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情况决定，也只得如此。我把200元钱和20两大烟土都给了他，记得还有一条毛料裤子。当晚，我和小丛住在中学，张进思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俩出城，到长发屯就看到我们的队伍了。我到师部见到了祁师长，汇报了情况。祁师长说：“昨晚队伍布置在城下，寻思你们这次准能出来呢。等到两点多钟，你们没出来，我们才撤回长发屯。”
时间很快，转眼又到了10天。这次我自己去的，真是“三顾茅庐”。祁师长说：“这次我不能陪了，咱们没有炮弹了，我得带一个旅去依兰县取炮弹。”
他把队伍交给师参谋长李景荫、副官长薛华和我，叫我们三个人带队。这时，我们有一个旅，还有一个机枪连，他把炮兵带走了。我们把队伍布置在长发屯，我两点多钟进的城。进城以后，我看看没有跟踪的，就直接到富锦中学去了。此刻，张进思正在那等着我呢，见面后，他跟我说：“完全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出城！”
他安排我跟于树屏走南门；同行的有一个叫陈模的，是张进思的妹夫；还有一个叫张乐然，他们俩走西门。他说：“我呢，自己坐马车出城，有三四百套学生服，还有一台收音机，得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先寄存在老乡家，然后部队再去取。”
那天，我跟于树屏五六点钟就出城了，到三岔路口，就是去东长发屯和西长发屯那个路口，便看到了我们的队伍，李景荫和薛华都在那等着呢。我们见面以后，给他们介绍了于树屏。薛华牵过马来，陪于树屏到师部去了。又等半个小时，陈模、张乐然也来了。这两个人都是中学教员，张乐然画得特别好，北满省委要求这种人去。那个张进思北满省委冯仲云早就有打算，叫他出来以后，到北满省委当宣传部长。这都有打算，所以，才费这么大的力量把他们接出来。早就有这个计划，他们都是人才。我们接到陈模和张乐然后，也送到司令部去了。这时，就等张进思了。等到8点多钟，天都黑了，还不见影。我们想：“出什么事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尖兵来报告：从西长发屯那边过来一个人。我们说：“看一看，是谁？”
这个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张进思挺大个个子，比咱们高一头。走近前一看，哎呀，来啦！他和李景荫就拥抱起来了。久别重逢，怎能不高兴呢！他们早就认识，李景荫是头道林子警察署长，是张进思策反他起义哗变过来的。他们早就有交情，不是一般关系，所以，见面格外亲热！张进思和我讲：他早就出来了，到西长发屯，见到了机枪连长，不让走，叫他在那等着我们去接。他不等，就步行来了。薛副官长牵过马来，叫他骑着走，他不骑，非要走着唠嗑。他说：“我和李景荫、小郭谈谈，就不骑马啦，你们把马牵回司令部去吧！”
我们三人一边走着，一边谈着，畅所欲言。那是一条挺宽的大道，他在中间，李景荫在左边，我在右边，走着唠着，一边唠一边走。走有二里地吧，过了一条沟塘，走上小毛道，上面是一片苞米地，我们顺道往上走。正走的时候，对面敌人在苞米地里开枪了。我和李景荫急忙掏出枪来，打了几枪。李景荫喊冲啊，杀呀！我也喊冲啊，杀呀！敌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害怕了，七哧咔嚓地踩着苞米棵子跑了。
此时，我们回头一看，呀！张进思倒在地下，中弹负伤了。我和李景荫架起他，经过一片黄豆地，把他掩藏在高粱地里。李景荫问张进思：“你怎么样？”
张进思说：“够呛啊！”
子弹是从小肚子穿进去的，把皮带都打断了。李景荫说：“你不要紧，叫小郭找队伍去。”
我也没走路，从地里直接奔东长发屯跑。跑有五六里路，到司令部时，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不出来了。大家一见我这惊慌的样子，认为一定是出事儿了，瞪眼瞧着我，都很惊讶！我喘了一喘和薛华说：“赶快调队伍去吧，老张负伤了。”
我们带着马队，跑出东长发屯。前面三岔路口外是个土窑，大户，不让我们过，拿枪打我们。我们绕到一个小屯子，到一个老乡家借块门板，来到现场时，张进思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们用门板把张进思的尸体抬到司令部，于树屏、陈模、张乐然一见，痛哭流涕，非常悲痛。我们又找个马车，买口大花头棺材，把张进思的尸体成殓起来，拉到头道林子后方根据地。师长不在，李景荫、薛华，我们三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埋葬。我在西三排给选择的墓地。
我说：“进思呀，我给你找个风水地，虽然我不是阴阳先生，我看这个地方很好——这有个山包，前面是水，一条小河在那流淌。您就在这安息吧，望着那长流水！”
师长从依兰取炮弹回来，惊闻噩耗，悲痛万分。当时，祁师长在长发屯召集全师指战员为张进思举行追悼会，祁师长致悼词，深表悼念之情！
张进思不幸牺牲，同来的于树屏、陈模、张乐然情绪极其低落，非常惋惜！我把我骑的战马给了于树屏。那是一匹大青儿马子，一扬手高，鲨鱼皮鞍子，盖有半拉毛毯，九眼还珠蹬，很讲究。薛副官长把手枪给了陈模。以后，我到8军去了，离开了独立师。后来知道，独立师要改11军，调张甲洲出来当副军长，做改编工作。
1937年冬，我在北满省委受训时，冯仲云听我说张进思牺牲的情况时说：“1936年他的近视眼镜坏了，外县配不了，是张进思派人到哈尔滨给他配上的。”又说：“我早就想调他到省委做宣传工作，不料，他牺牲了。”
越狱英雄于天放
能被抓住后从特务鬼子手里逃出来的抗联领导人，只有赵尚志、金伯阳、于天放几个人。这几人的逃脱都得益于当事人的绝顶聪明。
于天放的传奇最为精彩，因为他是正儿八经的越狱。越狱一周年的时候，作家刘白羽去采访他，还带刘白羽到当时他越狱的监狱去，给他做现场解释，并拍了照片留念。
他们要是一直做学问，也是前程似锦的。为国一怒，投笔从戎，到冰天雪地里去为了那几乎看不到的希望去搏命，这可不像班超是为了功名。
1944年这一年整个东北还在和日本人长期作战的，就于天放这一支部队了。其他多属小分队快进快出形式。12月，于天放从密营来到宋万金屯搜集情报，检查抗日救国工作，住在抗日积极分子王明德家里。不幸被叛徒告密，特务首先控制了王明德，王明德大声吵嚷给于天放示警，无奈叛徒太快，于天放也被控制。特务这时候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他们让王明德生火让他们暖和暖和，王明德借机把所有抗联文件都烧了。可惜特务发现了于天放的枪，王明德一家还是没逃过去。
