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调查过程
选择J市四个镇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由于研究现场的“易进入性”，笔者与当地政府负责人过去曾经有过较多的接触，这给课题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然J市农村的一些特点也值得重视。J市农村地处江苏苏中地区，经济中等偏上。“调查一个村庄，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都不足为据，因为它们的‘好’或‘坏’都不能简单地加以复制，即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108）J市农村干部群众没有特别大的矛盾，国家、精英、农民三者之间的传播没有像有些地方那样处于“断裂”状态，常态状况下的传播更具有普遍性，因而对其研究可能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但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在J市农村同样存在，比如农村发展问题、农民富裕问题、农业结构调整问题仍然是困扰当地政府的头疼问题。（10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质的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110）
上述四个镇在J市中分别属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列，其中，处于北部的F镇和W镇相对来说工业基础较弱，地处中部的D镇属于中等水平，而X镇则工业经济较为发达。不过，尽管有经济相对“发达”和“欠发达”的区别，但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都是共同的，就是既要保证继续发展经济，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必然需要加快交通建设、建设厂房、发展大农业如“三大合作”，这就涉及征用土地问题，一方面，采取什么办法让农民愿意配合政府的做法、支持政府的行为、主动参与到政府号召的工作中？另一方面，每次征用土地都会产生大批“失地农民”，而且今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如何解决因“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或未履行协议的纠纷？等等。
1.预调查
继2009年7、8月，在J市的四个乡镇进行了有关农村经济与传播的实证调研后，笔者对农民们的生存、家庭经济构成、乡村传播、治理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工业集中规划发展，农业副业化，农民进厂务工，农民们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分层，差异性逐渐增强，由此产生的农民原子化、村庄空心化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010年1、2月，在与第一次调研相距半年之后，在搜集分析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又下乡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实践调研过程。由于上述四个镇的经济结构均有不同，使得笔者较上一次能够相对完整和明晰地了解农村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全面的思考。
在J市调研期间，一路下来感触比较深的是农村的变化，可以说现在的农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或许这就是现在搞得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村，男耕女织，当然现在不需要这种手工式的耕织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再被困在土地上，靠天吃饭的日子成为了历史。走访中发现村里留守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偶尔有中年人，或在镇上做生意的，或在外边打工的回来休息，或者是村里的种田大户，所占比例仅为5%左右。这也就是社会学家常说的“空巢”。跟村里一些老人聊现在村里的青壮年都到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出去打工了，搬出去了。他们说现在谁还在家种地啊，每家基本上有几分口粮田，种点粮食够吃的就行了。而且现在种田也不费劲，基本上全是机械化，老年人在家种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青壮年在家种地。这是村里还有地的地方。在笔者走访的好多地方，如小纪镇的农业生态园区及武坚的超大农业生态园，许多村民连口粮田都没有了，或者被征去建工厂了或农业生态园，或者被种粮大户租去种田去了，农民每年从中收取一定的租金（一般是每年每亩350元左右，当然有的地方村民出租田地的租金并不一定能按时发下来）。问起一些村民还想不想种点地，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想种地了，说在附近工厂里打打工，或到外边打点工都比种地的要好，农民不再是完全依恋土地的农民，而是开始现代化了的农民。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表示还想种一点地，种一点口粮田也好，起码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或许这也是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
再一个农村变化比较大的是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奔小康是当前大部分农民的目标。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便捷了人们的出行，在经济、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农村开始向城镇化发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在闲暇之余也有了自己的业余生活，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到田间地头转转，享受着美好生活带来的这份惬意。
在乡镇里跟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问他们平时都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都怎么打发空闲时间，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的回答都是：在家里看看电视，打打牌，然后就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每天用于文化娱乐的时间不等，以1～3小时的居多。很多农民抱怨说农村里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生活很单调枯燥，希望农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样。
2.调查对象、资料搜集与整理
就具体的方法运用而言，符号互动论传统中的芝加哥学派为作者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导：（1）社会学方法必须渗入个体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建构行动路线；（2）研究者必须与多种多样、变动不居、并且往往是非决定性的情境定义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相调和；（3）研究因此也必须运用观察性、纪实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技巧，以透视行动者定义的过程并考虑这些过程中的变化。（111）笔者在整个调查中尽可能地按照这种要求展开工作，尽量做到让真实的经验本身表达自己。
笔者采用“典型个案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在质的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112）
笔者选择J市的四个典型的乡镇，通过几个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比如“三大合作”（113）、“改厕运动”、“农家书屋”等）在农村推广发展过程的考察，来探讨治理过程“国家”、“精英”和“农民”之间的传播。在传统乡村治理研究中，乡村选举、上访等向来都是乡村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中选举是乡村治理的一个标志性行为，而上访则是乡村治理失范的一个典型。不过本研究对上述相关内容涉及较少，一方面因时间的原因，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且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加上民风偏于安稳不愿冒险，J市历史上并不存在大规模上访事件。另一方面，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有学者甚至称有关乡村选举研究是村治模式探究的原始阶段，（114）而笔者的研究更重视常态状况之下的分析。
调查对象包括县城、乡镇干部10人，村支书或主任20人，经济能人10人，村医5人，宗教传教者5人，普通农民30人，对每个访谈者进行2次以上的访谈，每次平均时间在60分钟，每次得到对方允许进行现场录音。同时，每一个被访问者都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以后作进一步的追踪访谈。每次观察或访谈结束后，立即进行整理，并且进行登录、编码和归档。最后笔者形成了15万字的访谈资料，11万字的访谈手记。
3.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
信度和效度是定量研究中用来检测研究结果可靠性的指标。信度指一项研究的可重复程度，“效度”是研究的正确性程度。由于质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者作为工具，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看法，也就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所以大部分质的研究者都认为，信度对于质的研究质量检验没有意义，一般只用“效度”来说明研究的质量。（115）为了保证研究的“正确性”，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时刻注意的问题。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写研究日志，及时对研究中各种效度问题进行反省，确保搜集、整理、分析材料的过程中能做到“价值中立”，排除各种错误可能发生。
本研究可能涉及与当地农民、精英个人有关的伦理道德。研究过程中笔者“有限”告知了笔者的研究目的，成文过程中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对人名和具体村庄、乡镇和县城等都进行了技术处理。
注释：
（1）贺雪峰：《村治模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陈锡文：《农民收入增长“十二五”期间或现拐点》，新华网，2011年3月6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06/content_1945461.html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年2月28日。
（4）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4期。
（5）贺雪峰：《村治模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6）刘涛、王震：《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
（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8）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3月。
（9）蒋永甫：《乡村治理：回顾与前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2月。
（10）吴理财：《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11）刘继忠：《“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
（12）詹姆斯·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3）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14）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6）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
