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爱因斯坦的梦》的作者莱特曼，本科的几年中我不急不缓地看完了他所有的书，有小说也有散文，无一例外都试图把科学之美引入文学创作。2000年的小说《诊断》是关于电子产品如何入侵日常生活，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神秘感》描绘了科学研究中对感性世界的彻悟体验。这些内容简介恐怕会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个科幻作家。而他最出名的小说，1993年出版的《爱因斯坦的梦》（已经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被多次改编为舞台剧），如果只看内容简介，也会被误认为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的一种在时间维度上的仿写。这些笼统的标签，“科幻”“卡尔维诺”，并不全错，不过那样的标签将是盲人摸象，低估了莱特曼的真正意图。与多如牛毛的科普作家、科幻作家不同，莱特曼的写作是对科学的诗意阐释，与凡尔纳或者阿西莫夫这样的科幻作家不同，莱特曼所抒写的并不是附着于科学背景上的小说，不是和科学有关的“戏剧性”或者“情节性”的故事，而是科学的诗性。即使在他最传统写法的小说中，读者也能清晰地读到一个诗人的笔触，这首诗的主题（而不是背景）则是科学之美。
本科毕业后，我搬到波士顿工作。2012年春，某次逛书店时，我看到新书架上摆着莱特曼的新小说《g先生》，以孩子式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我”（即上帝g先生）如何创造宇宙。我站着翻阅了一会儿，看到作者简介上写着“莱特曼在麻省理工大学人文系任教”，我愣了好一会儿，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和莱特曼住在同一个城市！”
于是，距离那次难忘的河流上的旅行五年之久，我鼓起勇气想当面见见这位冥冥中一直鼓舞着我的作者。我查了他的官网，官网上声称他不用电子邮件。我给麻省理工大学打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莱特曼教授这学期休假。我通过校友网络翻出了他的家庭电话，打过去无人接听。那天之后，我隔几个星期就试着去打他的家庭电话，无人接听，无人接听，无人接听。他搬家了吗？他不在美国？线索断了，而我却不太沮丧，因为想要见到莱特曼的愿望自从那次划船旅行便开始，这种愿望是那么持久坚定，却不急迫。
如此尝试了大半年，2013年1月，我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又想起莱特曼，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对面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我一愣，对方继续说，“你听得见吗？请问是谁？”
我又迟疑数秒，一言不发，挂了电话，奔去洗手间，擦眼泪，洗脸，深呼吸，在心中打腹稿，在狭小的洗手间里前后走动平复心跳。然后，我逃进了一个确定无人能打扰的小办公室，再次拨通那个我已经烂熟于心的号码：“请问莱特曼教授在吗？刚刚我这里信号不好。”
在那个语无伦次的电话最后，莱特曼教授突然问：“如果你到我的办公室来采访我，你会描写我的办公室吗？”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注重隐私，我当然可以不写。”
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写写采访对象的工作环境，因为环境描写能让读者更了解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我于是明白了，他已经在以一个写作教授的身份尽量指点一个初学者掌握技巧。
于是我写下这样的景物描写：“2013年2月，这是一个愁云惨淡的中午，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波士顿一连下了几星期大雪，积雪堆在路旁，变得又黑又硬，把麻省理工大学那些硬线条的灰色建筑衬托得更加丑陋而突兀。莱特曼教授的办公室在一幢大型教学楼的底层，我绕着这个庞然大物转了一圈，终于在其中的某个入口看到了他。我们握手，去他小小的办公室，在窗边的小桌子面对面地坐下。他从包里翻出两个自己做的三明治，‘要牛肉的，还是火鸡肉的？’我们开始吃三明治，微弱的阳光射在那张小桌子上，有一点沉默。”