1945年1月，于天放由庆安乘火车被押往北安。下火车后他被蒙上双眼拉上汽车，车子拐弯抹角开了20分钟才到监狱（其实很近），他又在走廊绕了好几圈才进了2号监房。（日本人倒挺聪明的）监狱有5个牢房，共有三道铁门（说实话更像看守所）。看守都是日本人，不论出入都立刻把门锁上，晚上看守就睡在这里。他之所以被关在这里，原因是日本人准备杀害他，但是害怕运输路上出问题，所以就近关在了这里。在他之前，朴英山烈士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日本人对于天放是软硬兼施，于天放是软硬都不吃。来软的，好吃好喝，于天放毫不客气，吃好身体才能越狱；来硬的，严刑拷打，于天放说我够你们枪毙两回的。鬼子无可奈何，就开始只让他喝粥。
于天放想越狱，但是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知道怎么跑，再知道如何跑出去，最后还要知道出来以后往哪里跑。天时地利人和他全占了，说实话日本人一根筋的脑袋瓜子也帮了他的忙。
首先是在哪里。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具体方位，他就打算等着到了天暖和了看看，冬天全冻上了，看不到外面。能听到火车声，大体判断了铁路的方位。这年3月，监狱里又进来几个人，他们也不知道。到了4月，化冻以后，一扇窗户被吹开了，有一当地犯人告诉他，此地定在火车站北，实业银行对过，东是大街，西是通黑河铁路，一过铁路便没人家了。
其次是怎么跑。于天放研究了所在监狱的看守。看守分三班倒，每班有两个人。晚班看守时间是一夜，看守一般都在监房里睡觉，有的时候只留一个人。日本警卫石丸兼政当看守多年，对工作比较厌烦，非常懒散；另一个日本警卫津村政夫，常和“犯人”谈话，伪装和善，而且警惕性较差。他俩当班比较容易。看守们时常将钥匙放在对着二号监狱的办公桌上，晚上通常放在他们的右衣兜里。
如何跑出去。没工具干掉看守啊。于天放发现牢房是俄式的，墙上有火炉，下面有个掏灰的小铁门，5寸长，可装卸，重约半斤，好武器。
往哪里跑。5月，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这里。6月上旬，警务厅股长永井来见于天放：“于先生，请你在这张小兴安岭地图上，画出苏联出兵时的进攻路线。”于天放这个乐，正不知道往哪里跑呢。于是告诉永井，自己受了电刑，脑子有点不清楚，要多看看多回忆才行。这张地图他看了一个月。
7月份，原抗联二路军的赵忠良过境侦察北安军运情况被捕，和于天放关到了一起。赵忠良告诉他：“德国战败，苏联就要出兵，抗联主力快回来啦！外边草和庄稼能盖人了。”于天放考察后，认为是自己的同志，可以合作。于是商定计划：“11日晚石丸兼政值班，我暗藏武器上厕所，回来要画地图，你就上厕所，看我的动作行事。”
于天放越狱前写古诗一首，留于监狱内：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笼虎归山。
写完诗了，到了放风的时候，鬼子看守不来了。
那个看守干什么去了呢？喝酒去了。他这一喝就到了凌晨一点才回来。这样于天放不得不要再等四个小时才能进行他的计划，日本看守无形中也把自己的狗命延长到了第二天。
这日本看守就这么麻痹大意，把犯人扔一边自己喝酒去了？是的，他还真是够麻痹的，他也有麻痹的资本啊。首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几乎没有逃出去的；其次，监狱都是石头墙，被关押的连裤腰带都收走了；第三，宪兵队就在隔壁，所以他就大大咧咧去喝酒去了。
日军的看守这个时期是最松的。之前，当日本人从汉奸手里接过邓铁梅之后，他们给邓铁梅准备了一副40斤的脚镣，一直到上刑场。可以想象一下，脚上带了半袋水泥怎么也没法逃跑了。伪军更可恨，当王凤阁被伪军俘获之后，伪军竟令人发指地把王凤阁的双手钉在了磨盘架子上，直到日本人把王凤阁带走。而和于天放同时被捕的孙国栋，也就是抗联最后一位烈士，在之后很快就被转移到哈尔滨，其余的抗日志士也都被转移集中（可能也是去哈尔滨）。后来，孙国栋也曾经试图越狱，但是没来得及。
于天放、孙国栋他们都是在苏联受过训的，越狱也是受训内容之一。所以从一进监狱，他们的越狱行动就开始了。
关于赵忠良，有一种说法是赵忠良是故意被俘以便协助于天放逃出虎口的。因为整个北安，最适合关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监狱，而赵忠良一进监狱就找到了于天放，虽然日本人对于天放的关押地点是很保密的。并且二路军的赵忠良一进监狱就取得了三路军的于天放的信任，并着手合作越狱，要知道当时关在那里的抗联又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就是于天放受了电刑的一个后遗症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时会出现脑子不清楚、说话不利落的情况，并不适合越狱，出来后因为这个还被汉奸反告进了苏军一个月的监狱。
半夜一点，石丸方才回来，他问道：“于先生不去厕所吧？”于天放想，你小子终于来了，“正要去”。出来后，于天放说：“永井股长明天要地图，牢房灯暗，得在你桌子上画。”石丸很高兴，这立功的大好事被他赶上了，要知道于天放可是一个多月没办这件事情了。
石丸同意后于天放坐在椅子上，这时赵忠良要求上厕所。在石丸看着赵时，于天放可就偷偷站起来了，走到他后面袭击他，赵忠良也来帮忙。
石丸在那里挣扎，于天放马上用手堵住他的嘴。石丸虽然没能及时召唤到宪兵队，但还是干了两件事：第一，咬掉了于天放一截手指头；第二，把钥匙破坏了一下。
于天放他们把石丸脑袋拍扁了，然后拿着钥匙开门。开了两道门，第三道找不着钥匙了。好在虽然没有钥匙，还有窗户，二人破窗而去。
二人商定如果跑散了，就到铁桥西工人宿舍或克山警务科联系。
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的。于天放一年来都在国内艰苦作战，又受了刑，吃的又差，身体不好；赵忠良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特种部队的了，又刚关进来，身体好得多。于天放翻过外墙就追不上赵忠良了。
于天放他们的越狱震惊了鬼子，报上标题字极大：《于天放逃跑，满洲失去了一大半》。日本警察厅立即悬重赏捉拿于天放，并组织了各县的军警，大肆搜捕。日本鬼子逼迫数十万中国老百姓手拉手“拉大网”搜寻，谁要隐藏，全村诛灭。
