论和各方面关系的平衡,一个以庄河县委县政府基层群众组织为主要成员,联合县直属各委办局的群众造反组织组成的“庄河县革命委员会”,在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的共同参与下,宣布正式夺取原县委县政府的权力。那一夜,整个庄河县城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之下,县委县政府机关昼夜灯火通明,人们找到了十月革命的感觉。
深夜,一个县委机关参与夺权的中年干部,突然闯进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
“不好了,县政府的李秘书长,把政府机关所有部门的公章印鉴都卷跑了。”
说话间,屋子里挤进不少闻讯赶来的造反派,大家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现在几点?”王重铭边问边披上大衣。
“二十三点零七分。”那中年干部看着手表。
“来得及。”王重铭回头对我说:“给张友山打电话,要车去城子坦。”
我拨通了副县长张友山的电话。
“真没有车。”张副县长在电话那头都快哭了:“我绝对支持你们夺权的革命行动,但,车都派出去了,我手里现在真的一辆车也没有了。”
王重铭不耐烦了,他抢过电话压低声音:“张县长,十分钟后,我到大门口去等车。晚来一分钟,你后果自负。”
不到十分钟,一辆英吉普亮着燿眼的车灯,拐进县党校大院。司机老侯从车窗里探出身来:“还让人活不?我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大声抱怨着:“催命啊?深更半夜的。”
说话的这个老侯可不是一般的战士。他根红苗正,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司机。
王重铭笑着把半盒迎春牌香烟塞给他:“不好意思,上回城子坦。”
那时候,庄河还没通火车。从庄河西去一百二十公里的城子坦,每天凌晨一点,有一趟发往大连的客运列车。李秘书长既然携公章逃往市里,那城子坦应该是他的必经之路。
嘴角上的烟头闪着微弱的光,昏暗的吉普车里,不时传来老侯痛苦的低吟声。这些天来,痔疮一直折磨着他。
“三天三宿没合眼了,这哪儿是造反呀,这纯粹是活遭罪呀!要不是看在张县长的面子上,就是八抬大轿请我也不来。”老侯吐掉嘴里的烟蒂:“张县长是个老实人,欺负老实人伤天理。”
王重铭不出声儿了。
吉普车在新近维修过的战备公路上颠簸疾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看见,老侯的脑袋,开始不止一次地向前垂去。
“别打盹呀,老侯!”我大声提醒他注意安全!老侯痛苦地嘟囔着:“这真比强渡汉江还惨呀!有酒吗?”
王重铭无可奈何地揺了揺头:“明天,明天我请你喝酒。喝醉了,我给你请假睡它半天。”但,老侯终于挺不住。在一条笔直的路段上,老侯咬了咬牙:“你们替我盯住了……”话没说完,便一头扑在了方向盘上。
我的脑袋骤然涨大了:“老侯!老侯!”
王重铭摆了摆手:“让他睡会儿吧,盯着点儿前头。”我浑身不禁抖了起来。
风在耳畔呼啸着,无人驾驶的吉普车疾驶在没有月光的暗夜里。我突然感到这真是件愚蠢之极的事情,为了那几枚已被废弃的地方政府的公章,我们竟壮烈到让子弹朝自己飞。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荒谬!
“把车停下来吧。”我几乎在求他了:“让老侯眯一会儿再走。”
“不行。”王重铭断然反对:“赶不上火车,让人跑了,咱回去没法儿交代。”
鼾声从方向盘下传出来,那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突然,一直目不转睛紧盯前方的王重铭,猛地推了老侯一把:“醒醒!”老侯呼地抬起头来,那飞驶的英吉普已从斜刺里冲上湖里河桥的桥头。
“不好!”老侯将方向盘拼命朝右侧打去。吉普车发出一阵怪叫,像飞蛇一样在大桥上左右乱窜……
直到下了桥,老侯才将吉普车刹住:“差一点儿出了仨烈士。”他点上一根烟,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回来的路上,老侯精神多了:“老李呀,拿这么多公章,你想上市里找谁去?”
李秘书长抖抖地坐在他身后:“找、找市政府去。”
老侯哈哈大笑:“眼下全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垮了,你脑袋让驴踢了吧?”
夺权后的那些天,庄河市面上是平静的。因为对立派势力太弱,夺权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所以,在宣布夺权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无所事事了。谁也不明白夺取政权后该做些什么,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庄河县处在完全瘫痪的状态下。只是前一阶段时常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一些造反派的头头,终于在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台上纷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人看上去总觉得很别扭。
二月初,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决定撤回大连了。因为作为曾经参与庄河一月夺权的我们,此刻已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夺权,就是让一些十分阴暗的人物,有机会一夜之间窜到台前。这种夺权,只满足了这些跳梁小丑在政治上的个人野心,而对于庄河全县的地方建设,根本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
“替他们忙活,咱犯不上。”王重铭从此退出群众运动,成为一个冷眼旁观的自由主义者。
从庄河回到大连后,我便一直住在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办公室里。那时教育科的工作早已瘫痪了,我和张德威从礼堂拖来四条长椅子,对成两张床,又从教育科办公室搬来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为了不给教育科留下一个乌合之众的口实,我们要求全体同学每天九点准时到校,大家不但一本正经地组织学习,甚至还主动提出帮助区工商科负责维持市场秩序。我们这样做无非是给区教育科施加压力,力争早日解决我们的工作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