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孙子兵法(9)

关于治力，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王翦攻打楚国，占领了陈以南直到平舆一带。楚人听说王翦增兵攻来，于是调动了全国兵力来抵抗；王翦坚守营垒，不与楚人交战。楚人多次挑战，王翦始终不肯出兵。王翦每天只让士卒休息洗浴，吃好喝好，安抚他们，并亲自同士卒一起用饭。过了一段日子，王翦派人探问：“军中在玩什么？”回答说：“正在玩投石、跳远的游戏。”王翦说：“可以出兵了！”这时楚军见找不到战机，便向东转移。王翦趁机出兵追赶，命令壮士攻击，一直追到蕲南地区，杀死了楚军将军项燕，楚军于是全线溃败。王翦便乘胜占领了各地城邑。王翦让士兵吃好喝好，养足精神和体力，可谓深得“以逸待劳”之道。

关于治变，曹操围攻邺城时，袁尚来救围。曹操说：“袁尚如果从大道上来，我们应当避其锋锐；如果从西山进军，我们就可以把他手到擒来。”袁尚果然从西山过来，曹操就带兵迎击，把袁尚打得大败。曹操运用机动变化，分析两种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幸好袁尚没有从大路上来，否则，曹操就只好“勿击堂堂之阵”了。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1］，背丘勿逆［2］，佯北［3］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注释】

［1］向：面对，此指仰攻。

［2］逆：迎击。

［3］北：败退。

【译文】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敌人占据了高地，不要作正面仰攻；敌人背靠丘陵，不要正面迎击；敌人假装败逃，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的诱饵之兵，不要上当；敌人要撤兵回国，不要去阻截；对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敌人陷入绝境，不要过分逼迫，这是用兵的基本法则。

【解读】

本节讲“用兵之法”，即在八种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周讨伐北齐，围困洛阳。北齐将领段韶前去救援。段韶赶到洛阳一带后，带了三百个骑兵和高长恭等人登上邙山观察形势。不久走到太和谷，一头撞上北周军，段韶立刻集中兵力，列阵待战，自居左军，另以高长恭居中军，斛律光居右军。北周军用步兵为前锋，向邙山山顶上进击。段韶的左军且战且退，等北周兵疲劳时，下令全军下马步战。北周军抵不住段韶的反击，一战而溃，大败而走，许多人都摔死在下山逃命的路途上。看来，北周军不懂得“高陵勿向”的道理。

刘备当年还在刘表手下混时，刘表派刘备向北攻城略地，攻打到邺城。曹操派遣夏侯惇、李典迎击。一天早晨，刘备烧掉屯粮，带兵退走，夏侯惇派人去追击，李典说：“他们无故撤退，必有埋伏。他们退却的方向，草深路窄，不能追赶。”夏侯惇不听，后来果然中了埋伏。李典去救援，刘备见到对方救兵来了，才撤兵。此所谓“佯北勿从”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1］无舍，衢地［2］交合，绝地［3］无留，围地［4］则谋，死地［5］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6］，不能得人之用矣。

【注释】

［1］圮地：指高山密林、沼泽水域及其他险阻难行的地方。

［2］衢地：数国交界，四通八达，先期到达者可以结交诸侯，得到援助，这样的地方叫作衢地。

［3］绝地：没有水源、没有粮草、难以久留的地方。

［4］围地：进入后难以退却、便于敌人以少数兵力击败大军的地方。

［5］死地：迅速作战可以生存、行动不迅速只有死亡的地方。

［6］五利：指上文说的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这五地之利。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法则，主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出征，在圮地不要安营扎寨，在衢地要多与周围的诸侯结交，在绝地不要停留，在围地要精于谋划，误入死地则须坚决作战。有些道路不要走，有些敌军不要攻，有些城池不要占领；有些地域不要争，君主的某些不恰当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所以精通各种灵活机变的将帅，才算真正懂得用兵；不精通这些灵活机变的将帅，就算熟悉地形，也不能从中得到优势。指挥作战如果不懂各种机变方法，即使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出军队的战斗力。