于天放在黑龙江的知名度有多高呢？用作家刘白羽的话：“黑龙江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于天放的。”
有一位海伦县的老伯说：“若抓住于天放，我宁愿替他去死……”北安当地老百姓对日本人十分痛恨，他们假装搜查，暗地里探听消息，时时刻刻在担心于天放的安危。拉网搜于天放的时候，老百姓边走边说：“于天放，藏好点！”
于天放第二天白天没有跑，躲入一片柳林中，在小水坑中将身上及食指上的血洗一下，找了块麦子地，躺在垅沟里等着天黑，结果连低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的日本飞机都瞒过了。
天黑后，他顺铁路往西走找赵忠良，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找到目的地，只能靠路边水井里的水和偶然挖到的生土豆解渴充饥。
7月14日白天，他躲到了一个松树林里。这时有一个伪警察过来，他刚要转到这个伪警察后面，又被第二个伪警察看到。这人刚要掏枪，于天放飞奔到松林北头，又向西跑一段，爬行20多米躺在道北草窝里。伪警察色厉内荏，光吹哨子不敢上去抓人，怕有埋伏。等集中了队伍，于天放就找不着了。敌人汽车在于天放身边过了两次，都没发现他。于天放等到天彻底黑了仍不敢动，直到一点动静没有了，才坐起来松了口气。
第二天，于天放吃了些野菜，走到了一个叫做齐永生屯刘家窝棚的地方。他又饿又累实在是不行了，就进了刘家院子喊老乡，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还表示哪位想升官发财，可以把他交上去，又对大家讲了德国战败、小日本快完蛋了的道理。
老刘家哥儿四个，老三刘国忠是伪警察，不过这人对国可不算很忠，好在家里有明白人管住了他。刘国忠弄清身份之前先是要查于天放的证明，弄清身份之后要去警所，被刘二嫂和老四刘国祯制止；打马要去告发，被刘国祯和刘家外甥李凤岐（李凤岐是个挺不小的地主呢）追了回来。
刘二嫂再次劝说大家，要一心救抗日英雄于天放。意见统一后，刘二嫂便与刘四嫂给于天放做饭，于天放便给大伙讲抗联打鬼子的故事。乡亲们也告诉他日军让他们手拉手搜查，名曰“拉大网”，可他们边走边说：“于天放，藏好点！”于天放十分感动。
天亮之后，于天放要走，被众人拦住，大伙在草垛上掏了个洞，让他藏在里边。晚上，刘二嫂装了半袋小米，刘四嫂炒了一口袋苞米花，刘国祯送给于天放一双旧胶鞋，才让于天放走。几天后于天放又冒险回来，才知道赵忠良后来没有逃脱。刘二嫂又给了于天放不少食物和物品，让他藏到麦子地里。不料随后拉大网的就到了那块地去搜，刘二嫂担心于天放被抓住，看到没搜到什么才放了心。其实于天放发现这块地太小，没法回旋，就换到另外一块地去了。刘二嫂后来又多次查看，确认于天放已经逃脱，她才放心。
日本投降那天，腿肿、手烂、全身破烂、脸黑得像木炭、叫花子一样的于天放到了讷河，发现大家都像疯了一样，才知道鬼子投降了。
我们的故事完了吗？没有！
光复后，于天放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时期的革命斗争。把一些抗日群众动员起来，组成一支革命队伍，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9月初，又带几个人去嫩江召开群众大会，检举日寇走狗董殿臣。董借维持会长名义，利用不明真相的苏军司令官，陷害于天放是“伪满特务”，扣压并解往黑河。
10月10日，于天放从苏军监狱放出，从黑河到哈尔滨，他又回到了北安。
这时有个荷兰籍父亲、中国籍母亲的胡姓苏联翻译给他张罗了路费。这样他就去找周保中了，被任命为中长铁路护路司令，于天放的家人也在他署名的布告上得知了他的消息，知道他没死在日本人手里。
于天放后来多次邀请能说会道的刘二嫂到部队给战士们作报告。刘二嫂还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东北抗日根据地慰问团的慰问，还曾三次被选为北安县人民代表。她还于1952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庆祝大会。救过于天放的九位乡亲，也一直受到优待。李凤岐虽是地主出身，即使在“****”中也没挨过斗。
轨迹
1931年9月18日晚上，辽宁省丹东市的中学教师张新生正住在沈阳朋友家里。夜里他听到了巨大的炮声，以为日本人在演习巷战，和其他已经麻木了的沈阳市民一样，他并没有太在意。第二天一早，朋友来告诉他，沈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中国军队已经撤退。
半信半疑的几个人上了街，发现街上已经变样了：刚走到街口，就看到一个中国宪兵被刺刀杀死在地上；再往前走，街上军人和警察的尸体连绵不断；一群群的职员，被日军捆着押走；日军坐在汽车上，大声呼喝在街道上开来开去。
张新生是个中学教师，同时也是天津《大公报》在丹东的负责人，因为办报屡屡揭露日本人的恶行，而不止一次得罪过日本人。看到日本人已经占领的沈阳，张新生的第一反应是逃走。三天之后，北宁线通车，化装成难民的张新生逃到了北平。
刚刚来到北平的张新生以为国家只是一时措手不及，不至于放弃东北。但是在北平住了一周之后，张新生发现国家根本就没有进军东北的打算，只是想去国联申辩。失望之极的张新生遂返回东北，投笔从戎。只是他没有班超那样，他投入了一支土匪的队伍，只要这支队伍抗日就行。
这支队伍虽然是土匪，但是这支队伍的首领也是读书人，他叫高鹏振，报号“老梯子”。“老梯子”中学毕业后家里就遭了事，不得已上山落草，到九一八的时候，他已经为匪十余年。虽然是土匪，但是军纪很好，不杀人，不放火，不****，劫富济贫。九一八的时候“老梯子”正在沈阳治伤，痛心于政府军的不抵抗，于是回到辽西，拉起了二三百人的队伍。
张新生体弱，不会骑马，到了“老梯子”那里主要就是干个文书，写标语布告。在“老梯子”部，张新生发现这些土匪不寻常。
首先是说服来投奔的各路土匪，“老梯子”演讲：“此次起义的目的在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除了向民间收枪收马之外，应当不抢不夺，现已国破家亡，吾人发财何用！”“老梯子”定名字为“东北国民救国军”，众人推举他为总司令，十月十日宣誓就职。
