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地处大别山区，特色农业相对发达，基本上形成了“一县一业”的格局。罗田的板栗、英山的茶叶、蕲春的药材、红安的花生等，均为全省或者全国之冠。同时，黄冈中医药发达，中医药加工企业达200多家，与发达的武汉西药产业形成互补。
孝感以汽车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已初具规模，今后孝感可成为汽车配件加工基地。同时，孝感的农村有生产大宗农副产品的良好条件，可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当好武汉的“米袋子”。此外，孝感矿产丰富，可以建立盐磷化工基地。
咸宁气候湿润，被誉为“中国亚热带自然生态平衡之典型”。咸宁的森林覆盖率达49.98%，居全省第一位。咸宁是全国闻名的“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麻之乡”，其温泉和九宫山均有中央和省直单位驻足，咸宁堪为大武汉的“后花园”。
此外，仙桃的轻纺工业、潜江的石油化工，亦可重点发展。而天门，则是全国著名的棉花之乡，纺织业发达，可以联合武汉，打造纺织基地。
除武汉城市圈内部的协同之外，各个城市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均存在着竞争。甚至它们与武汉之间也有竞争，如东线的黄石、黄冈等城市，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时，直接绕开武汉，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雨韵家具有限公司等重要企业，均直接落户黄冈，而非武汉。
在未来，武汉城市圈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方面，亦需规划，力争与武汉的产业实现互补。
第五节为何楚地无才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使“中国第三大文化科教城市”武汉孤城耸立。而民营经济不强，更使武汉缺少对人才的吸附能力。最为致命的是，失去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气度的武汉，已经无法包容百家争鸣，亦无法共存豪杰与走卒。
在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一语道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虽是恶搞，却并非没有道理。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其最后的发展，比拼的还是人才。当今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第一强国，与其吸纳了全球60%的高端人才密不可分；而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发达之地，亦与其拥有对全国人才的强大吸附能力息息相关。
武汉欲领衔中部崛起，并且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的中心，如何加强自身对人才的吸附能力，至关重要。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百年前，一代贤达张之洞在滚滚长江边发出的感叹，至今言犹在耳。
可惜，就现状而言，武汉所面临的人才问题却非常严峻，甚至可以说，武汉已经出现了人才的空心化危机。
武汉以中国第三大高等教育重地以及全国第一大人才生产基地自居，最后却闹人才荒，可谓荒谬，此中原因，不可不察。
人才生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
目前，武汉集中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其他数十所部委和省属大学，科教实力仅次于北京和上海，领先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广东和浙江。
2009年，武汉高校的学生人数已达104万人，超过北京和上海，跃居全国第一。
但是，如果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武汉在全国只居中流。
2009年，武汉国内生产总值为4500亿元，在中国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武汉排在前十名之外，与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14900亿元），几乎相差3倍，甚至苏州、无锡、佛山等一般性城市，都排在武汉前面。而以人均算，武汉更是排在100名之外，只略等同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不如南昌和合肥。
在人才日益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本时，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群雄并起的情况下，武汉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出产的人才，大半被其他先进地区所吸引。
湖北大学教授严梅主持的《武汉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武汉地区重点高校培养的学生中，只有11%的本科生、4%的硕士和1%的博士留在武汉就业。也就是说，每培养100个博士，只有一个留在武汉。武汉的人才流失程度，让人震惊。
人才的流失，使武汉的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武汉目前流入人口虽已逾百万，但流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95年，小学文化程度者占80%。
武汉拥有中国数量第三的高校、最多的高校毕业生，最后却落到主体人口构成为小学毕业生的地步，其首要原因即是当地经济落后，收入普遍过低，缺少对本土人才的吸附能力，迫使武汉出产的人才，纷纷到发达地区谋生，从而出现了人才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
北京、上海与广州，既有强大的科教实力，又有发达的经济作为保证，成为中国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
而深圳作为本土教育实力相对落后的地域，之所以能够吸附全国性人才，靠的就是其富有活力的经济。
武汉引以为傲的软件行业，人才流失现象亦很惊人。甚至在光谷，一度出现写字楼价格比住宅还低的怪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汉缺少像华为、中兴那样的龙头企业，本土软件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其薪酬水平也没有竞争力。而在2009年，仅华为一家的收入就突破1000亿元，是武汉光谷所有企业收入之和。
深圳在本土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吸附了全国各地的人才，特别是武汉、西安等地的人才，成为中国最富科技创造力的城市。在深圳，每50个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才中，就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深圳的金融系统，几乎是由武汉大学系“把持”着；其机械工程领域，几乎是由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把持”着；而其政府官员，很多都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人才的流失，亦与武汉的经济结构息息相关。自2000年后，武汉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显示出逐年降低的趋势，2008年武汉市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7.53%，首次跌破70%。
长三角和珠三角强大的人才吸附能力，则得益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
广东省拥有20多万家民营企业，从业人员逾1000万人。浙江民营经济更为发达，拥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全省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60%来自民营经济，新增就业岗位的90%来自民营企业。
