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一家
彼得·德鲁克第一次见到卡尔·波拉尼的时候，彼得18岁，卡尔41岁。
那是在维也纳，恰好在圣诞节当天。彼得接到《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新年特刊编辑会议。这本刊物的风格效仿英国的《经济学人》，在欧洲大陆的知识界已经崭露头角。年轻的彼得早早就到了会场。会议预计在8点开始，但一直等到9点，大家还在闲聊，年迈的主编也在跟大家聊天，一点也不着急。彼得疑惑地问身边的编辑，为什么还不开会。那个编辑说：“哦，我们在等副总编辑卡尔·波拉尼先生。”
又等了快一个小时，卡尔·波拉尼先生终于到了。他身材高大，拎着一只沉重的箱子。进屋之后，波拉尼先生把箱子往桌子上一倒，倒出来一大堆书本、报告、杂志和信件。然后，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椅子晃悠悠的，似乎承受不了他的重量。
这期新年特刊要发表四篇文章。该讨论些什么话题呢？一位编辑建议讲讲那年夏天在维也纳发生的暴动。波拉尼说：“我们五年前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要不，谈谈英镑重估？这可是波拉尼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波拉尼说：“我们已经讲了不止一次了。”那么，华尔街股市大涨呢？波拉尼说：“这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最后确定的题目，都是波拉尼自己早就想好的选题：******率军北伐，******、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世界农产品价格下滑，这预示着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俄国的斯大林、列宁和共产主义革命；青年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新思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才出版，估计波拉尼指的是《货币论》中的思想雏形）。
历史总是笼罩在厚厚的阴霾之中，人们又常常严重地短视。只有少数天才，才能目光如炬，像灯塔的光柱刺破乌云，照亮遥远的航线。寄居在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幢破旧公寓中的卡尔·波拉尼，就是这样的天才。
波拉尼一家个个是天才。卡尔·波拉尼的父亲老波拉尼，出生于匈牙利山区的一个犹太村庄。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一名学生领袖，后来又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失败之后，他流亡到瑞士，在那里学习工程，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的专家。国内政局稳定之后，老波拉尼回到匈牙利，成了“铁路大王”，一度是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之一。后来，由于过度扩张，他的铁路王国崩溃了。到去世的时候，老波拉尼又变得几乎不名一文。
波拉尼的母亲塞西利亚比他的父亲小20多岁。她是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曾经参与制造炸弹和暗杀的计划。在流亡瑞士的时候，她邂逅老波拉尼，并嫁给了他。老波拉尼败落之后，波拉尼的母亲为布达佩斯的一家德文报纸撰写时装专栏，补贴家用。
卡尔·波拉尼的大哥叫奥托。他和父亲一样，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和企业家。1895年，奥托到了意大利，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汽车配件厂，奇迹般地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并扶植了一家新企业，即后来的菲亚特汽车公司。他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前进报》。奥托很欣赏编辑部的一位年轻人，经常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个年轻编辑就是后来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飞黄腾达之后的墨索里尼翻脸不认人，抛弃了当年的恩人奥托，奥托最后成了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卡尔的二哥阿道夫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他20多岁的时候就到了巴西，给一家铁路公司做顾问。阿道夫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遥远、神秘而朝气蓬勃的国度。他相信这里不同于欧洲“腐朽的资本主义”，将诞生一个融洽、自由的新社会。阿道夫倾注毕生心血，帮助巴西修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工厂。但在巴西待的时间越长，阿道夫越是觉得希望幻灭。到老年的时候，阿道夫不得不感慨：巴西做得再好，经济也赶不上日本，而文化已经沦为迈阿密的“郊区”。
卡尔的三姐穆希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她19岁就自己创办了一本杂志，而且大部分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穆希提出了“农村社会学”的思想，号召农民合作和社区自治。她的思想在东欧一带影响甚广。铁托年轻的时候就是穆希的信徒。斯大林曾经很恼怒地称铁托是“异教徒”。斯大林是对的。铁托服膺的，其实是穆希的“农村社会学”。穆希是一位美女，她一直活到80多岁，但她提前60年就放弃了自己的才华。但穆希20多岁出嫁之后，便专心致志地养儿育女，对其他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结婚之后，她一个字也没有再写过。
卡尔的弟弟迈克尔可能是家族里面智商最高的人，他不到30岁就成了爱因斯坦的助手。科学界纷纷议论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认为他迟早要拿诺贝尔奖，唯一不确定的是他会拿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然而，迈克尔后来改研究宗哲学，而且他反对的正是从科学传统中出来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他也不认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他认为，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人存在的基础是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于我们能表达出来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珍惜的。1986年，他的儿子约翰·波拉尼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卡尔·波拉尼年轻的时候就叱咤风云，他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投笔从戎，在战争中身负重伤。战后卡尔本来应邀担任匈牙利司法部长，但一场政变迫使他流亡国外。彼得·德鲁克见到卡尔的时候，他正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当编辑。尽管仍然才华横溢，但早已不再光芒四射了。
多年之后，当彼得·德鲁克已经成了一名崭露头角的管理学家。1942年，美国一家女子学校本宁顿学院邀请德鲁克过去讲学，并请他推荐一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授，德鲁克马上想到了卡尔·波拉尼。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波拉尼到了美国。就在这所小学校任教期间，波拉尼写出了他的伟大著作《大转型》。
波拉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血腥的时候写作这本书的。目睹残酷的现实，他无法不回忆起美好的过去。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百年和平，这也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涨的时代。为什么一个美好的世界，突然变得错乱和疯狂，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为什么一次世界大战不够，还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在波拉尼看来，19世纪的欧洲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的基础之上。一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二是国际金本位制度，三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四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权。在这四个支柱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即经济学家们鼓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