其次是“东北国民救国军”军纪严明对于民间财物概不夺取，力矫一切土匪行为。救国军自成立以来，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成份越复杂，军队的纪律也一天天的恶化。另外锦州政府答应接济，但成立了一两个月，除了慰劳三千元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军饷，一些小帮土匪重操旧业，日本人的拉拢也很快来到。
第三是对日本人的态度。当年11月20日，日军派了一个汉奸陈鼎带领一伙已经投奔了日本人的土匪来游说他们，要“老梯子”等攻打新民县。说日本人顾及到国联的指责，不愿自行攻打，要“老梯子”带路首先打进新民县，然后日本人随之进驻。这伙投奔了日本人的土匪也在旁边煽风，感觉有日本人支持，打进县城问题不大。日本人为表诚意，愿意送给“老梯子”一些子弹和过冬的衣服。
为了生存，“老梯子”收下了日本人送来的一万发子弹，两车棉衣，与日伪军周旋。他们把握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攻打新民。
几天后，已经投奔了日本人的那伙土匪首先攻打新民，被击退。几天之后，日本人亲自攻打新民，被一伙抗日的土匪抄了后路。日本人动用大炮和飞机打下了这伙抗日土匪所驻扎的屯子，屠杀报复之后，日本人撤去，又送信给另一伙投日的土匪，要他们来随便抢掠。第二天，“老梯子”赶走了这些投日土匪，进驻了这个屯子。
二十多天之后，汉奸陈鼎再次来到他们这里，劝他们攻打锦州。双方因为是先发子弹还是先打锦州一时争执不下。就在争执期间，“老梯子”部下的一位陆团长带了四个人到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新民县城办事，路上被日本人拦截杀害，陆团长侥幸逃生，其余四人被刺刀挑死。“老梯子”部和日军交涉，结果是人白死，枪扣下。
恰在此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派了四个日本兵来指导他们攻打锦州。于是详尽准备之后，义勇军们把四个鬼子和协助鬼子工作的汉奸一股脑绑了，挖心活祭了那四个冤死的弟兄。
此后，发生了一场中日骑兵间的较量。日本的骑兵，准确的说是骑马步兵，骑马赶路；而义勇军的骑兵，可以骑马打枪，占尽优势。当时日军骑兵不到一百人前来抢掠金家五台子，村子里的人到义勇军这里来求援，于是老梯子就派了三百精锐骑兵前去救援。当时日本人也犯了错误，大队的鬼子在村庄里劫掠，只派了几个人在外面看守马匹。土匪赶来后，无意先发了一枪，惊动了日军。本来已经失去了偷袭的优势，不料日本人犯了错误，不是占据村落防守，而是一窝蜂冲向马匹。结果在他们冲到马匹处还未上马的时候，义勇军的骑兵恰好赶到。这支义勇军的骑兵，多是马匪出身，骑射甚佳，日军纷纷被击毙在军马周围。
此次战斗，缴获机关枪四架，迫击炮两门，大小枪七十六枝，子弹两车，洋马六十四匹（其中三十一匹是死的），铜盔七十六个，还有呢大衣和药品等战利品很多。打死敌人七十三个，内有大尉一名，中尉一名，医官一名。
我方死伤各一名。
张新生所在的义勇军此后又多次与日军作战，直到因给养缺乏，这支义勇军终于接受改编，走向了失败。
张新生所在的义勇军失败了，但是张新生的新生才刚刚开始。这里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了，这个张新生，不久后就以另外两个名字惊动了中国和日本。对于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他的名字叫张惠民，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张惠民特大谍报案”；对于中国的情报系统，他的名字叫张永兴，共产党优秀的情报人员张永兴。
张永兴在义勇军失败后，再次进关寻求党国援助，但是处处碰壁。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张永兴一时产生了遁世的想法，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叫张放，当时的化名叫方文，解放后的名字叫刘进中，他的身份是红色谍王佐尔格的最优秀的中国助手。
仅仅三天时间，方文就把他从虔诚的基督徒改造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不久后在北平的第二次谈话，张永兴即表示：上帝管不了人间事，人间事还需人来管，他愿意舍家为国，如果共产党需要他，他愿意加入共产党；
第三次谈话，张永兴即被吸纳入佐尔格小组，成为了北平的负责人之一。
张永兴这个谍报天才，就这样被共产党收入麾下。
在吸纳张永兴的同时，方文还吸纳了张树棣，张树棣的哥哥就是淮海战场上起义的张克侠将军。张树棣后来和张永兴都被派往齐齐哈尔，后牺牲于约1937年。从时间上来推断，张树棣是最早被送进731的烈士之一。后来张克侠寻找弟弟五十多年，直到去世前才得到了弟弟早已牺牲的消息。
张永兴在北平没有呆多长时间，很快就被派往苏联学习，和他同路前往的就是张树棣。方文的妻子等人走另外路线前往苏联进修，等待安排工作。后方文自己也去苏联进修，学习完毕回到中国，还未开展工作就被召回，原因是共产国际的上海机关因叛徒告密而被军统破获。等方文安全撤退到莫斯科，张永兴已经快牺牲了。
张永兴的天才之处想用几句话表述清楚是不可能的。如果简单地类比，就是某骨骼清奇的农家小子，忽然有一天在街上花十块钱买了一本武林秘籍，练了几页，转身就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复类型的武林绝顶高手；
或者说某个仅仅NBA夏季训练营练过一个月的中国人，出营之后两个月就在单挑中连胜科比数阵。
挺像起点的小说吧，但是这不是小说，这是历史事实。日本人最擅长的搞情报方式，就是利用公开手段搞绝密情报，他们防范最厉害的也是这个。偏偏张永兴就是公开手段，搞到了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能泄露出来情报，岂能不让东条英机心惊肉跳？
1933年8月，他同张树棣一起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军区情报部学习情报工作技术。1934年4月，学习期满的张永兴和张树棣（化名闻汉章）被派往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秘密组建地下国际军事情报站。他们从扎赉诺尔方向入境，然后乘火车潜入齐齐哈尔，以商人身份住进谷川洋行。为了尽快找到职业，闻汉章经常与商人李****等人喝酒、打牌，混熟后，便从李****手中买下一个杂货铺。张永兴又在南大街开设了一家鞋帽店，张永兴当掌柜的，闻汉章做财东，还雇用王国相和王秀亭做伙计。为了长期潜伏，他们又把家搬来齐齐哈尔，张永兴家开始住在北大街，1934年末搬到东二道街仁惠胡同1号。这房屋房檐比较大，院墙高，院子宽敞，有架设无线电台的大仓房。院内无其他住户，街巷深来往行人少等优点，为设立秘密电台提供了诸多方便。