反观武汉，其产业结构仍然以重工业为主，经济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特别是武钢、武重等国有企业过于强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民营企业只能如野草一样，在石头缝隙中生存。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垄断国有企业的待遇非常优厚，全国都如此，武汉亦不例外。但是，武汉国有企业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国有企业内部近亲繁殖的现象严重，更多的人才无法进入这些企业，加之民营企业不足，最后导致武汉整个人才容量有限。更重要的是，武汉民营企业的弱小，以及其相对国有企业的从属地位，使武汉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不仅收入低，社会地位亦低，缺少尊严。在此种情况下，大批人才纷纷舍弃武汉，“孔雀东南飞”，甚至是往北飞，就是不肯在本地栖息。
武汉需要“九派横流”的宏伟器局
“茫茫九派流中国”，******在武汉的沉吟，无疑是对那个时代武汉宏伟器局的一种推崇。彼时的武汉，正是凭借吞吐天下的气象，吸引着四方豪客。
时至今日，武汉“九派横流”的气度已经消失无踪，这也是武汉无法吸纳人才的重要原因。
文化产业领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才吸附能力。美国文化产业比重超过20%，成为全球人才汇聚之地；亚洲的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比重亦近20%，成为亚洲人才汇聚之地。
如果说武汉的传统产业并不占优势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武汉身为全国第三大科教基地，却文化产业落后，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2009年，武汉市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达到259.92亿元，占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的5.7%，几乎与西安等同，而北京同期的文化产业的比重为12.3%。另一科教重地广州的文化产业产值为717亿元，占比7.87%。杭州的文化产业产值的占比则达到了12.6%，为全国最高。同为计划单列市的非省会城市青岛的比重达7.5％，而武汉的近邻长沙，更是达到了9.9%。武汉文化产业的比重，与其在全国文化领域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在文化产业领域，最直观的就是传媒行业。就数量而言，武汉也算是媒体云集，其《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亦算国内大报。特别是《楚天都市报》，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发行量超100万份的大报之一，在都市报系列中仅次于《南方都市报》，但是，两者在全国的声望却相差太远。整个湖北，几乎没有领先全国的高端媒体，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知音》杂志，则在内容上偏于情感化，常常被人诟病。
时下，大众所公认的文化传媒重地是“南广北京”，以及后起的长沙、成都等地，武汉难成偏师一角。遍观大武汉，竟无可以引领全国舆论先声之重器，可谓是武汉的特大遗憾。
武汉拥有将近10所美术学院，但是，在动漫领域，武汉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也并未建立领先优势，北京、上海、杭州暂时引领动漫行业的先声。
从表面上看，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教实力作为根基，但是，从深远意义上说，更需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
武汉文化产业的滞后，正是缺少开放和包容所致。2010年年底，笔者去浙江调研，偶遇90后青年李红豪，从发生在他身上的荒谬事件，即可见武汉在思想和社会管制方面的严厉与刻板。李红豪由于在考试作文《草见人命》中，直陈中国教育的弊端，竟被阅卷老师批为“自毁前程”，勒令其回家反省，不改变观点不得回到学校。李红豪只能退学。当年深圳青年批判深圳之后，引起市长关注，最后市长与批评者亲自对话。深圳的这种气度，是武汉所没有的。
在未来，要提高武汉对人才的吸附能力，更需要的是“软功夫”。提高社会开放度，增加城市包容能力，放开社会管制，才是武汉成为博大之城的必经之路。
九派横流，方有百家争鸣。
能容纳贩夫走卒，才能汇聚英雄豪杰。
第六节武汉光谷为何不光
光谷曾被武汉寄予厚望。2001年，光谷设立时，武汉几乎万人空巷，其盛况唯有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时可比。
光谷亦不孚众望。
至2009年，光谷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其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光谷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其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40%，光谷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亦占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光谷的总产值已经占武汉总产值的1/3。
不过，光谷虽在武汉重于一时，但相对于武汉的经济总量，以及其科教地位，却仍显滞后。
在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部公布的中国高新科技园区的评比中，武汉以全国第三的科技力量，综合实力落选前五名，营业收入更次之，唯有增加值排名第二。
同时，虽然在光谷领域武汉先行一步，但是，全国性的高新科技园却不断出现，广州光谷、保定电谷等群雄并起，武汉难以独美，其优势亦被稀释。
硅谷的出现，使美国得以执全球高科技产业之牛耳；光谷的崛起，亦被武汉视为未来破局的希望，那么光谷能否在全国脱颖而出，登临巅峰？
光谷何以成为孤峰
美国硅谷无疑是全球高新科技园区的翘楚。而当年硅谷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借助斯坦福大学师生和校友的力量。在硅谷数十年的发展中，与斯坦福大学有渊源的产值，占其总产值的50%～60%。所以人们常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它是硅谷的“孵化器”。其他如伯克利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亦贡献巨大。
北京中关村能够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高新科技园区，亦与其毗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密不可分。
仅以科教硬件来说，光谷具备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高新科技园的先天优势。光谷周边有23所大学、56所科研院所，其中1/3的科研人员从事光电子信息技术及相关领域的研发工作。武汉的42位两院院士中有10位是光电子技术学科带头人。武汉光谷的技术力量，甚至比中国第二大科教重地上海还要集中。
但是，光谷的产值，却比中关村逊色太多。早在2008年，中关村的总收入就已经突破10000亿元，而一直到2009年，光谷的产值仍不到2000亿元。
同时，更主要的是，全球著名的高新科技园区都诞生了一些高新产业巨头，而光谷至今未能诞生一家有影响力的公司。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科技巨头，都成长于硅谷，其中不乏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在中关村，联想集团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计算机制造商，其2008年的收入即已超过1000亿元。中国第一大搜索网站百度，市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方正集团的收入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他如用友、金山、新浪、水晶石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新兴企业，均诞生于中关村。
当年，光谷是全国第二家国家高新技术园区；2009年，光谷正式被国家批复为继北京中关村后的中国第二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可是，光谷与中关村相比，却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