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高速上涨的房价，有些人感到无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转而选择去诅咒高房价。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抱有类似态度。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础之上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包括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担忧和困惑。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组特征是不寻常的。印度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参照系。除了少量问题外【1】，印度经济要比中国更加平衡，不少学者也更认可印度的经济模式。而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失衡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国际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这些不平衡当然是不合意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这就是本书将中国经济模式的这些特征定性为经济“成长的烦恼”的缘故。【2】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问题几乎都不明显，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失衡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做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经济“起飞”（take-off）阶段，城乡差距和低工资加快了城市部门的积累，而少数地区的超前发展，带来了要素集聚效应，成为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在“经济模式之辩”这部分的一组文章中，我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作了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对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相似阶段，国民储蓄率与中国不相上下；意大利在20世纪60年代储蓄率也高达24.5%，与中国相差无几，而意大利是基督教国家，与东亚的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1.5倍；博茨瓦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储蓄率也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再次，中国被普遍看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去考量这些指标，就会发现，事实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我们知道，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
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有很多迹象显示，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其中一个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日渐临近。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由几年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市场工资水平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外资企业甚至持续出现“罢工潮”？？这些现象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面临结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很多结构性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保持开放态度。为此，我为一篇文章起了《你好，刘易斯拐点》这样的标题。这些转变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对中国经济模式担忧和困惑的另一个根源是，在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经济学的基本信念相左。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有效，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是对市场体制的破坏，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率。
应该说，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认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结构性矛盾自然会逐步得到缓解，是过于乐观的。最近几年，我一直尝试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增长模式和宏观现象。【3】分权是指，在经济治理和公共决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拥有相应的权力。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分权治理势在必行。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甚至在政治和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与之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的同时，在政治上却保持了罕见的强势，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国式分权的主要内涵。并且，有大量证据显示，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经济增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硬性的指标，占了相当大的权重。这就塑造了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具有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许多地方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被中央调动起来，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上。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中国的许多城市是在“经营”中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正面评价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市场的力量。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场。小政府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但强势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错的表现。张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场作用的，但他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4】
强势政府要取得长期成功，需要尊重市场机制。中国式分权这套体制固然是中国奇迹的基础，同时也是许多不平衡问题的根源。要缓解这些不平衡，改革这套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市场化会是更好的途径。这正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保持较快成长所能提供的建议。
首先，政府集中更多的资源本身就不是个好现象。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是强势政府的一个表现。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够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然而，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流向生产部门，其实也折射出了该社会的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有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律师不可谓不聪明，但反而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中国古代曾通过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经典著述和官僚政治上，而这些活动对科技和商业的发展无甚帮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发生。【5】
