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清白好为官。清白是一种风骨，也是一种美德。只有做一个“站直了，别趴下”的有尊严的清官方能赢得众口交誉的口碑！在现实社会中，当官的有软骨头也有硬骨头，有的官甘于“摧眉折腰事权贵”；有的官敢于“不为五斗米折腰”。贪腐龌龊之官必做贼心虚，英雄气短，说话硬不起来，腰板直不起来；清正廉洁之官必理直气壮，傲骨铮铮，谋划有胆魄，工作敢担当。做官的风骨来自于做人的正气，来自于做事的清白，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1.为官之风骨，行权之正气
为官者做人正派，做事公道，腰杆子才能硬朗起来。这种“硬”就是做官的风骨。
清白做官自生风骨。风骨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志气、一种威严的正气、一种冲天的豪气、一种清廉的风气，风骨更是一种有骨质感的风格，正是这种有骨质感的风格，才使人在面对原则问题时说话硬气，在与人交往时待人和气，在处理实务时做事大气。
为官者做人正派，做事公道，腰杆子才能硬朗起来。这种“硬”就是做官的风骨。但通观整个社会，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这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凛凛风骨，君不见当今媒体曝出不少官员似乎都得了“官心病”吗？因为自己的不清白，身上沾满了铜臭气、桃花味，以权谋私，害国坑民，虽暂时逃过了反腐败的法眼，不具“贪官、赃官、恶官、坏官”之名，却早已具备了“贪官、赃官、恶官、坏官”之实，这个“鬼”暗暗装在他们心里，压得他们常年喘不过气来，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感。以至于他们虽身在官位，却由于做贼心虚，说话不仗义，做事腰杆子不硬，根本谈不上做官的“风骨”，他们骨软气虚，不能担当，哪里会做成大事？而只能坏了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大事。
有道是，“人因寡欲常颜好，官因清廉梦亦闲”。做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对在位的每一个官员来说都应该在心里有一个反省。在台上时一副官家气派，被双规后一副落魄模样，这种反差深深地烙在有“官心病”的每一个官员的心里，令他们纠结、失眠、抑郁，甚至选择自杀逃脱追究。这种官，让他们说硬气话、正气话，可能吗？让他们挺直腰杆做官，昂首挺胸做人，可能吗？难道他们不想挺直腰杆做官和昂首挺胸做人吗？肯定想啊。只是他们在官场上混了多年，搞得自己心已经脏了，手已经黑了，再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难了。人常说，做人难，其实重新做人更难啊。同样，做官难，其实重新做官也肯定更难。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官难，做“一身铜臭，两袖歪风”的官就容易多了。
做官的风骨来自于做官的清白，做官的清白来自于做官的美德。为民做官，才敢于为民争利，说话才能硬气，腰杆才能硬气，做事才能硬气，才能敢于担当，敢于负责；否则，为自己做官，为自己争利，为亲朋好友争利，以权谋私，营私舞弊，怎么会硬得起来呢？
怎么会有什么做官者的“风骨”呢？
“官德”也是为官者的为官之道。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古人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从政者如果都提高了自身道德修养，就能以德立身，以德行政，以德治国。相反，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带头遵守道德规范，言行不一，甚至搞腐败，就不能做群众的表率。
因此，从政为官者当先修其德，领导干部惟有德高，才能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公正处事，廉洁从政；惟有德高，修正自我，做人的“底气”才厚实，做事才会“硬气”，从政才会有“正气”。
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做官从政就很容易栽跟头。做官先要学会做人，因为做人是一生一世的事，当官则是一时一地的事。要做个正直、清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堂堂正正的人，就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努力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道德水准。
翻阅时下报刊，一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而沦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在被审查期间往往不约而同地如此反思：本来是想做清官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了第一次贿赂后，也就放松了警惕，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显然，那些身居显赫高位却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断不是东窗事发后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可以轻飘飘搪塞过关的。然而究其蜕化变质的轨迹，倒也确是由那第一次的思想松懈起步的。
很多私欲膨胀而毁于贪欲的“人民公仆”在铁窗内回首自我毁灭的过程时，常常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泪涕横流，痛不欲生。
这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宋代哲学家王廷相讲过这样一个寓言：轿夫穿着新鞋进城，始而小心翼翼，生怕弄脏新鞋，后来一分心踩进水塘，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踩过去，再也无所顾忌了。轿夫行路有个警惕第一脚的问题，为官行政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有些领导干部上任伊始抱负尚存，口碑尚可，一旦下水湿了第一脚后，便“进臭久闻不知其臭”，甚至“破罐破摔”，在毁灭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此类教训举不胜举，是足以令每一个有职有权者惊醒的。
