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
——《木兰花令》
这首词把苏轼对友人和兄弟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秋日总是怀人的季节,虽然都不在身边,但是这份感情却不会因为道路的遥远而隔断,反而如那封坛的老酒一样,越陈越香。作者把旅途中的迷茫和夜雨中的沉思写得丝丝入扣,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那些一起并肩的日子,这样的描写虽然有着抒情词的一贯忧伤和细腻,却也不失苏轼的豪迈风格。“尊前”要时时问及,并“为道别来心与绪”。他始终相信重逢的那一刻终将到来,那将是更为快意的欢乐。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真情真意、毫不做作的样子。我们不能因政治上的失败否定他人格的光辉。苏轼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很少是关于自身利益的,往往只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去想,却往往招致许多人的不满。王安石在这方面就要比他圆滑老练,即使是一样的意思,也可以通过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让大家接受。关于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世人都认为是完全对立的,是争斗到不死不休的,其实并非如此。二人只是在政见上多有不合,私下里二人之间还是互相尊敬仰慕的,这在那个“文人相轻”的时代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个本是政敌,还能够不计积怨地以诗词唱和,实属难得。
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所以他是与苏洵为同代人,他们两个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政敌。苏洵曾经写过许多抨击王安石的文章,但是王安石在认识苏轼之后,并未因此排挤苏轼,反而感动于其豁达超脱的魅力和真诚为民的心,几次维护。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因为苏轼的“乌台诗案”,王老爷子还亲自为其求情,虽然并无效果,但是看得出王安石对这个后辈实在是不计前嫌,赏识有加。王安石常常夸赞苏轼才学非常,极为佩服。而苏轼在几经岁月磨砺之后,也一样对王安石多加赞扬,对其才学景仰万分。后来二人年老时还一起畅游过金陵,引为知己。这不仅表现出王安石那光明磊落的长者风范,也展示了苏轼宽容公正豁达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宋朝的文坛巨匠,他们的伟大才学自不必说,他们的人格更值得后人景仰。
苏轼的性格对自己的人生影响极大,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也影响很大。他能够结交三教九流的挚友,他能够真心与政敌言和,他能够开宋词的一派风骨。提到苏轼,人们都说他是豪放派的宗师,不过也不能全然认为苏轼没有写过爱情的词作,他也有过“婉约”的时候。不过他的爱情词却还是与众不同的,少了几分戏谑的颓废,却多了几分对神圣爱情的忠贞吟诵。
他曾经直接写过那深刻的夫妻之情,这样“不浪漫”的举动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伉俪情深,是人们羡慕的,但是却是文人间少着墨的。即使生活在一片幸福中,文人也往往在异性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身不由己或是感情不合,以期得到更多女性的关怀,这也是文人接近女人的借口和手段。
可是,苏轼是不同的,他一直是旷达和真实的。在发妻王弗病逝后,他沉痛地怀念着她,他们二人相扶着走过了许多难熬的日子,那些都是苏轼难以忘怀的过往,因此他写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让人肝肠寸断的词句。这样的情绪在他之前,是人们绝少渲染着墨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
在这首流行的小调中透出的不是常见的轻松的男女****,而是严肃沉痛的丧妻之痛。这首悼念词内容深沉,感情诚挚。十年以前,苏轼的发妻故去,二人阴阳两隔。没有了妻子的日子里,苏轼也是举步维艰,多遭贬谪,这艰辛的岁月让他更加思念那些夫唱妇随、互相搀扶的日子,可如今却是消息不通,生死相隔。“不思量,自难忘”更是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怀恋之深。不是无心的不“思量”,而是不敢“思量”,这份痛苦就像凌迟切肤,让人撕心裂肺。这里作者直接采用抒情的写法,以“不思量”来衬“自难忘”,其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日子,只是一再地提醒自己要坚强地淡忘,但是那千里外的孤坟,怎能不让他每每想起就泪流满面呢?那最爱的妻子就静静地躺在那荒郊,任凭风吹雨打,而他又因为政治的失意而四处辗转,不能一直陪在她的身边,就任由着“她”被风霜沾染,被岁月碾碎。逝去的她自然是“凄凉”的,可是形单影只的苏轼又何尝不是痛彻心扉呢?再也没有人听他诉说那痛苦和无奈了,曾经的温柔怀抱早已经成了灰尘,怎能不让人肝肠寸断?转而苏轼又想,也许二人现在即使再次“重逢”,她也认不出他了。满面烟尘,双鬓如霜,这样憔悴不堪的模样怎忍让她见到,怎忍让她为自己心痛呢?