我遵照他的意思描写了环境。我写了那天糟糕的天气，写了那个迷宫般的教学楼，写了他小小的办公室和小小的靠窗桌子。
而我不得不说我其实对那天的真实环境漠不关心。
如果莱特曼教授没有提醒我注意那一天的环境，我将要整个地忽略肮脏的积雪、教学楼、办公室……在这早就被过度想象的一天，现实是无足轻重的。延续六年的崇敬和期待早就注定这一天是个魔术，现在阳光灿烂，河面平静，“假设时间是一个圆，弯转过来首尾相接。世界重复着自己，无休无止，不差毫厘”。现在是2013年冬，2007年夏，1905年春。我和莱特曼教授在船上，我和林希在船上，我和爱因斯坦在船上。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递过来一个三明治，我开始对着爱因斯坦朗读《爱因斯坦的梦》。
尾声
远处的某座钟楼的钟敲了八下。年轻的专利员从桌上抬起头，站起身，伸了伸懒腰，走到窗前。
窗户外面，全城已经醒来。一个妻子把午饭交给丈夫时，两口子吵起嘴来。一群往超格豪斯街上预科学校的男孩子来回传着球，兴奋地谈论暑假。两位妇女拎着空兜朝市场快步走去。
没一会儿，一位高级专利员走进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工作，一言不发。爱因斯坦转过身，看着墙角的挂钟。8点3分了。他玩弄起兜里的硬币。
8点4分，打字员走进来。看见对面的爱因斯坦拿着手稿，她笑了。她已经利用业余时间帮爱因斯坦打过几篇稿子，他总是按她说的价钱欣然付款。他少言寡语，不过有时也开玩笑。她挺喜欢他。
爱因斯坦将自己的手稿，自己的时间理论，交给了她。此时8点6分。他走到自己的桌旁，扫了一眼那堆公文，走到书架前取出一个记录册。他转身回到窗前。
六月的天空难得这么清澈。一座公寓顶上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的青衫白头。再往高处，一点飞鸟在长空回旋。
爱因斯坦回到桌旁坐了一会儿，又走回窗前。他觉得空落落的。他不想审阅专利，不想和贝索谈话，也不想思考物理。他觉得空落落的，无聊地望着那点飞鸟，那片峰峦。
在莱特曼的办公室里，气氛宁静，可是不尴尬。就像在独木舟上，一摇一晃，一个人提问，另一个人悠闲地顿一顿，再回答。
莱特曼自小对于诗歌和物理都有强烈的兴趣，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选专业时必须在文理这两个兴趣中做抉择。他选择了物理，因为理科科研需要极大的专注力，只有在人年轻时才能达到这样的专注；而写作则需要生活经验，稍年长一点再开始写作也不迟。在他本科期间，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脉冲星，黑洞成了物理学的热门话题，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此再次成为了研究重点。本科毕业后，他去加州理工念物理博士，主攻相对论。在二十年成果累累的科研生涯后，1990年他依循当年对自己许的诺言，抛下哈佛大学天体物理系正教授的教职，开始人文写作。为了让他更好地施展自己文理兼备的写作特点，麻省理工大学发给他学校史上第一张科学和人文的双重聘书。几年后，莱特曼成为麻省理工人文系的系主任，并创立了“科学写作”的研究生项目。
1991年的夏天，四十岁的莱特曼顶着亲友同事的惊讶质疑，辞去哈佛大学天体物理系的教职，即将成为麻省理工大学的人文教授。在那个过渡的夏天，他和妻子买下了缅因州一个小岛上的一栋小别墅，妻子是画家，天天在岸上作画，他每天出海，在船上写关于时间的故事。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梦》。
我问他那个小岛的名字。
他迟疑了一分多钟，最后说，我还是不告诉你了。岛很小，只住了六户人家。我们在那里过着隐秘的生活。
