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开朗的恩格斯，由于获得了自由而更加兴高采烈。他一向非常喜欢远途旅游。60年代后半期，他曾从南欧到北欧，游历了意大利、瑞士、瑞典、丹麦等国家，大大丰富了自己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1869年8月中旬，他决定同夫人莉希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到爱尔兰旅行，欣赏爱尔兰美丽的岛国风光，研究爱尔兰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和经济政治情况。马克思对这个计划十分赞成，认为“欣赏一番‘被判罪的’爱尔兰的真面目”[21]是很有意义的。9月6日至23日，恩格斯一行访问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威克洛克山区、基拉尼、科克等地方。这里的气候比英格兰好得多。英格兰阴沉沉的天空，整日不停的濛濛细雨，使人心情抑郁；而爱尔兰空气清新，不是倾盆大雨，就是晴空万里。即使在深秋多雨季节，也不像英格兰那样阴雨连绵。爱尔兰的居民也和当地的天气一样，性格比较鲜明，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忧郁的表情。[22]在爱尔兰访问的日子，恩格斯过得十分愉快。当然，他也见到许多令人气愤的现象。英国对爱尔兰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这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岛国人口锐减、一片荒凉。在这里，“到处是战时状态。皇家爱尔兰团的士兵挂着猎刀，有时腰插手枪，手持警棍，分成一支支的小部队在各处走来走去；在都柏林，看到一个骑炮连直穿市中心而过，这种情况我在英格兰从来没有见过，并且到处都是士兵。”[23]
这次到爱尔兰旅游，大大增强了恩格斯对爱尔兰问题的关心和对爱尔兰人民的同情。他早就打算写一部爱尔兰史，以便用具体的事实揭露英国地主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的残酷统治和对爱尔兰民族犯下的罪行，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态度，揭示“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24]的真理。回到曼彻斯特后，他大量收集有关爱尔兰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学、法律、考古等方面的论著。他为研究爱尔兰历史所开列的书目，现在保存下来的达150种以上。1869年最后几个月和1870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他所写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笔记，多达15本，此外还有许多剪报、札记、单页片断等等。为了研究爱尔兰的史料，他学习了古爱尔兰语。1870年5月，他根据研究中积累的材料，正式动笔撰写《爱尔兰史》。计划要写的著作为四大部分：（一）自然条件；（二）古代的爱尔兰；（三）英国的征服；（四）英国的统治。可惜，这部著作只写完第一部分。由于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第二部分便停了下来。从保留下来的材料看，他对后两部分已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观点也已考虑成熟。
像以往多年形成的惯例一样，恩格斯与马克思仍然主要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互通情报，交换信息。但这对亲密朋友分居两地的情况很快就要结束。1870年初，恩格斯兴致勃勃地写信告诉马克思：“我今年夏末迁居伦敦，现在已经决定了。莉希说，她想离开曼彻斯特，越早越好。”[25]这个消息使马克思全家欢腾。多少年来，马克思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自己的亲密朋友朝夕相处，谈古论今，切磋学问。马克思夫人燕妮更是“多少次暗自盼望”恩格斯搬来。因为最近几年，马克思工作过度疲劳，从不关心自己越来越差的身体。燕妮为此万分焦急。她知道，只有恩格斯才能使马克思的生活方式稍有改变。为了安排恩格斯迁到伦敦后的生活，燕妮四处奔走。7月中旬，找到一个理想的住处，地址是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燕妮立即把好消息写信告诉恩格斯：“我找到一所房子，它坐落在非常美丽和方便的地方，因此得到我们大家一致的好评。燕妮和杜西是同我一道去的，两人都觉得好极了。房子周围的环境很好，内部设备很完善，我想您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房子，我相信它会使您的夫人很满意。它实在是太敞亮，太令人喜欢了。几乎用不着走出屋子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26]特别重要的是，该屋距离马克思寓所很近，步行15分钟就可到达。恩格斯完全同意燕妮的意见，并于同年1870年9月20日把全家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新居。
1870-1883年这段时间，无论对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是十分珍贵的。这些年里，他们俩人几乎天天见面。经常是恩格斯到梅特兰公园路马克思家里，有时马克思也到恩格斯寓所。两个朋友常常一道出去散步，也常常留在家中共同工作。他们在一起的情形，给年轻的爱琳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爱琳娜后来回忆到，在那些日子里，两位朋友往往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走来走去，“两人各沿屋子的一边，走到屋角就转过身来，他们的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一些坑洼。他们在这里讨论了许多大多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时常两人一前一后地走来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的时候又各自说自己所想的一套，直到半小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相互承认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27]
星期日，好客的恩格斯家里热闹非凡。这一天，不只是马克思一家经常到他那里，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当做自己的麦加城。恩格斯精通欧洲各国语言，能用对方国家的语言同每个人交谈。他那终生不变的热情、欢乐和富有幽默的性格，给所有访问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恩格斯是多么的高兴！在满座嘉宾中间，他以莱茵人特有的豪爽风度谈笑风生、开怀畅饮！
四、无产阶级对待普法战争的态度
当恩格斯准备举家迁往伦敦的时候，爆发了震撼欧洲的普法战争。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需要两位革命导师经常交换意见，及时作出判断，具体指导德、法等国工人阶级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因此，迁居的时机十分合适。
普法战争是由1870年7月19日法皇路易·波拿巴向普鲁士宣战开始的。战争开始前夕，西欧局势紧张，战云密布。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德法两国的政治军事动向和工人阶级的反战活动。战争刚刚爆发，马克思于7月23日发表了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深刻分析了战争的原因，指出这场战争是德法两国反动王朝制度的产物；战争是波拿巴首先发动的，法国是侵略者，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这场侵略战争；战争第一阶段德国处于防御地位，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把战争严格限制在民族防御的范围，坚决防止和反对德国反动派把防御战争转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马克思号召德法两国工人阶级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两国统治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叫嚣，不做统治阶级“民族仇恨”的牺牲品。他坚信，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拒绝一切战争。