安顿好后，张永兴按事先约定的指令潜返苏联麻亚夫斯卡亚，领取了一台短波无线电台。苏联情报机构对于张永兴极为看重，给他的电台是使用蓄电池的大功率电台：不会因为耗电量大或者敌人的分区停电被发现，也不会因为购买干电池被人发现；通讯距离大，抗干扰能力强。
张永兴最重要的情报是针对关东军修建的要塞方面的。关东军的那些要塞，保密程度极高：中国人不许进入要塞若干距离之内，连伪满洲国的官员都不行；修建要塞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来，几个幸存者负责的也都是要塞的外围，修地下工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活下来，连尸骨都不知道被埋在哪里，不光战后中国人不知道，日军自己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被抓修工事的中国人，进入作业场地，都是被蒙着眼睛才用绳子一个带着一个进去，完工后全部杀死；火车经过要塞附近，要把窗帘拉下来，车厢内的日本兵或者日本警察会监视这一点，不这样做就会被送进宪兵队，同时要塞外围会有日本兵观察，如果哪扇窗户没拉窗帘，就会通知前面车站；
飞机因航线问题不得不经过要塞上空，必须低飞低速，落下窗帘，地面上一样有日军用望远镜监视。
就在这样严密的布防下，张永兴还是在仅仅两年时间内，利用公开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绝密情报。需要指出的是，他回到东北，仅仅是两年时间，这其中还包括了发展考察下线、建立情报点等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想而知，如果他也像佐尔格那样活动八年。
张永兴小组的代号是“波波夫”。波波夫这个词，对于谍报界那是异常响亮的。这倒不是因为张永兴，是因为另一个在谍报界仅仅比佐尔格地位稍低的英国间谍，他姓波波夫，是前南斯拉夫人，007的原型之一。
如果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间谍不需要用好色做保护色的话，大概也就只有中国人了。中国人中生活严谨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在张永兴他们那个时代就更高了。
张永兴他们的情报手段，包括收集垃圾、派人做苦力、派人到各地旅游、开设饭馆、记录车站情况等完全公开的手段。有意思的是，这些手段，日本人都对别人用过，但是取得的成绩都没有张永兴那么大。考虑到日本人是用这招的第一高手，同时也是防范这一招的第一高手，可以想象张永兴给东条英机带来的震惊。
张永兴小组的被破获，可以说是顺藤摸瓜。张永兴小组的暴露，非常意外。是张永兴携带情报去苏联汇报期间，某个携带情报过境的情报员被捕，酷刑之下他交代了一个联络点，一路严刑逼供，最后就追踪到了张永兴这里。
当时张永兴还在苏联，如果他壮士断腕，那么他没有危险。当他越境回到齐齐哈尔，就已经发现了家里的危险，过程中两次虎口脱险。但是日本宪兵队以他家里的情报和发报机为诱饵，终于诱捕了张永兴，之后又以同样方法诱捕了他的弟弟张克兴。
张家兄弟面对严刑拷打和日本人利用亲人威逼，都没有屈服；对于东条英机安排的劝降，也没有屈服，东条开出的条件有日本国籍、满洲县级参事官等一系列条件，没起任何作用。
当年冬天，张永兴等八人被枪杀。第二年，齐齐哈尔的另一个情报站张树棣（闻汉章）情报站也被破获，张树棣牺牲。
可以做发动机的螺丝钉
王源魁，化名王斌，1905年生于山东海阳，曾参加五卅运动，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参加南昌起义，在满洲省委工作，抵制“****”机会主义，卧底伪靖安军。有人不完全统计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黄埔前六期学员，貌似活到建国后最次的也是西安市副市长。
实际上，到1935年牺牲他都只是一颗螺丝钉，一个基本上不领导任何人的螺丝钉。如果他能在南方，也许红军就不会那么窘迫自己的炮兵了。
王源魁，1920年去大连打工，1923年入大连增智学校。这个学校是个工人夜校的性质，颇为有趣的是这个学校是东北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同时也是东北国民党的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教师多为共产党，校长林升亭则是国民党的大连党部书记，不过后来被共产党给争取过来了。林升亭加入共产党，介绍他入党的，正是他当年的学生王源魁。
1926年，王源魁南下入黄埔军校；大约同一时期，他的校长也南下，参加北伐。他在黄埔军校没呆几个月，就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很快他就被编入了叶挺的部队。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所在地部队还在路上，很快就给打散了。他与部队失散后到了汕头，不料在这里，两个大连来的人（王源魁、林升亭）居然见面了。这个几率可真够高的，王源魁说服林升亭坐船回了大连。
1928年2月，他接上了关系；1928年4月，关东县委（大连党委）被破坏，他到了沈阳，开饭馆为满洲省委作掩护。后来他又开办实业，为满洲省委挣钱。
1931年10月，原大连********童长荣离开，新任大连********张洛书赴任。同月，王源魁发展了原来自己的校长、国民党的大连党部书记林升亭加入了共产党。
1932年夏天，****奉天特委通过关系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经理，叫得田，他是日共奉天负责人。他写了一封信，叫王源魁去新京（长春）找一个叫大和内颜的日共领导人。王源魁去了几天也没联系上，就回到沈阳。得田又给一位在伪靖安军做事的日本人写信，推荐王源魁去那里工作。因为王源魁会日语，又有日本商人的介绍，很快就被安排到伪靖安军炮队一连，当少尉军需官。不久，就与****伪靖安军党支部书记曹林春接上头，并策反了炮队的金铎排长。