【解读】

本节论述通晓五种地利的重要性。为将只有通晓五种地理条件，方能利用地形，发挥军队的作用。东汉初年，在今湖南境内居住着盘瓠诸部，其中武陵蛮最为强盛，不断进攻当地郡县。光武帝曾派刘尚率万余人前去镇压，结果全军覆没。光武帝后又命令马援率领十二郡募士及施刑徒四万余人讨伐武陵五溪蛮。马援率军队到达临乡，适逢蛮军进攻临乡县城，马援指挥军队迎击，蛮军大败，分散逃入竹林中。当时汉军有两条道路可以攻入五溪，从壶头山进军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进军则道路平坦而运输遥远。耿舒主张从充县进军，马援以为若从充县进军则是耗费时日，也多消耗粮食，不如进壶头山，扼其咽喉，充贼自破。光武帝批准了马援的进军方案，同年三月进军壶头山。壶头山紧靠沅江，沅江水流湍急，蛮军乘高据险，兵船无法前进，当时天气酷热，瘟疫流行，兵士多感染瘟疫病死，马援也感染了时疫，只好凿河岸为窟室，以避暑气。马援终因年迈体弱，病死在沙场上。耿舒给他哥哥耿弇的信中说：“前些时我上书说从充县进军，粮草虽然多消耗一些，但是兵马可以发挥作用。现在从壶头进军，虽然路途较近，但是却无法行军。许多人因此行而死，诚可痛惜。”马援此举，给后世留下的教训就是“途有所不由”。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1］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2］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注释】

［1］杂：兼顾。

［2］务可信：务，事务，指作战的意图和任务。信，通假字，通“伸”，伸展、达到、实现。

【译文】

智慧的将帅考虑问题，必然会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条件中同时能够考虑有利条件，作战的意图就可以实现；在有利因素中同时能够考虑到不利因素，就可以消除可能出现的祸患。因此，要想使诸侯屈服，就要用计谋去损害他们；要想使诸侯穷于应付，就要诱使他们做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情；要想使诸侯被动奔走、听从我方的调动，就要用利益去引诱他们。

【解读】

本节讲用兵要兼顾利害，为达到不同的目的，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战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利害杂糅，相互依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以不能了解用兵之害处的，也就不能尽知用兵的利处。考虑事情，作出决策，一定要综合考虑利害的两个方面，权衡之后，深思熟虑再做决定。既要考虑到有利可图的一方面，然后努力去争取；又要考虑到可能带来坏处的一方面，从而加以预防，做到有备无患。这样，作战任务既可以顺利完成，又避免了祸患。西晋八王之乱期间，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起兵征伐长沙王司马乂，张方为都督带兵七万自函谷关东直取洛阳。司马乂派皇甫商带领万余人拒张方于宜阳。张方袭击皇甫商，大破之，张方得以进入洛阳。后来司马乂击退司马颖，奉帝旨亲征张方。张方军见惠帝御驾亲征，都不敢前进，纷纷后退，结果大败，死五千余人。退至十三里桥后，众人恐惧，想连夜撤退。张方鼓舞士气，对大家说：“胜败兵家常事，善用兵的人能反败为胜，现在我们更要向前推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为制胜奇策。”趁着夜色的掩护，张方带领大军逼近洛阳七里处下寨，筑垒数重，夺取城外粮仓以充军粮。司马乂自以为张方已败，不足为忧。忽见张方神兵天降，率军急攻，结果被张方打得大败。

故用兵之法，无恃［1］其不来，恃吾有以待［2］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注释】

［1］恃：倚仗、指望。

［2］待：有充分准备、有所凭借。

【译文】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攻打，而要依靠我方有用以应对敌人的准备，严阵以待；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我方有不可进攻之处。

【解读】

本节讲要加强自身的力量，这样就能够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了。敌人是否进攻，进攻的时间地点，人们在事前难以准确预料。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加强自己这一方的戒备、提高我方的作战能力和军事素质。如三国时期，关羽被害后，刘备为关羽报仇，大举攻吴。吴国大将朱然与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合力大破刘备，之后朱然提出应该收兵防备魏国。魏国果然趁机攻吴。曹真、夏侯尚、张合等魏将围攻江陵六月之久，最终在朱然死守之下退军，朱然从此名震敌国。朱然身长不足七尺，为人分明，内里修洁。终日冷冷静静，常在战场，有急事也能淡定。即使没有战事发生，他每天都击大鼓以警戒，在营的士兵，都会身穿装备列队，敌人都知他的军队有所防备。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1］；廉洁，可辱也［2］；爱民，可烦也［3］。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忿速，可侮也：忿速，性格愤激而急于求成。这样的性格容易被敌人的侮辱激怒，在愤怒的情况下和敌人交战，会导致失败。