谨防“湿第一脚”，除了各级干部从严自律，洁身自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健全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震慑那些心存邪念和侥幸的意志薄弱者，使其“有此贼心，无此贼胆”；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绝大多数执掌权力者清正廉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而公平公正跟廉洁是有连带关系的。公平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非是指办事无私心，处理事件不偏心，以规章制度为准则，坚决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办事，不徇私舞弊，即所谓的“公道自在人心”；但是一个人必须要有廉洁，才会公平；反过来说，如果心存贪念，那什么公平都没有了。
例如一个做官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廉洁不贪污，当然他处事就能够公平；要是换一个贪污的人，所谓“有钱得生，无钱得死”，哪里会公平？说到贪污，其实并不是只有“吃钱”叫贪污，凭自己的感情用事，也是贪污；比方说：我有权力，对于跟我有感情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利用我的权力，随便给他好处；要是跟我没有感情或者我所讨厌的人，我就对他刻薄，吹毛求疵，应该给的也不给他；这虽然不是金钱的贪污，却是感情的贪污。一个廉洁的官员，必须摒除内外的污点，才能做到清清白白，公公正正。
无欲则刚，只有廉洁才能秉公办事，秉公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廉洁奉公最主要的收益就是赢得民心。民心不可违，百姓不可欺，不如此，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公生明，廉生威”是为官者的风骨所系，也是为官者的正气所在。
2.官德不彰，官威难扶
如果领导者要让自己能硬起来那就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自身品德，打铁自身硬，就不怕铁不听摆布。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
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
一般地讲，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
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
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
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古有“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典故。在现在的官场上，同样也存在着下属拿捏上司或摆布、捉弄上司的现象，而原因也同样缘于自己丢掉了道德的“太阿之柄”，一是当官原本是草包，办事不得不依赖仰仗下属；二是当官的身上不干净，受制于下属，任凭下属胡作非为。如果领导者要让自己能硬起来那就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自身品德，打铁自身硬，就不怕铁不听摆布。
3.不花“脏钱”，不收“脏物”
对普通百姓而言，爱好什么，爱好到什么程度，并无大碍。然而一旦为官，特别是那些掌管一方或要害部门的位高权重者，其个人爱好就应慎之又慎了。
毋庸置疑，古往今来，在官场上历来是有清官也有贪官，如何做官是要做清官还是要做贪官，这也恰为我们今天的为官者提供了许多可鉴的摹本，下面我们先看两个小例子。
一则是关于南宋权臣贾似道的，贾似道以好赌斗蟋蟀而闻名，于是和他斗蟋蟀的官宦便络绎不绝。令人奇怪的是，所有来斗的蟋蟀都无一例外地大败而归，贾似道于是大发横财。当然，那些故意斗败输钱的主，没有一个是傻子，他们也都分别依输钱多少得到了相应的官职和好处。另外一则是关于清末杭州知府陈鲁的，陈鲁不贪钱财，不嗜烟酒，素为百姓拥戴，可此官却有古字画之好，于是，为杨乃武小白菜案而企图行贿的余杭知县就送来一幅唐伯虎的真迹。陈鲁爱不释手，慨然笑纳，结果徇情枉法，酿成大错。案发后，陈鲁愧疚难当，上吊自尽，令人唏嘘不已。
读完这两则故事，不难发现，两个官吏都打着个人爱好的招牌，却干着贪赃枉法的勾当，从而让自己失去了清廉之身，进而走向了腐败堕落的深渊，由此不禁引起了我们对官员个人爱好问题的深思。
人生在世，对于世间万物总会心有所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爱好，或好花鸟虫鱼，或好古玩字画，或好垂钓品茗，或好跳舞唱歌，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正当高雅的个人爱好不仅有利于调节身心、陶冶情操，而且还有利于焕发精神、鼓舞斗志，从而为干好工作增添后劲和活力。对普通百姓而言，爱好什么，爱好到什么程度，并无大碍。然而一旦为官，特别是那些掌管一方或要害部门的位高权重者，其个人爱好就应慎之又慎了。
综观近年来那些被查处的违法违纪官员，其中不乏因个人爱好不慎所致。河南省新乡市原市委书记祝友文酷爱钓鱼，其“密友”冯某就专门为其建了一个占地数百平方米的鱼塘，你钓我的鱼，我钓你的权，诸多权钱交易的勾当便由此展开。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也因此颇为清高。但当赖昌星送来一套100多万元的古籍善本，送来一幅9位名家合作的牡丹图时，接培勇开始把持不住了，最终与赖同流合污。浙江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不抽烟、不喝酒、不好色，只对名人字画、古玩、瓷器情有独钟。商人宋某投其所好，一次送给他十几万元的名人字画。马继国无以回报，大笔一挥，宋某17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就免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究其原因，都在于那些官员因爱好而引发了无度的贪欲。难怪赖昌星曾有句“名言”：不怕什么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这句话发人深思，因为它击中了人性的要害。
爱好与欲望是分不开的，爱好一定带来欲望，不少官员之所以让半生清明栽倒在自己的个人爱好里，正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持住自己的欲望，让个人爱好成为被人利用、“攻击”的软肋和命门，最终酿成祸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