他要是不去炮队就好了，为什么呢？他是黄埔军校炮科出来的，这个要想不露出底来太难了。
1934年夏天，他们接到命令调往东边道，讨伐杨靖宇。王源魁被命令往前线送弹药，他指派地下党伪装事故和迷路，没把弹药及时送到。但是他被日本人怀疑了。
不久，日本人安排他进剿抗联。他故意放走了抗联，并安排手下朝天开枪。日本人坐实了对他的怀疑，在一次宴会上，给他下了毒。王源魁未死，特务又在医院里害死了他。
好在他及时销毁了家里的资料，家属幸免于难。
2006年，他的地下党身份得到了确认，这时他的女儿已经75岁了。
抗联一枝花
这是一位地下党，和别的地下党相比较的话，她的确不算是我们印象中的地下党，因为她基本没有情报工作的任务，是留下的一粒火种。
东北的地下党错综复杂，咱单单算干过地下党的。共产党而言：土派的有从属于冀热辽的张绍纪等、有从山东过去的、有从延安过去的等等；洋派的有杨佐青、姬守先等；学院派的有张甲洲、于天放（他们的关系在北平，不在东北）；不服派的得说是赵尚志，开除了党籍还是继续干；单干派的也有，失去了上下级关系还在继续干，比如张瑞麟。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党部方面的，有军统方面过去的，他们的成就还是有的，要不然阎宝航也不会冒险去偷国防部的东西了。
国共两党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各干各的、各自防着对方、顺便还往对方渗透一下的工作方式。国军地下党的负责人写的1940年述职报告里就提到哈尔滨****地下党活动猖獗；****这边也没忘了盯着他们，张绍纪那个情报组70多个人，只有两个人失手，还是因为渗透入国军的地下组织，可惜国军这边办事不严密；罗大愚是国民党，却是因为共产党嫌疑被抓住的，大家彼此彼此。
除了他们，完全从属于苏军的情报组织（张永兴他们不属于这个，他们是****派过去的，大致相当于借调）；完全自发形成的地下组织，比如学生组成的复华党等；再有就是抗联自己发展的地下组织，负责筹粮、发动群众等工作；还有去苏联前、或者觉得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留下的火种。够复杂吧！
抗联一枝花就是这么一粒火种，1940年，她被安排留下做地下工作。要说她可不太适合做地下工作，因为她名气太大了。当时在富锦，抗联一枝花的名气还有一点点的。传说她年轻漂亮、貌美如花，但是手下两百弟兄竟然都不清楚她的长相；随夫加入抗联，在抗联队伍里学会了快马双枪；后来丈夫被日本人活埋，儿子据说也死在日本人手里，因而和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枪法骑术如神，日本骑兵队长向她约战，却被她一个照面就把胯下马给打死了；她在抗联当到团长，和赵尚志、李兆麟都是能说上话的人物。
大家都错了，不光大家错了，当时的鬼子伪军汉奸也一样错了。他们按着这个要素去找，死活都找不着。抗联一枝花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干了五年的地下工作，虽然鬼子汉奸都知道她在这里活动。
他们的理解有一点是正确的，即抗联一枝花是女的，不是男的。抗联一枝花名字叫吕庆芳，当时已经40多岁了，大儿子牺牲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她都可以当奶奶了。
吕庆芳长的一点也不漂亮，身高力大，属于铁姑娘他妈，铁大娘级别的。1933年，富锦当地的街公所来人收保安费。吕庆芳就问他，“啥叫保安费？”
这收费的就说了，“保护大家安全的就叫保安费。”吕庆芳回了一句“我们不安全……”
这位就说了“老娘们想造反？……”吕庆芳没和他继续争，一个耳刮子就上去了，这位还要不干，发现吕庆芳提着菜刀出来了……
当天他们家就商定了搬家到抚远，以免那些狗腿子报复。到抚远之后，她的丈夫李永业就加入了抗联，吕庆芳也开始为抗联做一些外围情报工作。直到1936年戴鸿宾（六军军长，《十三省》中戴军长原型）发现了她。戴鸿宾认为，她将是一个不寻常的指挥员。于是39岁的吕庆芳和20岁的长子李兴东、17岁的次子李兴亚一同加入了抗联。
吕庆芳39岁才开始学习骑马、打枪、作战，但是几个月之后，就成了抗联的一名优秀指挥员，手下有一支近200人的骑兵队伍（大概算团长了），人称抗联一枝花。和别的抗联指挥员不一样的是，当男指挥员安排完作战去休息的时候，吕庆芳还要给和她儿子们一样大的战士们修补衣服、做鞋，有时候还要给他们做饭。所以她甚得军心，从无人向鬼子和汉奸们泄露过抗联一枝花的真实情况。
当时鬼子在富锦有一支骑兵，是专门为抗联设的，头目姓渡边。这个渡边也听了抗联一枝花的情况，他就给抗联一枝花下战书，要求在某地某时约战。以前的义勇军颇有上了鬼子这个当的，但这次轮到鬼子上当了。渡边到了约定地点，没看到人，就发现送信的，说约战地点改了；渡边匆匆赶到，发现地点又改了；暴怒之下，再次赶路，终于被伏击。可惜给鬼子造成的损失不大，抗联这边的力量太弱了。
1938年，她的丈夫被俘后，被鬼子推进万人坑活埋；1939年，长子李兴东牺牲于战斗中；1940年，抗联本来要给他们家留个根，但是次子李兴亚却在去苏联学习路上牺牲。同年，吕庆芳离开队伍，开始地下工作。
离开队伍，换件衣服，她又成了一个农村妇女老太太，农村那些事她一点也不陌生。43岁就成了老太太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别忘了那时候中国人平均寿命才30多岁，43岁都应该当了好几年的奶奶了。虽然鬼子知道抗联一枝花就在这里活动，但是鬼子们按照传说中的特征找啊找，就是找不到。
1945年鬼子一投降，吕庆芳就以抗联一枝花的名义拉出了200多人的队伍。队伍成了，缺枪。吕庆芳就直接到当地的地主家里，报上抗联一枝花的名号，那些当年作威作福的家伙们连个吭气的都没有。一个是名头在，一个是吕庆芳在当地地下活动了5年，这些家伙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1947年后，吕庆芳转入地方工作，1959年病逝。
七旬爷爷老交通
老爷子老家山东德州，20多岁下关东，50多岁到西伯利亚当苦力，60多岁入党，70多岁还曾经孤身一人到长白山山里去寻找密营里的抗联。后被捕，受尽酷刑（电刑、灌煤油、滚地笼）之后，在日本人监狱里活到了抗战胜利，1951年还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活到了60年代，得享天年，安然去世，一生可谓传奇。