最近有不少意见认为，以国内生产总值挂帅来考核官员政绩，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鉴于国内生产总值忽视了很多资源环境成本，也与老百姓的福祉无绝对关系，因而建议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是幸福指数来作为综合考核标准。这些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但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幸福指数主观性较大，在准确性方面远不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考核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标应该具有成熟严谨的统计标准。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统计体系，地方政府尚有造假的空间，可以想象，一旦采用了主观性更大的指标，统计数据将出现更严重的混乱。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均非常重视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不一定就会带来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自下而上的意见，而不是用幸福指数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特征是内需（主要是消费比重）较低。然而，消费不足毕竟只是结果。首先，消费不足其实反映了投资过度或投资不当。我在《中国宏观经济为何失衡》一文中指出，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又决定了储蓄和消费。因此，消费不足的背后其实投射出中国投资体制上的问题。其次，收入分配体制是消费不足的另一根源。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的需求，结果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消化，这又表现为高出口和高顺差。《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一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了讨论。古典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品各要素的报酬之和，要素所有者在拿到这些收入后，刚好能够购买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而持久的国内需求不足时，也就是供给未能完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均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收入不平衡的加剧是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产物。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程度上，收入不平衡比整体收入水平低更容易引起社会不满。近年来，“仇富”情绪有所上升。那么，我们是否只能通过加大“劫富济贫”的力度来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呢？
首先，我们需要对收入差距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梦想比现实更重要？》一文分析比较了太平洋两岸的收入分配观念。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衡程度的常用指标。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国际0.4的国际警戒线。然而，美国与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持有的想法是：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普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为通畅。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但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其次，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城市就业人员则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就业完全是市场化的，而城市居民有的在市场化部门就业，有的是在体制内就业，包括垄断性行业。这就是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学术界和政策界都认为，加快城市化步伐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动机。然而，在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城镇化：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提供了两个有趣的城镇化案例。德国在山东的南张楼倡导了巴伐利亚式的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农民不进城也能获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手段是通过投入大笔资金来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而浙江温州龙港在短短20年时间内，从6000多人的几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值得强调的是，这可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的故事。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起来考量，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另外，在城镇化步骤上，有观点认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违背了宪法，应该尽快废止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管理制度。《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鉴于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一步到位启动城市化进程，条件还不成熟。城市化应该循序渐进地完成，并且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较快、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地区要加快降低户籍门槛，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对于传统体制较多的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入户限制还有很大难度。一些大城市曾考虑过松动户籍制度，但迫于教育资源不足等压力，很快就叫停了。
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与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作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信奉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他们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想法，并一次次地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作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6】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7】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既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经常会制造泡沫和破灭的周期，那么我们就需要学会泡沫化生存。《靠“动物精神”实现泡沫化生存？》一文强调，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里，泡沫之后是会出现调整，重要的是调整之后会怎么走。中国、美国、日本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美国泡沫破灭后一般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负增长，经济才能重拾升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经历过多次泡沫破灭，但经济很快反弹，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房市崩溃后，直到现在也未真正走出困境；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只有极短的下滑（但仍是正增长的），随即便出现了快速复苏。这可能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经济一直是处于世界经济最前沿，它主要依赖创新来推动增长。这使得其增长相对较慢，但由于其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最终还是可以继续向前。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通过模仿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成为一流经济体，其创新脚步却未能跟上，因此其经济繁荣也就难以持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还处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发展状态，此时，即便泡沫破灭，也会很快反弹起来。
在主要经济体处于大缓和的背景下，作为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03年以来承受的通胀压力大于发达国家，而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降温，对“二次探底”和通缩的担忧有所增加。“宏观经济之问”中的第二组文章，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过山车式”的转换作了跟踪研究。