［2］廉洁，可辱也：廉洁自然是一种好的美德，但是如果过于追求廉洁的名声，当敌人散布流言败坏其名声时，此人就会感到羞辱，就会不顾时机和利害，和敌人交战，以求让流言停止，这样自然会带来危险，导致失败。

［3］爱民，可烦也：爱民当然是将帅的优良品质，但是因为过于爱惜人民而导致不顾大局，就容易被百姓扰乱，被敌人的暴行烦扰，从而招致失败。

【译文】

所以，将帅有五种致命弱点：只知死拼硬打，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贪生怕死，则可能被俘虏；性情暴躁，容易发怒，急于求成，就可能禁受不住敌人的轻侮，失去理智；过分重视廉洁自爱的声名，则可能会被对方的羞辱所激怒；过于爱护民众，就会因为掩护民众而干扰到相应的对敌行动。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容易犯的过失，也是作战时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被杀，都是由于这五种危险，不能不警惕。

【解读】

本节论述将帅在作战时所面临的五种误区，这五种误区带来五种危险。如东晋末年，刘裕与桓玄在峥嵘洲作战，当时刘裕军队只有数千人，桓玄却有好几万兵。但是桓玄怕失败，他所在的帅船上，有一艘救生的小船，桓玄把小船解下来放在水中，在帅船附近晃悠，他手下的士兵看到主帅都准备逃跑，也就没心思作战了，所以导致战败。这就是将帅“必生，可虏也”。

十六国时期，姚襄企图占领关中一带。前秦王苻生为此深感忧虑，他派广平王苻黄眉、东海王苻坚、建节将军邓羌率领军队攻打姚襄。前秦军队骁勇善战，姚襄的堂哥姚兰被前秦俘虏，姚襄的军队受挫，于是向西撤退。因为姚襄热爱百姓，撤退的时候，百姓跟随一起撤退的很多。跑不多远，就被前秦的人追上了。姚襄听从手下谋士智通的计谋，坚守不出，安营扎寨，前秦的军队一时也没有办法消灭姚襄。这个时候，建节将军邓羌向广平王苻黄眉献了一个计策：姚襄爱惜百姓，我们就可以俘掠百姓扰乱他的军心，直逼他的营垒，使他忍不住愤怒出战，这样就可以抓他了。黄眉认为计策很好，就四下出击追杀跟随姚襄的百姓，掳掠其子女，抢百姓的牛羊和粮食，一时烟尘四起，哭声遍野。姚襄听说后，气愤异常，决心要和前秦军决一死战。智通劝说道，这是前秦的计谋，就是要引你出战，你千万不能去！但是姚襄不忍心见死不救，决定出战。姚襄出寨之后，邓羌就往后撤退。姚襄不考虑后果，领兵一直追了三十里。这时，黄眉的伏兵包围了姚襄，与邓羌一起夹击，姚襄军大乱。姚襄因马被弓箭射死被俘。这就是“忿速，可侮也；爱民，可烦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1］山依谷，视生［2］处高，战隆无登［3］，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4］，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5］；视生处高，无迎水流［6］，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7］，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8］，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9］也。

【注释】

［1］绝：通过。

［2］视生：视野开阔。

［3］战隆无登：隆，高地。战隆无登，意为不要面向高地。

［4］迎之于水内：指敌人渡河，我方把军队开到水面上去攻击。

［5］附于水而迎客：指扼守在水岸旁攻击敌人。

［6］无迎水流：不要让敌人在水的上游，而我军处于下游。

［7］斥泽：盐碱、沼泽地。

［8］右背高：右，古代以右为上，认为右方是重要的、优等的。右背高，意思是最好要背靠高地。

［9］四帝：指黄帝时周围部落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