老爷子50多岁了，被包工头欺骗去了西伯利亚修铁路。去之前包工头讲得很好：有白面吃、有大菜汤、二十天一结工钱，管吃管住包路费。老爷子被忽悠了，就跟着走了。去了之后发现，什么都不对呀，面包黑的，汤是土豆汤，工钱还几个月不给，干活一慢包工头就打，还弄了白俄监工。大家火气可就上来了。
老爷子一合计，这不行。派了5个小伙子，把包工头请到工人住的地方来了。核心话题只有一个：工钱不能拖欠。
现在讨薪，一般是爬广告牌子或者大楼吊车之类的，然后找到记者报社网站之类的宣传一下，然后公安消防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解决。老爷子那时候没这些呀，再说是在海外工作，还没绿卡。老爷子就用了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算工钱，要不然把你扒了衣服埋雪里！”
西伯利亚荒郊野外，埋个人谁知道呢。这包工头脸立刻就白了，马上说这兄弟也说了不算，我肯定去找白俄通融通融。
日本有个师团长就是这么死的。日本人针对苏联弄了反坦克壕沟，演习中他去视察，正好碰上暴风雪天气，他就掉沟里了并且很快给雪埋上了。
风大雪大别人也没注意，估计他可能也没喊两声，一会暴风雪过去日本参谋之类的就开始找了，一转眼怎么师团长找不着了？难道神兵天降还是师团长走丢了？找了好几个钟头才想起来找找脚底下，得，都冻成肉干了。
这包工头很快就把钱给他们了，包工头也奇怪是老爷子也奇怪，怎么这么麻利就给钱了呢？凡事都要有个内因外因啊？
钱给了苦力，白俄也要求加快干活。大家也努力，没几天就齐活了。不料，有天天刚亮，外面突然打枪了。
天大亮之后，一切问题有了答案：
“共产党来了。”
苏联共产党来了以后，对工人和气，工钱也不拖欠，老爷子也就和他们混熟了。有一天，老爷子被他们拉去玩枪，不料，老爷子第一枪就干下一只鸟。这……老爷子这是生不逢时啊。
过了一段时间，老爷子回国了。他没回家，到了黑河自己买了四匹马、一辆车，干起了邮递员的买卖。（那年代就是私人送信，不像现在，邮政都是吃国家饭的。）他这邮递员，不光送信，什么都送。干着干着，这就九一八了。
九一八之后第二年，有一个汉奸派了一个伪军押着老爷子的车去送弹药。老爷子的马已经不行了，瘦骨嶙峋了这伪军还不惜马力，马不走了就打马，直到马都跪下了，他还不依不饶，还坐在车上打马，老爷子可就不愿意了。这伪军怎么说也不听，就只能换个方式跟他说了。老爷子拿着棒子给了他脑袋一下，然后把他连着弹药都给顺河里了。
老爷子打死伪军之后，没敢回家，就顺着路跑了。第二年，老爷子入了共产党。1933年的老党员，够老资格了吧。
不久，一匹马就累死了，没办法，老爷子下了“汤锅”。后来，老爷子就到了一个朝鲜人聚居点，帮朝鲜人打工过日子。
这个点不全是朝鲜人，大部分是朝鲜人，少部分是汉族人。这地方本来是片荒地，大家一起开荒种地过日子，这地方也就成了个屯子。这地方附近有个恶霸夏三爷，这夏三爷投靠了日本人，等到地里的稻子成熟的时候，夏三爷就派狗腿子给朝鲜人送信，说朝鲜人种的地是他的，要朝鲜人交租子。
鬼子就是这样子的，这地方汉族人少，就拉拢汉族人打击朝鲜人；整个东北朝鲜人少，就拉拢朝鲜人打击汉族人。
除此以外，鬼子知道中国人乡土情结重，就有意识的分化东北当地人，挑拨地区矛盾。当年在通化，汉奸廖某是个铁杆汉奸，但他的部下也曾经给杨靖宇送过子弹，为了剿灭王凤阁（他和杨靖宇活动区域相近），日本人特意从外地调来了伪军，后来击溃并俘虏王将军的就是这批伪军。
夏三爷在屯子里放出风来，中国人他不管，就找朝鲜人要租子；狗腿子也跟着搅和，说什么朝鲜人不好好在他们朝鲜呆着，跑到咱们东北抢我们的地，还当日本人的棒子。
朝鲜人有些心慌。雇了老爷子的朝鲜人就和他说，老爷子年长德高，能不能帮着说道说道。老爷子一眼就看穿了夏三爷的诡计，当即同意。同意之后，这个雇主就带着他去和一个文化人商量商量怎么办。就这样，老爷子见到了冯仲云。
在老爷子眼里，他是见到了一个说话和气、戴着眼镜的大知识分子。那是！熊庆来的学生，拉出去谁敢不高看一眼，别说到这个屯子里来了，当时全中国随便挑个大学，他都能上去有个位子。
第二天，老爷子干完活就和汉族农民唠嗑去了。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当然是庄稼，从庄稼慢慢就说到日本人和夏三爷身上了。
“关里纹丝不动，咱们遭日本人罪的日子到了。”
“别说日本人了，咱屯里二鬼子就够咱受的。”
“看夏三爷的，咱先看夏三爷整整他们，要不然咱们以后有好日子过喽！”
老爷子：“夏三爷整朝鲜人？他不过是变着法整穷人罢了。你看他明年不整咱们？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是这么个理，听说他们朝鲜四十个人才有一把菜刀。”
“在他们朝鲜不容易啊。”
“咱们要和朝鲜人站一块儿，要不然明年就该咱们了。”
第二天，屯子里不管中国人和朝鲜人大家一起去找夏三爷讨说法去了。夏三爷、狗腿子也不出来了。出乎意料的情况，镇住了他们。老爷子也被朝鲜人称为“老李父亲”，从此这个称号伴随了老爷子整个抗联生涯。
不久，冯仲云发展老爷子入了党。在入党仪式上，当地的朝鲜人党员祝“老李父亲”像松树一样冬夏常青。
也就在这前后，老爷子知道了家里的情况。因为他杀了伪军、毁了弹药，日本人杀了他的老伴和儿子，烧了他的家。
其实日本人就是这样：要么你做牛做马被日本人榨干，在三五个人里面你可能成为活到最后那一个；要么你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你的三五个亲人一定会死在日本人手里。
入党后不久，老爷子和冯仲云去了哈尔滨，开始了他的交通生涯。
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干某些工作，老爷子某些特质就适合干交通。这一点在他和冯仲云两个人去哈尔滨的路上就开始显露了出来。
老爷子脚力太好了，同去的两个人，冯仲云和老爷子都记述了这件事情。要说老爷子已经年过六旬，冯仲云三十左右，而且冯仲云也是打过仗的，虽然是书生出身。结果走起路来，冯仲云基本上被老爷子拖垮了。路上老爷子告诉冯仲云，他年轻的时候，从长春走到吉林，两头见太阳。
到了哈尔滨之后，老爷子领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敌人监视之下进入一个房间，把里面的资料毁掉。这个房子已经暴露，但是敌人还只是怀疑，并没有进去搜查，只是留人监视，也方便钓大鱼。
老爷子拿了钥匙就去了，去了就撤回来了。为什么呢？冯仲云自己也没交代清楚，那院子里有条狗。
第二天老爷子先买了几个肉包子，然后跳墙进去了。这狗倒好，拿钥匙走门不让进，给俩肉包子跳墙进去都不管。
