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他为文主张“明理”，强调把内容放在首位：“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现代提倡的“言之有物”，不写虚空假套之言，应该说就是这一文风的继承和发展。张耒还主张为文自由，不拘俗套，这一观点反映在《与友人论文固以诗投之》中，“譬如张众乐，要以归之雅，区区为对偶，此格最汙下”。今人作文浮丽空虚，读此当汗颜。
张耒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文名甚盛，但丝毫没有傲气，他虚怀若谷，谦宽待人。晚年谪居黄州，已是文坛领袖的他，在答朋友书中仍称：“耒不才，少时喜为文词，与人游，又喜论文学，谓之嗜好则可；以为能文，则世自有人，决不在我！”这是一种真诚的谦虚，而不是某些小有成就眼珠子就上移额头的之流，貌谦实骄的虚伪之言。
张耒的词《全宋词》载其完整的六首，为世人称赞的有《秋蕊香》，《少年游》等。宋史有云：张耒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他的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末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是啊，任何事业，不论高低贵贱，其实都能带来大的成功，但重要的是你意志要坚强；如果一个人有所追求，怎么会闲适和安逸呢？
多么好的诗句，多么难能可贵的境界。这哪是给儿子们的劝学诗啊？这是在劝世人！这不是一种“仪观甚伟”吗？“仪观甚伟”——“肥仙”，当之无愧的“肥仙”，世人当从“肥仙”诗中有所悟。
再读关天培
对民族英雄关天培，作为生在楚州长在楚州的我，既听过故事又看过书，还瞻仰过遗像遗物。尽管如此，最近又一次走进关天培祠堂，再一次阅读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抗击外敌的伟大的爱国将军时，我还是感叹不已。
关天培，江苏淮安楚州人。1834年10月，他受命广东全省水师提督，镇守祖国的南大门。1839年3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抵达广州禁烟，关天培成为林则徐的得力助手。他一面积极协助林则徐收缴英商鸦片，一面认真布置海防，督造排桩，设置铁链，准备抵御侵略。其实，关天培早在赴任时，面对形同虚设的广东海防和英国进行鸦片输入的狼子野心，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就做出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安排妻子陪同老母返回家乡，只带三个随身的家丁去广州。到任后，他亲自实地考察，了解地形，利用虎门险要的地势，设置三层门户，保卫广州。铸造八千斤、六千斤大炮40尊，六千斤以下的大炮数百尊，高扬炮口，严阵以待，同时动员并组织民众操练，表现了一位热爱祖国的军事家的气魄。
1839年9月4日，我水师根据林则徐的谕令，奋起击退了敌人的挑衅，这次九龙之战即意味着鸦片战争的开始。10月29日英一商船在中国引水的导航下，驶至穿鼻洋面准备报关入口，突然两艘英兵船炮击我水师船，炸毁火船一艘。关天培挺立桅前，拔出腰刀，指挥本船弁兵和后船开炮回击。突然一发炮弹击落一片桅木，将关天培手背擦破，他奋不顾身，仍持刀指挥战斗。英国一艘兵船前后分别被我火炮击中，不少英兵跌落海中。激战一时许后，英船遁去，我方取得了穿鼻洋之战的胜利。11月，中英双方在官涌山（九龙尖沙嘴北）一带发生6次战斗，我方均获胜利。
关天培认真整顿、加固海防设施，培训水师，为林则徐放手查办和销毁鸦片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要不要禁鸦片？禁烟之明令早在雍正初年就颁布，百年来的局面竟如我们今天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后来言官黄爵滋陈述了鸦片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给国家经济造成危机。为了有效禁止鸦片，他提出了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竟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实施“查禁”）。钦差点了湖广总督林则徐，说明拖拉敷衍几十、上百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去了之后还是被“革职待罪”。
林则徐与关天培是心有灵犀，或者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到了广州就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就支持关天培积极进行战备。然而，大清朝却没有这个意识，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
其实，大清帝国1840年的战争至以后的战败，历史早已注定，它是科学技术的战败，是政治制度的战败，更是创新使命感的战败。在1840年的前47年，也就是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与大清帝国开通市场，进行贸易时，当时的乾隆皇帝却认为：“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傲慢、无知的乾隆依然沉浸在天朝帝国地大物博、物产丰沛，儒家文明、教化四方的梦幻似的田园牧歌中。
据史料载，为了让马戛尔尼见识大清帝国的威仪与文明，并让马戛尔尼认为拒绝得有道理，也自认为可以从心理上彻底摧毁马戛尔尼的自信心，乾隆特意让马戛尔尼乘船由京杭大运河到浙江，然后再乘海船回国。乾隆要让马戛尔尼开开眼，见识一下天朝的强盛。因为在他眼里，就算再强大的蛮夷，其文明程度也远远不及天朝。于是，乾隆处心积虑，在沿途特意安排了军事操练，他要让马戛尔尼从心理上惧怕天朝的威仪与中华文明，从而不敢报复。
在江苏镇江，镇江总兵秉承乾隆的旨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但在这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中，英国人看到的却是虚弱与落后：护卫城墙濒临坍塌，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只是弓箭、戟、矛、剑，和几支火绳枪。英国人评价道：“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看到了大清帝国真面目的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两艘战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我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与乾隆时代相比又有退步。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1840年6月21日，40艘英舰在广东海面集结。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关天培和林则徐认真商讨了退敌之策。英国侵略军曾多次妄想从这里攻进来，但壁垒森严的虎门，使他们胆战心惊，望而却步，便沿海向北进犯，攻定海。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前一天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在九分钟内就全军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英军攻下定海后，8月窜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闭关锁国而腐朽的清廷，稍遇挫折，就打击忠良，卑躬屈膝，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接替林公。