下片中苏轼更像是一个饱经风霜洗礼的浪子,浮沉宦海,迷失人世,忽地在梦里又一次梦见了她。“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中语调稍转轻松,却还是在梦里,温馨和甜蜜都只是虚无缥缈的泡沫,苏轼好像又一次看见了王弗对着小轩窗对镜梳妆的美态。此时,多想把那些痛楚和难过都说给她听,可是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一任千行的泪水在脸上纵横。但梦终究是要醒来的,最后几句作者又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了,“年年肠断处”就是那“千里孤坟”的地方——“明月夜,短松冈”。作者在结尾处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亡妻的深切思念,依旧会年年断肠。千百年之后,一提到苏轼的《江城子》,还是会让人觉得感动不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一句就写尽了爱情,在这无言情深的一瞬间,多少辞藻都不能修饰的就是这爱情的忠贞和伟大。
不知道这样的词作算不算的上恋情词,不过这的确是描写爱情的作品,只不过比多数文人所作的“恋情词”要干净和开阔许多,除了没有大多数作品的言词俗套外,也少了几分对爱情的戏谑成分。苏轼的这类词作都很清新真挚,这是改变宋词的另一个方面。
即使不是描写他和妻子间的伉俪情深,在描写其他的女人或勾画他自己的梦中情人时,苏轼也会点到为止,彻底从“倚红偎翠”的颓靡中走出,走到一个更为广阔和明亮的世界。对于苏轼的这些作品,后人也是多加褒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三叹”,张炎《词源》说“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王灼《碧鸡漫去》说“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不过,笔者认为这些夸赞也算是颇为贴切,苏轼的确有这样的贡献。千万不要认为苏轼不写婉约词,他只是不写传统的婉约词而已,他开创豪放一派的同时,也把婉约词作的格局带到了另一个高度。
苏轼描写女性的时候,并不像其他文人那样描写歌姬妓女的玩闹样,他喜欢的女子都是有着“冰肌玉骨”(《洞仙歌》)的玉女,无论现实中存在不存在,都深深都存在于他的梦中。他偏爱这类冰清玉洁、仙姿缥缈的女子,写入词中,经过他艺术加工筛选,语言就会显得更明丽洁净。
年轻时代的苏轼曾写出这样的句子:“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贺新郎》)”此词极言这位女子的清丽、高洁、孤傲。有人说此词有人所托,苏轼是有原型而作的,可能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小妾。不过这些都是无所谓的细枝末节,也很有可能苏轼完全是凭空想象的也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出在苏轼的笔下,女性也多了一些“性格”,不再只是“桃红腮”“含波眼”的柔媚,这不仅可看出他对女性的尊重,也让人看到了婉约词派的进步和成长前景。
他年老之后,所作的“恋情词”也有了更多的表现方法和内容。他会在其中寄托一些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感想,比如这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蝶恋花》中有几句传诵很广的名句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等。虽然这看似是一首描写恋情的作品,可是如果细细品味,或者联系苏轼写作时的情境,就可以看出“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包含着许多哲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者是不甘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是说一个青年的失恋情怀,实则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态度,那就是无论如何不得志,也不能放弃理想,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来面对这一切,这样才能拨云见日。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凭借主观上的积极主动就能实现的,而是常常因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明白了这些道理,在人生失意时才能心胸开阔,不至于消沉下去,才能再一次去面对现实,重新来过。这是苏轼晚年几经贬谪之后回忆性质的作品。他或许是这个“失恋的少年”,他或许是“他”的朋友,更或者是一个旁观者,作者在劝慰“他”,告诉“他”人生总是柳暗花明的,实在无需丧失信心,逆境中也有风景,逆境中更需奋起。
所以,这是苏轼带给婉约派的革新,他会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代入,使这一篇篇看似香艳的词篇有了更深的含义。无论是描写友情、亲情还是爱情,苏轼都可以把人生感悟与感情纠葛揉捏在一起,形成更深刻的含义。这一首词并不仅仅是娱乐的媒介,它更是一个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苏轼不止开阔了词作的视野和内容,也矫正了宋词的风气。他的风骨和态度都深深地烙在了词作之中。这些统一的、超脱的、发人深思的作品带动了一次宋词的革命,而这其中,苏轼居功至伟。
承上启下的一代词宗
苏轼身处的时代影响了他的艺术特色,全然因为金戈铁马已渐渐取代了曾经的莺歌燕舞。作为一个有志于国事的文人政客来说,苏轼的转变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他的转变资本就是他强大的学术涵养。或许他真的想从各个方面改变宋朝文化多年的诟病,改文弱为豪迈,改忧郁为积极,当然这样宏大的工程并非他一人之力能及。可是跟大家所想象的不同的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苏轼的这些做法。特别是他“以诗为词”的思想更是屡遭诟病,因为词主要是需要唱出来的,而诗往往没有那么强的音律性,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苏轼作为一代词宗,却不懂音乐,这是他与其他词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很难像柳永或周邦彦那样写出合辙押韵、袅袅婷婷的曲子。因此苏轼的词是画面感较弱的,也是音律感较差的,但是格局和气象却是最宏大的,这才是对苏轼词的确切概括。
北宋时期诸多“倒苏派”经常拿苏轼的词作说事,认为他的词完全脱离了宋词的精髓,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苏轼其实是给予了宋词另一条道路,也延长了宋词的生命。苏轼之前,太多的词作者拘泥于格律的完美和字眼的韵脚,这就无疑给宋词的创作加上了一道致命的枷锁,这样的宋词三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必定是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东西,退掉那些辉煌之后,留下来的结局只能是消亡。苏轼扩大了词的内容,尽量用词这一形式来反映诗歌所能反映的题材,同时又要保留词的韵味和特点。他是很注意词的“诗化”与词的韵味相结合的。苏轼的词作极有个人特点,容易辨析,独具魅力。
对于作词,苏轼一直以来就喜欢用柳永当作参照物。虽然,人们都认为他是豪放派的开山,怎会常常把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当作假想敌呢?其实,苏轼和柳永恐怕是一种竞争和尊敬的对手关系,或者在苏轼的目光中,他想要超越的或是比较的,就只有一个柳永。在俞文豹的《吹剑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二人的词作风格明显不同,柳词华丽柔媚,苏词雄浑浩大。但是归根究底,“婉约”和“豪放”都是我们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名号和流派,其实宋词真的有“门派”之分吗?或许并不见得。”
不过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轼对柳永的重视。当然,柳永长于苏轼,在苏轼初学作词时也难免有学习柳永的过程,当他慢慢成熟后,另辟蹊径地开拓了词的境界后,就想“自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