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所在地在古扬州境内，《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曰扬州，越也。”史传太伯奔吴，越人为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越地江湖甚多、物产富饶，无佘的后裔们在这原称为“荆蛮”的地方，发展了稻作农业，开拓了一片文明的新天地。在良渚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犁，正是稻作农业相当发达的反映。
正当黄河流域的耕作农具长期徘徊于石铲、石耜、石锄的时候，后起的被称为“荆蛮”之地的越地，却跳跃式地从锄耕农业一下跃进了犁耕农业，为我国的稻作农业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告诉人们：早在距今4000来年前，吴越地带的先民已经十分普遍地使用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由于这些农业器具的运用和推广，使这一带的农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大约为40°～50°之间，两腰有刃，中部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15厘米，大者长近50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在制作上，应当说是十分精巧的。
这种石犁确切地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这种犁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才能真正工作。犁床由两部分构成，下为垫木，上为木板，石犁头嵌装在二者之间，在穿孔处以木钉固定，而石犁仅刃部外露。这样安装是为了保护石犁，使其不易折损，又便于更换犁头。另外宽大的木犁床在水田中有一定浮力，耕作时更方便更省力些。犁床又与犁柄相连，其上装有长辕。
同以往锄耕农业相比，犁耕可以节省体力，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良渚文化地区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他杂草，要把这些土地辟为农田，必用犁铧及破土器，才能将芦苇的根部挖除，杂草也才能斩草除根。再说，土地经犁翻耕后，土壤松软，减少了病虫害，对地力的恢复极为有利。犁的出现，为开垦荒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也为条播和中耕技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犁对于农业之功可谓大矣！
有了犁，就有犁耕，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犁耕的牵动力是什么？这方面答案并不相同。
郭文先生编著的《文明的曙光》一书断言，“最初的犁是由人力牵动的。”不少相关著作几乎都这样认为。有些史著还作了充分的想象，认为当时的犁耕一般是由一人扶犁把，两人用绳索在前面牵引。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的。在犁发明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来。但是，实施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一定会发现，这样三个强劳力的犁耕，还比不上三人独自操作的耒耜耕作效力高。实际上，如果坚持以人力牵引，犁耕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了。
应当说，犁耕本就是为畜力牵引耕作而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资本论》）可以相信，这一“最古老的发明”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
水牛在南方的驯化，至少已经有了7000年的历史。在彭头山文化遗址，就发现了完整的水牛骨骸，虽然学者难以据此判断是肉牛还是役牛。在江苏吴江梅堪遗址还出土了7具完整的水牛头骨化石。在附近太湖流域也发现了不少水牛遗骸。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如此热中于牛的饲养，难道只是为了食用吗？牛的力大无比，牛的温驯（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要发牛脾气），本身就为它的成为耕田的牵引力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良渚文化和吴江等地的古文化同在太湖流域，他们有了几千年的养牛史而不知将牛用于耕耘，那实在不可理解的。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良渚地区石犁的出现，已足以说明时人使用畜力牵引耕地了。
附带说一句，这畜力可能不仅指牛，还可能指犬。在良渚石犁中，最小的只有15厘米长。如此小巧的石犁显然是不适宜于牛耕也不适宜于人耕的，惟一可作解释的是以犬来牵引石犁，可名之为“犬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