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没当成专业作家，妇联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事实上，与张跃分手没有完全影响他的前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人处，省文联创作组不要他，林放所兼职的夜校终于将他正式收编，由最普通的集体所有制工人编制，转为正式的全民所有制干部编制。那时候，林放是南京文坛的佼佼者，是差点就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优秀作者。有关评奖的流言蜚语圈子里广为流传，林放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样那样的内幕消息，说别人怎么悄悄把他给挤掉了，说某评委如何特别喜欢他的小说，把某某当红作家如何开后门的丑闻当笑话讲。没得到奖毕竟是件遗憾的事，不过他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已是无冕之王，觉得自己写的小说，要比那些得奖作家写的东西好得多。
那时候，我父亲在一家文学刊物当副主编。文学刊物很火爆，每天都会有大量投稿。风气十分民主，用什么稿子，不用什么稿子，主编说了不算，副主编说了也不算，必须一级一级报上来。小说组长这一档次变得很重要，大量小说都卡在这里，小说组长不签字，就不可能送三审。后来很火爆的两个作家，有两篇小说一直压在编辑部讨论，一篇是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一篇是赵振开的小说《旋律》，发表还是不发表，成了编辑部争议话题。当时，编辑部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都知道是托熟人转过来的，而且都是我父亲的面子，都觉得小说的味道有点怪异。为了显示公平，为了程序公正，即使熟人介绍，也要进行认真讨论。结果过了很长时间，《异秉》发表了，《旋律》却被退还给原作者。
《异秉》是汪曾祺“文革”后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如果及时刊登，发表日期完全可以赶在他的成名作《受戒》之前。赵振开就是诗人北岛，《旋律》如果没被退稿，很可能是他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父亲去世前，对自己的编辑生涯要说还有什么遗憾，那便是没处理好这两篇稿子。他不是个能够抗争的人，虽然身为副主编，但是他这一票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相对于后来大名鼎鼎的汪曾祺和北岛，林放当时要比他们红得多，他的小说在《人民文学》打响了，稿子刚寄到编辑部，大家便奔走相告，立刻定为重头稿件，准备隆重推出。
林放在附信中强调这小说是部不同寻常的力作，暗示它极有可能竞争全国短篇小说奖。考虑到有过一次不愉快经历，曾经退过他稿子，林放觉得这一次有理由要求，要求编辑部必须将他的小说放在重要位置上发表。结果就真的在头条刊登出来，林放不知从什么地方获得消息，说我父亲并不太欣赏这篇小说，这让他有些恼火，也有些抓狂，因为一直觉得我父亲还算是个有点眼光的老家伙，是识货的伯乐，应该比别人更看好他的小说才对。
“很可能你爹就没看懂我的小说，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看，”林放跟我抱怨了好几次，不止一次解释他的小说为什么要那么写，那么写高明在什么地方，“有了机会，我得跟你爹聊聊，我得告诉他，这篇小说必须要多看两遍才能真正弄明白，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观都得好好改变。”
有一天，林放突然出现在我家，正好有事路过，心血来潮便敲门进来，说要和我父亲切磋小说，要彻底改变一下他们那代人落伍的文学观念。好在父亲不在家，林放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兴师问罪机会。那时候受林放的狂妄影响，我们对父辈作家都不怎么太尊重，在文学上都有一种浓烈的弑父情结。由于林放已不是第一次到我家，对这里早熟门熟路，连我们家的保姆都知道他是谁。
每次看到我们家保姆，林放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愤慨，因为他母亲曾给人家当过很多年保姆。母亲当保姆一直是林放心中的隐痛，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个才叫真正的伤痕”。林放母亲本是南京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一名女大学生。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与一位年轻的国军军官结婚。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他们家在颐和路一带有栋很漂亮的洋房。再后来国共内战，林放母亲成了寡妇。再后来，南京解放，她不得不下嫁一位很普通的锅炉工，这个锅炉工就是林放的生身父亲。
“现如今吃香喝辣的都是这帮‘右派’作家，这些人被共产党打成了‘右派’，现在一个个平反了，一个个都神气活现起来，一个个都他妈的玩起了伤痕文学，他们身上又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伤痕呢？不就是受了点小小的委屈吗？不就是被共产党这个妈妈打错了屁股吗？”林放喜欢用一种非常不屑的口气，评论文坛上成名的“右派”作家，一个接着一个点名批判，“和我母亲经历的痛苦比起来，他们这些人遭受的那点苦难算什么，像你父亲这样的‘右派’，家里居然还有保姆。别跟我说什么五七年的‘反右’，别跟我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像你们家这样，再怎么落难，都不能算劳动人民。是的，有的人确实被打‘右派’了，在‘文革’中确实挨批斗了，可这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偶尔倒点小霉头，你们家不是照样用保姆吗，照样剥削阶级，谁给你们家做保姆呢，是我妈这样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母亲好歹也上过大学，虽然她没大学毕业，可是你母亲呢，是你自己说的，你告诉过我，她连小学都没毕业。”
林放的手上始终在玩一把折叠水果刀，这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从法国带来的，刀口非常锋利，弹簧的力道极大，轻轻一碰，立刻着魔似的弹开。我不时地提醒林放，让他当心划手，可是他根本不听我，一边说，一边无数遍地将刀弹开，折叠起来，再弹开，反反复复地玩着。只要一提起文学话题，他就会喋喋不休，他就会咄咄逼人，说着说着，那刀在他的大拇指上拉了一下，立刻是一个不小的口子，裂开了，像孩子张开的小嘴一样。就听见低沉的一声惨叫，林放眼睛瞪得多大的，他盯着那刀口看了几秒钟，然后用手紧紧捏住，然后脸色由红变白，然后便问我距离最近的一家医院在什么地方。
如果林放不是忽发奇想来我家，如果不是反复地玩那把锋利的水果刀，如果不是被刀划破拇指，后来的故事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我们立刻去最近的一家医院，挂急诊，进行伤口缝合。那是一家部队医院，虽然离我家很近，我还是第一次去，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部队医院并不对外服务。正是在这里，林放遇到了李明霞。李明霞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在一开始，她与别的护士并没有太大区别，年轻漂亮，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露出一双很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她那天只是在急诊室值班，急诊室里很空，除了李明霞，还有一名年轻的男医生。林放这样的小伤口在医生和护士看来，完全是小事一桩。
我跑去缴费和取药，再次回到急诊室，林放已在那里与医生和护士非常热烈地聊开了。他们已经开始谈论文学，林放握着自己尚未缝合的手指，高高地举在那里，在最短的时间内，已将当红作家的身份亮了出来。那是个文学异常火爆的时代，年轻男医生和护士李明霞眼睛发亮，对眼前这位正高谈阔论的林放充满了羡慕，他们碰巧刚看过他的小说。林放神采奕奕，居高临下地说着：
“都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话当然不错，可是作家自己首先要有灵魂。”
都过去很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林放握着手指说话的神态。他的动作有些夸张，有些别扭，更有些做作，因为总是要努力把自己的两个手高高举起来，仿佛是要准备戴上手铐一样。我注意到他一边大谈文学，一边用眼睛穿过高举的双手，死死地盯着那位护士，也就是说死死地盯着李明霞看，表情近乎滑稽。动作虽然很别扭，丝毫也没影响林放夸夸其谈。我走上前把缴费单递了过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接下来，开始为林放缝合伤口，李明霞转过身来，十分严肃地挥了挥手，示意我到门外去等候。我很听话地向门口走去，临出门，回头看了林放一眼，看到他皱着眉头，松开了紧握着的拇指，一时间，那伤口好像已经弥合了，然而很快，鲜红的血又涌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