在我们相处的两个多小时里，他面对我的问题常常需要有很长的沉思时间。他思考着思考着，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再给出一两句磕磕绊绊的句子，然后——句子越来越长，越来越连贯，意象越来越深厚。听他讲话，让我想起了本科时代上过的两门入门课程，皆是这个领域的大学者来为一些全无基础的本科生启蒙：两个古稀之年的老教授，一开始有些结巴，艰难地斟字酌句，可是——等他们渐渐流利起来，呵，那些简单的句子成了飞舞的概念，却层层相扣互有关联，在这些课上我体验过多次极乐般的顿悟：万事万物是这样联系起来的啊！这就像听爱因斯坦说话：他的谈吐稍显笨拙，那是因为他拥有真正的智慧，而非小聪明。只有这样一种人才能让美和秩序贯通流畅地喷涌出来，爆发出耀眼的火光。
访谈的最后，莱特曼突然说他想告诉我一点其他的事。他除了写作和教书之外，还在做的另一件事。
十年前，他去了柬埔寨旅行，偶遇了一个柬埔寨女人，刚从大学毕业。那个女人告诉他，柬埔寨的大学没有宿舍，男生可以挂单住在庙里，而女生不能借宿庙里，只能住在户外。柬埔寨是热带季风气候，多吊脚楼。她和她的女同学们于是就在大学的吊脚楼下的泥地里住了四年，在污泥泛滥的雨季，这样的日子苦不堪言。莱特曼深受震动，调查之后，他得知整个柬埔寨还没有一幢女大学生宿舍。回美国后，他决定创办公益组织哈普斯威基金会（Harpswell Foundation）。创立至今，这个他一人建起的组织在柬埔寨建造了两幢女生宿舍楼，并使之成为一个奖学金项目，从高中女生中挑选最好的学生进入这个项目，大学期间不但提供住宿，还有来自西方的年轻志愿者进行各类培训和指导，并送学生去美国大学交流。大学毕业后，营员会继续从这个组织得到各类职业指导。在这个早婚多育盛行的国家，项目里的女孩们互相鼓励“不要只成为贤妻良母”，毕业后踏入职场，颇有作为。莱特曼每年都会在柬埔寨度过数月，经营他的公益组织。2008年，他被柬埔寨政府授予人道主义金牌。2012年夏，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柬埔寨时专门接见了他和他的营员们。而在我与他见面之前一个月，他刚从柬埔寨回来，还受昂山素季的邀请去了她在缅甸的寓所。
当他和我讲述这一切时，我突然有点怀疑那个木讷寡言的学者形象是不是只是我的幻想。能做成这样公益大事的人，难道不该是个四处逢源八面玲珑的社交明星吗？这再次让我想起了复杂的爱因斯坦：智慧的物理学家，勇敢的和平主义者，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再次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太复杂，当你刚想总结一个人，他的另一面总会站出来反对你的总结……这时候，他突然说要我看在昂山素季的家里他拍的她讲话的录像。他打开电脑，我们一言不发地看完了整个视频。然后他无比赞叹地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昂山素季的腰，挺得是多么直。”
这是莱特曼教授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关于昂山素季的腰，他充满敬意地赞美那个笔直的腰。我想他完全相信，只有这样笔挺的腰板才能带领缅甸走向更加民主的未来。
“谢谢你，莱特曼教授。”2013年2月的下午，我做完了访谈，关掉了录音设备。我还想再告诉他些什么，关于爱因斯坦或者柬埔寨，可是最后我只是又说了一声“谢谢”，收拾掉桌上的面包屑，站起来。他也想再和我说点什么，也许是补充关于昂山素季的什么事情吧，可是最后他稍显笨拙地伸出了手，握手，点头，无言地送我出门。
我从莱特曼教授的办公室走出来，赶着地铁回去上班。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传记，最后一次访谈。甚至在这本书还没有开始撰写时，我已经十分确定它的尾声将是莱特曼和爱因斯坦。
我和朋友打电话说：“访谈做完了。”
“怎么样？”
“很好。好极了。”
“你现在什么感觉？”
我现在什么感觉？
我无法不想到，1991年的夏末，在美国缅因州的海，莱特曼坐在自己的船上，写完了《爱因斯坦的梦》中最后一个故事。1905年的春天，那个被物理界称为“奇迹年”的年份，二十六岁的专利员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的邮局，寄出了自己的相对论论文。
那时候他们一定同样感觉到了。那种难以承受的空虚。
注释
[1]爱因斯坦著名的质量能量等价公式即E =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