在2003—2008年10月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通缩氛围逐渐被通胀和过热格局代替，经济中充溢着过剩的流动性，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本品也出现幅度惊人的价值重估。2008年初，南方出现了大面积冰冻雨雪天气，在短期内提升了物价。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也减少了生猪等农副产品的供给，对物价造成扰动。消费者物价指数（CPl）在2008年二季度上涨超过8%，其中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物价的明显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为此有关部门在2008年初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限制粮价、食用油价格、蛋价、肉价的上涨。《管制能管出和谐物价吗？》对此作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物价管制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作用，对缓解通胀预期也有帮助，但却使价格信号失真，降低了未来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是没有效果的。幸运的是，物价水平在2008年中以后开始回落，管制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除了一般物价上涨外，房价的大幅攀升也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不少观点认为，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包括房价，中国的通胀率是被低估的；房价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而消费者物价指数覆盖的范围太窄，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不过，虽然在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类支出的权重可能需要上调，但在国际上房价本身都是不包括在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的。此外，有观点认为，房价上涨必然会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考虑房价。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吗？》一文中指出，房价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很多经验显示，房价明显上升时期，物价也可能保持平稳。
此外，中国的物价上涨有其国际背景。一方面是输入型的物价上涨。《马尔萨斯幽灵重回地球？》和《高油价、国际福利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两篇文章对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的巨幅波动及其影响作了分析。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胀。《中国在输出通胀吗？》一文回应了这一质疑。文章特别提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服装出口的美元价格同比上涨了4%，这与同期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大体相当。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急剧加大，经济增长和物价由此进入下降通道。为应对危机，国家在2008年11月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明显上升。大约3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签署了美国版的刺激计划，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我在《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中从多角度评估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性，并与中国的刺激方案作了全面比较。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持久衰退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但其规模和力度无法同“罗斯福新政”等量齐观，从支出结构（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时间安排上看，该方案没有实现短期刺激效果的最大化，结果是美国实体经济仍将经历一次明显收缩。相比之下，中国的方案力度更大，并且以投资为主，出台更加及时，推进的速度也较快，刺激效果要明显大于美国方案。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相反的经济结构，两国的经济刺激都有可能加剧各自的失衡。
随着大量流动性的注入，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增加。我在《适度通胀有好处》一文中指出，当时经济下滑和物价下行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立即带来相应的物价上升。我甚至认为，在那个时候，出现一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复苏。到了2009年底，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印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会加入高通胀俱乐部吗？》一文讨论了中国出现通胀加速上涨的可能性。总体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越南、印度两国，但物价形势要相对乐观。越南、印度两国高通胀的背景是受季风异常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不过，两国高通胀的另一个背景是前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以及居民通胀预期的上升。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所警惕。
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物价上升也超过预期。然而4月份以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内也出台了压力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之财政金融调控实际上从2010年初以来已经有所收紧，2010年一季度的过热态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认为国内外经济会二次探底和通缩的声音有所增大。在《微型滞涨魅影浮现》一文中，我认为未来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进而提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即物价抬升与增长下降并存；只是这个组合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未来物价上升和增长回落的幅度都不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受到了广泛关注。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10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底的2.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同期也从5%上升到46%。2000年以来的10年见证了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的积累。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将大量的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然面临着不少风险，即便是美国人对此也不讳言。华尔街的著名基金经理彼得·希夫就公开表示，美国领导人是不会得罪选举人的，不会勒紧裤腰带还中国钱的。
我在《1.5万亿美元的豪赌？》和《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中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作了讨论。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两名研究人员将中国持有1.5万亿美元的资产看做是一场“豪赌”。根据他们的测算，截至2009年3月底，中国各类机构总共持有2.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资产，其中1.5万亿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赌什么，这其实是与中国崛起和美元国际货币等大背景相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崛起也曾产生过类似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将这种关系形容成中美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既然是核恐怖，那中美的明智选择就是开诚布公，摒弃“阴谋论”，联手削减各自的“核武库”。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国债规模还将明显扩张。《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一文指出，如果美联储认为有必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消费，那么当政府发行过多国债时，美联储就不得不进入国债市场，为赤字融资，否则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市场利率也随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人要求美联储必须这样做，但它实际上执行了通胀式的货币政策，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会缩水。