据《后汉书·灵帝纪》载：汉灵帝昏聩无能，他治国无方却玩物有术，早先玩马，其后玩驴，待两样玩腻了，就玩起了狗来。他让狗戴上“进贤冠”，系上“绶带”，一切按官员打扮，尔后把狗牵上金銮殿，还大叫大嚷：“狗官上朝了！”从表面看，汉灵帝让“狗官”上朝，是开玩笑，搞恶作剧。可纵观历史，比如对主人的忠诚等方面，人官不如狗官的却是大有人在，譬如讲，琦善就是一个。
琦善一到广州，就反对林则徐、关天培的做法，下令撤除关天培多年苦心经营的海防，水师被遣散三分之二，战斗力最强的募勇被全部遣散，这正迎合了英军的需要。
1841年1月，英军乘虚而入，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这样虎门失去屏障。此时虎门炮台只有少数兵力防守，形势万分危急。关天培坐镇前线，向琦善请求增援。可是，琦善怕妨碍“议和”，拒绝发兵。关天培极为愤恨，决定死守。他拿出自己的银钱补充军饷，鼓励将士英勇杀敌，又将数枚脱落的牙齿和几件旧衣寄给家眷，表示了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关天培以60岁的高龄，孤军奋战，浴血拼杀，亲自点燃大炮，与敌人激战10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拼杀不止，最后壮烈捐躯。
当时，已被“革职待罪”的林则徐闻得噩耗，悲痛欲绝，愤而挥笔挽之：“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鞠尽瘁；双忠共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魂归相送面如生。”关家收到林公挽联后，怕惹出祸端，在请人重新书写时，将上联中“问何人”改成“问何时”。
历时两年多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至后来的几十年中，又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国人痛心疾首。是什么让清政府失败的呢？军事战术、军事武器、官兵素质；经济实力、武器制造、后勤保障；官心民心、国民素质、人心向背……而从来没有人从大清帝国，制度层面上去寻找原因。几十年过去后，魏源写出的《海国图志》在书中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但却不为当时的帝国所用，后来的东瀛岛国日本却把此书捧为圭臬，最终变成日本发轫、变革、强大的思想基础……
是的，是与制度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尽然。“我坚信中国的社会闹得如此糟糕，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这是朱光潜先生七十多年前在《谈美书简》中的一段话。持这种看法的还有鲁迅先生。鲁迅的小说写尽了人心的凉薄和人性的黑暗，并终生以“立人”为其志业。先生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举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鲁迅先生当年所以要力抵“制度救国论”的迷思，无非是看到，任何制度都仰赖人对规则的敬畏，对人性的底线的持守。在一个人性的底线不断退却的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完善的制度也难逃被扭曲、被消解的命运。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在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
当然还有一种心坏透了的人：内鬼。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其实，内鬼即经济间谍，自古至今从未断绝。最近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例证。
据悉，在胡士泰的个人电脑里，国安人员发现了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中国钢铁企业资料，涉及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炼钢配比、生产安排、进口矿的平均成本、毛利率、生铁的单位消耗等数据，还有一些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和销售情况，甚至还有中方铁矿石谈判组的内部会议纪要。有人算了一笔账：2002年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飙升，由于底牌频频曝光，中方谈判屡战屡败，被动不堪，各家企业已经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由此想开去，英国军舰能长期在中国海面停泊，是汉奸为他们提供给养的；鸦片在中国销售量能够极速攀升，难道没有那许许多多的唯利是图者的推销、被金钱收买的内奸和各级官员的营私舞弊庇护吗？
统治者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任意挥霍，最终必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这样就更加重了清朝的危机。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苏联的自我毁灭发人深思。在诸多原因中，重要的原因是始于极权导致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之丧失，继于无休止的内耗，终于人民抛弃极权。
事情从来是相互的。
尊重百姓的朝廷被百姓尊重。
爱护百姓的政府被百姓爱护。
牛顿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争上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冰心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大清帝国，从开始的无坚不摧，到后来的不堪一击，难道就单单是体制问题吗？没有价值上的人心上的坚实支撑，再先进的体制也不会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