老爷子毁掉里面的资料，出来一看，这狗还等肉包子呢。老爷子把刚才剩下的包子都给了它，然后跳墙出来，被另外一条两条腿的狗盯上了。
老爷子的体力这时候发挥了威力，进了人群，三转两转，就把盯梢给甩掉了。
出来以后，回了住的店，汉奸带着鬼子就来找了。这一盘查，老爷子就说了，我是淘金子的。那时候东北淘金子的很多，有那么一个也并不令人怀疑。再加上老爷子早有准备，身边备着沙金呢，两下子就唬过去了。
这事比较惊险，但是在老爷子几年的交通生涯里，不过是很普通的一件而已了。赵一曼去哈东，也是老爷子送过去的。不过这事老爷子没太深印象，只不过送一个女干部而已，很一般的工作。
老爷子最惊心动魄的一项工作，是他执行的最后一项交通任务，寻找第一军的密营。
当时是1940年冬天，第一军和第三军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在哈尔滨的地下党也和第一军失去了联系，只能派人去联络。
派谁呢？这个人必须一见面一军的人就信得过，一个人走来走去打听还不能引起鬼子汉奸怀疑，还要有独自在大山里生存很多天的能力，还必须能利用蛛丝马迹寻找密营。找来找去，还是老爷子合适。
密营有多难找呢？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最后发现的一个密营，是2008年6月。考虑到建国后对东北的开发，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密营有多秘密。
老爷子领了命令之后，就在长白山的山村里找了起来。发现，抗联已经进了深山了。我们这些一进11月份就呼唤暖气的人实在没法想像他在深山里那几天的日子。只能说，老爷子遇到了狼，把狼吓走了；睡觉要先点上火，不能睡深了，否则会被冻死；按照可能的记号，老爷子爬冰卧雪钻山沟；
为了能看得更远，老爷子不得不爬到一个又一个山顶，白天要四面看烟气，晚上要点上火，希望别人看见。终于在冻死之前，发现了密营的痕迹。到了密营才知道，第一军的人早就发现了他，但是不敢暴露，直到哨兵喊来的领导认出了老李父亲，这才现身。老爷子在那里见到了魏拯民，几个月后魏拯民就牺牲了。简单休息之后，老爷子把密信缝在棉裤里，踏上了归程，要把一军的消息带回给三军。
回来的路上，路过依兰，就在老爷子住店的时候，遇上警察查人。伪警察拿着手电一个个照，照到老爷子这里，突然有人哈哈笑道：“这不是老交通部长吗？”
的确是叛徒，这个人原来是抗联的排长，拖枪叛变后当了一名伪警察。老爷子并不认识他，老爷子是高级交通员，和他这种小角色不会发生关系，但是走得多了，难免有人认识他。
其实老爷子被捕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年纪大，又有经验，日本人一般不怎么怀疑他，抓进去，打一顿，只要没有证据，一般都会把他放出来。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送去修工事和送731都不合格，关起来除了吃饭也没什么用。这次被叛徒意外认出来，实在是不幸，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叛徒也不知道他正在执行任务，所以没有搜他的身，只是把他绑走交给了日本人。
日本人也很疑惑，这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会是“交通部长”？就他这个岁数，估计送着信都可能倒路上。多亏叛徒不断解释，鬼子才决定认真拷问老爷子。
鬼子刑讯重要犯人，有三种刑基本上必备。第一是灌掺了辣椒的煤油，灌得肚子圆了以后再使劲踩肚子，经过这一刑罚人肯定会得炎症或哮喘；
第二是电刑，电刑可以让人痛苦却控制不让人昏迷，经过电刑后人的大脑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比较迟钝；第三是滚地笼，是一个铁笼子，里面是很多不很长的倒刺，把人装进去，然后在地上滚，受过这个刑罚只能说是遍体鳞伤，还死不了。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一样都没落下。
他被抓进去和受刑的情况，冯仲云后来知道了。冯仲云自己在1946年写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并认为老爷子受了重刑，并在日本人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年，应该不在了吧。实际上，老爷子在日本投降后是自己走出监狱的。出来后，因为老爷子有大功和年事已高，专门派人照顾他生活，把老爷子养了起来，让他住在烈士馆，还当了政协委员。老爷子一直到六十年代才去世。
再说为什么日本人不杀老爷子，因为老爷子还是有用的，再一个是没直接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抗联一个部队的领导被抓了，抗联内部相应的预案也就同时启动了，但是这种高级交通员不一样，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是牵一发动全身，而且他主要负责军这一级别的通讯联络，能得到一点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老爷子受过重刑之后就昏迷了，醒过来才想起一件事情，任务还没完成呢。信倒是没被日本人搜走，但是还在自己身上。信送不到三军，那和没找到一军效果一样啊。这时候，老爷子就注意上了同监号的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个经济犯，因为得罪了伪牌长被抓了进来，他家里正准备变卖家产救他出去。要说老爷子眼可够毒的，仅仅几天时间就判断出了这个人不是日本密探，而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经过交流，这个人答应，上山打仗他干不了，除了这个，老爷子随便吩咐。老爷子说，不需要他这么干，只要把密信送到合适的地方就行了，以后自然有人取。就这样，人在牢里，最后一次交通工作仍然胜利完成。
从此，老爷子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呆到日本投降，那么恶劣的条件，他都活得健健康康的。
1951年，他受邀到了北京，上了观礼台，还和毛主席互相敬了酒，这之后的十几年，老头老念叨他这时候的光辉时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