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很悲观，认为没法与资金和技术都强于自己的国际资本共舞。然而10年过去了，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影响力空前增强。金融危机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一文详细讨论了这一变化的表现、根源及其含义。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等国均出台了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去全球化”危机考验中国智慧》这篇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应当积极予以抵制。我们应明确而审慎地应对来自国外的指责，同时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整合。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表明，现实世界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般富有田园诗氛围，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太早”。自由贸易理论预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自的福利都能增进，因而是不会有人进行贸易保护的。文章分析了这一预言经常失灵的背后机理。《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另一个贸易保护现象，即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规模较小，农业人口比例也较低。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却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并成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文章从集体性行动的逻辑给出了解释。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还经常在灾难时期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总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灾难无害，甚至会刺激经济增长。《灾难经济学的灾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要害所在。
此外，在欧洲中央银行于2008年成立10周年时，我应邀撰写了《欧央行十年未解的悬念》，文章剖析了欧央行的困难，尤其是PllGS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问题。这一担忧在2010年得到了应验，欧洲债务危机在该年二季度爆发。然而，这很可能还不是欧元麻烦的结束。
三
对“大缓和”的流行解释，除了上文提到了经济运行出现变革之外，以伯南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功不可没。【8】得益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家们更好地理解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滞涨机理的理解；同时货币当局增加了政策透明度，改善了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了反通胀的成本；特别是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等动荡时期，推行果断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成功化解了金融恐慌。【9】然而，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有关“大萧条”的这一共识。时至今日，货币政策与这次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开放性问题，但货币政策当局要想完全撇开干系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演化和货币金融救助政策的创新实施，我以“危机中的货币政策”为主题撰写了一组专栏文章，对货币政策作了多角度的反思和评估。这组文章的第一篇，追溯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首倡者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论述，与之比较可以发现，美联储一系列的救市创新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白芝浩的最初界定。《次贷危机探源：太阳黑子还是政治需要？》用轻松的笔调，猜测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个人对金融危机可能负有的责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视角的分析。第三篇专栏指出，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打仗，但绝不同于“阴谋论”鼓吹者捕风捉影式的描述。文章强调，货币政策操作的技术成分越来越多，可预期性也不断增强，并没有太多的诡秘之处。第四篇文章《美联储能成功吗？》回顾了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指出美联储激进的反危机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货币政策与多难兴邦》一文专门讨论了自然灾难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越南当前的经济动荡集中表现在越南盾对内对外的同时贬值，可以说是出现了一场小型的货币危机，文章《谁动了越南的货币？》探讨了其中的货币政策原因。
此次危机从2007年夏天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金融危机虽然影响深远，但没有升级成第二次“大萧条”，究其原因，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次危机与“大萧条”相比，危机前的泡沫更大，资产价格的下跌程度也可相提并论。然而，实体经济的衰退要比“大萧条”时期缓和很多。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失业率最高时上升到10%，但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25%。比较两次危机，可以清楚辨识的区别在于，主导危机救助的政策理念有了显著变化。“大萧条”时期，在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坚持财政平衡思路；那时货币政策仍受到“大萧条”之前的反过热和反通胀思路的束缚，犹豫而保守，反复而矛盾。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出台了大力度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央银行在将利率降至零附近后，创新了大量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及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得以惠及自身。
然而，即便全球经济复苏能够如愿展开，全球众多中央银行也只成功了一半。在肯定反危机货币政策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重复“危机—刺激—复苏—泡沫”的套路。尽管“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10】受到广泛批判，但这仍是央行应对此轮危机的必然选择。格林斯潘时代的主要教训不在于危机爆发时放松了银根，而是在危机过后没有及时收回过多的流动性。相比之下，美联储等央行比在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程度地进入了未知世界。要避免重蹈覆辙，中央银行还需要继续探索。与一边倒的政策放松相比，政策退出的复杂性更高，而央行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更少。《靠什么逃脱“危机—刺激—泡沫”的宿命？》一文讨论了央行在将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动荡也考验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从2003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发行央票、提高准备金率、扩大金融机构贷款浮动区间等一系列措施，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数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宏观经济的过热态势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趋于明朗，央行继续采取多项紧缩措施，2004年10月央行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加息。紧缩政策在2004年收到初步成效，到2004年下半年，货币供应增速和投资增速均有明显下降。此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在2005年下半年以后进入了新一轮过热周期，过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73%，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人民币一直处在温和升值阶段。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自2006年4月起，开始了多次加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2008年10月。【11】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支持者。其中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独舞”者。货币当局不断滚动发行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大量的输入流动性，同时通过加息升值抑制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膨胀。在那段时期，防过热、防通胀的主要压力落在货币政策上。我多次撰写文章呼吁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经济过热时期，中国财政的“自动稳定器效应”尤其值得强化。其次，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升调控的效率，就需要有保持长期化、制度化的视角。短期的宏观调控应该与长期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将其置放在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平台上进行，由此才能避免调控政策原地踏步。最后，在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应注意避免因短暂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节奏和力度。
