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给你出个题目吧,一加上负一等于几?”见我答不上来,我刚才拜过师的范老师好意地把答案告诉了我:“等于零。”
我大吃一惊。既然是加法,怎么会越加越少呢?范老师说,因为加的是负数啊。我提醒他,负数也好,正数也好,总还是个数啊,总不至于说……范老师又说:“负数比零还要少。”我仍不开窍,零就是没有,怎么可能比没有还要少?“怎么不可能?”范老师依然很耐心,“你现在手里有一分钱,但你又欠我一分钱,你还给我后,你还有几分钱?”
我恍然大悟,自己也咯咯地笑起来。
这堂数学启蒙课是在1979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上的。那时侯我高中毕业快两年了,当民办老师也快两年了,我甚至参加了两次高考,数学一次得了两分,一次得了五分。我并不很在意,还是天天读书、写诗,梦想着将来做个诗人。
后来我大哥说:“没有饭票子,怎么做诗人?”我突然就省事了,欲学数学,就特意拜我的同事、教数学的范老师为师。我很虔诚,搬来两把藤椅,备上茶水和香烟,在寝室门口,在那堵葱茏茂密的小叶女贞墙旁边,请来了范老师。在星月下,在晚风中,弄懂了负数这一个可笑的玩意儿。
如今的年轻人一定不明白,你高中毕了业怎么会这么一种数学水平。我要辩解的是,我读书时,一没逃学,二没贪玩,只是因为我运气好,无须学那牢什子数理化。我1972年上初中,碰上“反黑线回潮”,学校把学生们分成了农基班、写作班、文艺班等,我进了写作班,没有开数理化的课。高中时我转到横沟市去读,又是分班,有红医班和机电班,我又进了红医班,又没有开数理化的课。到快毕业了,才学了几个月的数理化,可那是高中课程,我张着耳朵、凝着神、耐着性子听下去,硬是一句也没有听懂。
1979年我高考数学得5分的那次,我的一个同学也参加了高考,而且一直在复读,但他的数学得了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数:0。1分。高考成绩单发下来时,我们学校的民办老师都觉得这分数蹊跷得很,古怪得很,议论了好久,不理解他这个分数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正而八经地算进了总分。“解名尽处是孙山,俺们尽落孙山外”,我们两人似乎也不怎么着急,记得我还一个劲地取笑他:“你算过没有,我的数学比你强多少倍?亏你还复读了这么久!”这个同学后来一直没有考出来,现在就在莲花台市场卖鱼呢,他很早就在那里做了楼房,日子过得也不赖。
我终于开始了我的数学自学苦旅。起初我也没有课本,只是要别人出题目给我做,做不了又再去问。我常常在学校的操场上用树枝解几何题,引人围观,以便随时请教。我的数学水平逐步提高了,这有我历年参加各种考试的成绩为证:
1981年,我得了19分。
1982年,我得了48分。
那一年我感到很可惜。我的语文、政治都得了全县第一的高分,数学也好歹捞了点分,结果仍差0。5分未走成。我当时很着急了一阵。我想,这么下去不行,数学成绩不上来,明年怕又很难说。可是数学怎么学呢?我大哥又出主意了,他要我把课本找来,将例题、练习题、习题、复习题一题一题、一遍一遍地做下去。这个方法可能算不上最佳,甚至是个笨办法,但对我而言,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它首先让我沉静了下来,天天有事做;其次特别适合我拾遗补缺,因为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1983年,我又一次上县城赶考。考了语文,再考数学。考完出来,碰到县教育局一个领导,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头一偏,手一摆,说:“没问题!”他见我得意,又问我怎么如此有把握。我回答说:“以前考数学,我坐在考场没事做;今天考数学,我只是感到没时间。”
这一年,我的数学得了89分。不久,我就被录取到邻近的公安县师范学校去了。上学没几天,我过了我的22岁生日,只不过当天没记起来,好久了才想起生日已过,仔细推算,才回忆起那天是个晴天,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乒乓球比赛,晚餐时还花两角钱的菜票,买了份青椒炒肉丝的。看来,我的饭票子真的到手了,我又可以一心一意去叩诗歌的大门了。
只可惜,我的心智在遭受了一次长时间的考试的煎熬之后,似乎被损害了一些灵性,再加上慵懒,以致秋收无粒,愧对了少年的梦想。
我可能是忘记了: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