普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腐朽和无能。战争开始不久，法军节节溃败。9月1日法军在色当投降，法皇路易·波拿巴被俘。9月4日，巴黎爆发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此，普法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9月9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指出，随着法军投降和普军侵入法境，交战双方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德国方面，战争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相反，现在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则具有防御性质。在新的形势下，德国工人阶级应当坚决反对普军侵占法国领土，要求德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订立光荣的和约。法国工人阶级既要反对德国侵略，又要摆脱资本主义奴役，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自己阶级的组织。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发表。虽然恩格斯不是总委员会委员，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但《宣言》的观点，是他与马克思共同讨论的，完全反映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战争初期，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从法国方面来说，具有波拿巴主义的侵略性质；从德国方面来说，具有反对侵略的民族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结局如何，对德法两国工人运动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德国被打败，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为恢复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德国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相反，如果法国被打败，波拿巴主义就要破产，德国工人阶级将由于实现国家统一而在全国规模上组织起来，法国工人也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更为自由的活动场所。恩格斯预见到波拿巴法国必败的结局，指出由于二十年的波拿巴主义统治，法国人心极为涣散，在这次战争中充分表现出了没落帝国的精神，当隆隆的炮声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时，从大臣到公务员，从元帅到列兵，从皇帝到他的擦鞋工，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片惊慌之中。[28]
普法战争把欧洲大陆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为了指导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的行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恩格斯提出了五条策略原则：
（一）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
（二）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三）反对并侵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
（四）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谋和；
（五）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29]
当法军败局已定，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小政客进行狂热的沙文主义叫嚣，要求吞并法国亚尔萨斯、洛林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致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逐点批驳反动派提出的论据，强调与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对欧洲各国人民意义重大。因为，“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么，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融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30]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在整个普法战争期间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抵制了民族沙文主义的压力，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1870年7月21日，身为议员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议会讨论战争预算时弃权。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态度十分满意，指出他们非常出色的表现，再次说明了“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狂潮的积极力量”。[31]法军投降后，战争性质发生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响应国际工人协会的号召，揭露德国反动派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坚决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与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恫吓和迫害，临危不惧，坚持原则，英勇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恩格斯得知他们两人被捕的消息时，立即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高度评价他们的斗争，指出：“公开而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观点并非一件小事，他们两人在国会的英勇行为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工人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卓有远见和坚韧不拔，使他们一跃而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驱……这使我们感到何等的自豪。”[32]
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由于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许多篇精辟的《战争短评》而“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战争爆发次日，《派尔麦尔新闻》邀请马克思以军事记者身份到普鲁士，撰写有关战争的论文。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欧洲动荡的紧要关头，如果能够利用报纸宣传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策略，影响各国工人和广大阶层的群众，对国际工人运动是大有好处的。不过他认为，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研究的恩格斯更适于担任这项工作。他在邀请恩格斯为该报撰文时指出，尽管该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也有优点：（1）在有威望的报纸当中，它是唯一对俄国采取某种反对立场的报纸，这在战争进程中会有重要意义；（2）作为一家贵族报纸，它在所有俱乐部，特别是军事俱乐部中起着主导作用；（3）它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恩格斯很快同意为该报撰稿。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必要以记者身份到普鲁士大本营。因为除了普鲁士警察当局设置的障碍外，在那里不如在英国更能得到准确的材料，更有条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战争的进程。
从1870年7月底至1871年2月19日，恩格斯一共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战争短评》五十九篇。这些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珍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军事问题的典范。当然，《战争短评》决不仅仅评论军事问题，而且考察了交战双方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状况。这些文章与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密切联系，从不同方面宣传了国际工人协会在战争不同阶段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