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人们的逐利行为会理性地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根本不需要插手干预。波拉尼认为，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们幻想出来的乌托邦。他认为，就像种子要埋进土壤一样，经济系统始终是嵌入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市场经济当然是有效的，但它也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会本能地保护自己不要受到冲击，这就是波拉尼心目中的“双向运动”。市场经济义无反顾地要往前走，社会内部却会有一股力量把它往后拖。
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来，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交易的。商品可以交易，资金可以交易，甚至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明码标价，插上草标出售。波拉尼则指出，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完全视为商品交易的。土地不能完全自由交易、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交易，甚至连资金的交易，也要受到限制。商品本来就是人们为了交易生产出来的，当然可以在供方和需方之间讨价还价。土地是自然之物，哪里是为了让人们买卖的呢？人是血肉之躯，有悲欢，也有尊严，怎么可以当牲口一样买卖呢？从原始部落开始，人们之所以聚居在一起，就是因为社会要承担起救济、互助和再分配的责任。如果让市场自由主义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那就是在人间推行乌托邦。波拉尼说，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在物质上毁灭人类并把人间变为一片荒野”。
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是一种虚幻，这种虚幻何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存在，而且似乎指挥得宜、游刃有余？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肯格林教授关于19世纪国际金本位制的研究一语道破天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绝大多数男人，尤其是底层民众，都不能参加投票，更不用说女人了，少数民族也一直被排挤在外。在这种政体下，只有精英和贵族们才有发言权，他们当然会支持国际金本位制。
在国际金本位制下，能够从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大资本家获益最多。国际金本位制下汇率是稳定的，根本不必顾忌汇率风险。黄金就是货币，货币就是黄金。提着一袋子黄金，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布宜诺斯艾里斯，都可以畅行无阻。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固定汇率的结果是，国内的经济政策必须跟着国外的经济形势走。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泡沫，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本应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就会吸引外资流入，美元就要升值，其他货币如英镑就要贬值，美元和英镑之间的固定汇率就岌岌可危了。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前的疯狂泡沫，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美联储为了保卫金本位制，在本该提高利率的时候，反而降低了利率。如果你相信经济自由主义，那么你必须有一颗冷酷的心，无论是看到国内经济衰退，还是大批工人失业，都能袖手旁观、镇定自若。你可以相信，哪怕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再深重，也会有过去的时候，正如你同样可以雄辩地声称，传染病在死了上万人、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之后，总会逐渐消退。
正是这样一种冰冷的经济学，加上这样一种严重分化的政治结构，使得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高潮，又从高潮走向了疯狂，最后从疯狂走向了死亡。
到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民主政体如同解冻的春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首先，原来的贵族阶层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的军官大多来自贵族家庭。为了树立榜样，他们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率先倒下。英国军队中25岁以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在战争刚开始的1914年，就已经有1/4战死沙场。其次，战争夺取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战争之后，劳动力变成了稀缺的资源。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和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劳动者发现自己常常能占据优势。为了拉拢民心，工人和妇女越来越多地得到了选举权。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打的是壕沟战，双方都躲在战壕中坚守阵地，不敢轻易发动冲锋。士兵们在战壕里无所事事，马克思主义者恰好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进步思想。战后的退伍老兵中，有一大批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
社会结构发生了如此大的巨变之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再把国际经济政策放在比国内经济政策更重要的位置上。保增长、促就业成了各国政府最关注的事情。如果要坚持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那么，有取必有舍，政府将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的金本位制。遗憾的是，在“一战”之后，各国政府仍然觉得一定要回归金本位制才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犹疑不决之中，各国的经济政策跌跌撞撞地向左走一步，向右迈一脚，一边信誓旦旦要恢复金本位制，一边又变本加厉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最后干脆撕破脸，一个接一个退出金本位制，纷纷实行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给《大转型》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波拉尼常让人们感到，他是在直接对当下问题发言。在他看来，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美欧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失误，无不验证了波拉尼的思想。和波拉尼一家过往甚密的德鲁克却自有一番更复杂的感受。常常有人在听他讲述波拉尼一家的故事之后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呢？德鲁克说，波拉尼一家是他见过的最特别、最富有才华的一家人，但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完美和公平的社会，但他们越追求，越失望，几乎每一个波拉尼成员，都从最初的充满激情，变得消沉和落寞。
卡尔·波拉尼晚年的时候，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妻子曾是共产党员。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麻风病人和共产党员不能入境。波拉尼只好把家安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从多伦多驱车到纽约需要六七个小时，在两地奔波之中，波拉尼一直在苦心钻研十六七世纪非洲的达荷美王国、古代的希腊、小亚细亚的古代文明和中国汉朝的历史，但他越来越不想再写东西了。当年那些气势恢宏的问题，对波拉尼来说已经索然无味。他甘心把自己的才华，消耗在枯燥的注释考订之中。
一个远远超越他的时代的天才，必然会走向这种黯淡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