次贷危机在2008年三季度迅速升级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大幅降温，宏观调控全面转为扩张。央行启动各种手段放松货币金融环境，信贷和货币供应大幅增加，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从2008年8月起停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陷入底部。在这个时候，放出的大量货币一时还难以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印钞机加班，企业未必加班》一文就讨论了这种极端情况。正如凯恩斯所言，在类似流动性陷阱的情况出现后，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2009年二季度经济数据出来后，确认宏观经济已脱离半年前的底部。救市政策框架已经成功应对了保增长挑战，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隐忧，即极度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明显弱于资产部门。在经济复苏缓慢展开、一般物价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资产部门成了宽松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不少人担心，如果中国率先加息，将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中国。《利率平价并非我国货币政策之锚》一文指出，将国际资本的流入看成是中国加息或中美利差加大的结果，夸大了利率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利差固然是无风险的收益，但国际流动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所追求的并不是银行的利息。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景和绵绵不绝的发展动力以及中国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优势使得中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l）的磁石。另一方面，国际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主要是看重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和资产部门价格的高涨。很难想象，国际资本进来后，会把钱放在银行赚取可怜的利息收入。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资本青睐的对象。毕竟，无论是中国的名义利率还是中国的实际利率都位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文章强调，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增强相对独立性，更多地从本国因素出发考虑政策操作。
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就是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个重要途径。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新闻稿，表示人民币将回到2008年8月之前的更有弹性的轨道上。这意味着危机中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面临退出。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议一直很大。国际金融专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均是固定汇率制度的提倡者，在人民币问题上也一直建议并保持币值稳定。更多学者则倾向于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民币应该升值。在支持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中，对升值时机和升值方式也存在诸多不同意见。
在“货币政策之思”这部分中，有五篇文章讨论了汇率问题。综合起来，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人民币应该进行必要的重估。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能够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并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更多地转向内需。二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重在汇率形成机制，升值应该渐进完成。人民币的实际均衡汇率到底是多少，根据不同的模型，会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并且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均衡汇率也会发生变化。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可能对合理的汇率水平有一个动态判断。三是应借鉴其他货币升值经验，合理的汇率重估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归咎于“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日元在应该升值的时候没有及时升值，而在升值后，国内又执行了低利率等宽松政策以期对冲升值影响。应注意到的是，同期德国、加拿大等国本币升值并没有导致类似泡沫化和经济停滞等问题。四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应谨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从长期来看，汇率重估和资本账户开放最终都会得以实现。然而，汇率制度尚未完善之前，资本账户还是一道有效的屏障。五是除了货币升值外，还有很多可以平衡国民经济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够起到与升值类似的效果，包括鼓励进口以便缩减经常账户顺差，加强产权保护、环境治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借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这中间的很多成本是一直被忽视的，现在是逐步把这些成本显性化的时候了。
注释：
【1】房价是中印比较中一个被忽视的因素。一家专业房地产调查公司——“全球房产指引”（Global Property Guide），在2010年6月提供了对全球超过110个主要城市的核心城区做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房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1.75倍（其中孟买每平方米是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约合3400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大致相当于上海内环的均价）。
【2】在我的印象中，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较早地使用“成长的烦恼”一词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在2007年10月18日《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中，他将流动性过剩问题说成是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
【3】傅勇：《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寻高增长低发展的制度性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6年版，第149—162页。
【7】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8】Ben S.Bernanke．“The Great Moderation”，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Washington，DC，February20，2004.
【9】Alan Greenspan.The Age of Turbulence．The Penguin Press HC，2007，09.
【10】指格林斯潘针对金融市场的大幅下跌，倾向于采取果断激进的救市行动。
【11】卢锋教授全面回顾和评价了最近10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变动。参见《新时期宏调工具多样化特征》，《CCER中国经济观察》，2010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