（17）程曼丽：《政府传播机理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哲社版），2004年第2期。
（18）方晓红：《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徐雪高、杭丽群：《对农信息传播供需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因》，《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旷宗仁、李红艳：《我国乡村信息传播理想与现实的反思》，《新闻界》，2007年第4期。
（19）方晓红：《农村的变革与大众媒介发展的互动关系》，《新闻知识》2003（1）；杜建华、钱永平、资建民：《差序格局下的大众传媒》，《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0）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1）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67页。
（22）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2005年10月。
（23）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24）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5）肖唐镖：《乡村治理创新的动力、理念和空间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6）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7）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28）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29）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30）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3月，第9页。
（3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33）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34）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5）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6）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37）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38）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39）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0）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页。
（41）李红艳：《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新闻界》，2008年第6期。
（42）徐敬宏、刘继忠：《当前“三农”传播的现状与问题探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3）刘继忠：《“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3月。
（44）赵丽芳：《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45）顾炜程、朱娇娇：《社会转型中的农村媒介与观念变迁、交往格局的关系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46）方晓红：《经济信息在苏南农村的传播现状调查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47）赵丽芳：《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48）刘继忠：《“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3月。
（49）张铮、周明洁：《媒介使用与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
（50）参见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51）Bjom Wellenius，Closing the Gap in Aceess to Rural Communication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0.430，Washington D.C.20433，U.S.A.2002.
（52）Michael Waithaka.Book review about Communication for rural innovation：rethinking agricultural extension，Agricultural Systems，2005，p84.
（53）颜其送：《传播结构与乡村社会行动》，华中农业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8页。
（54）Bernard C.Cohen，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268 -9.
（55）杨震林：《变化社会的治理思考》，《学术界》2007年第4期。
（56）谢进川：《传媒治理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42页。
（57）顾丽梅：《信息社会行政发展的新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58）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59）车英、袁松、张月盈：《试论新闻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反作用》，《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0）祝灵君：《试论农村基层政治中的政治沟通》，《理论与改革》，2000年3月。
（61）章兴鸣：《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东方论坛》2007年第5期。
（62）邱新有等：《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10月。
（63）李广：《从“运动”到“试点”：新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研究》，《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3期。
（64）施从美：《“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65）梁润冰：《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乡村治理》，《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6）李显波：《讲的什么理：乡民纠纷行为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67）吴毅：《小镇喧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68）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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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蒋永甫：《乡村治理：回顾与前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7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72）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7页。
（7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2页。
（74）刘涛、王震：《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
（75）刘涛、王震：《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
（76）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7）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78）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9）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80）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81）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20～443页。
（82）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3）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177页。
（84）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
（85）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86）宋林飞：《社会传播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87）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88）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89）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90）党国英：《废除农业税条件下的乡村治理》，《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91）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9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93）陈向明：《在行动中学作质的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9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6页。
（95）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33页。
（96）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97）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98）Klaus B.Jensen&Nicholas W.Jankowski.《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2页。
（99）谭华：《关于乡村传播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一些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100）蔡骐：《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01）安德斯·汉森：《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10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103）刘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04）徐杰舜：《〈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访谈录（一）》，《三农中国》，2007年第1期。
（105）张乃格：《江苏民性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3页。
（106）见宣统《江苏省通志稿·民政志》卷二《蠲赈二》。
（107）以上调查数据由J市民族与宗教局提供。
（108）丁卫：《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09）在当地市委农工办在一年一度的总结报告中，上述三个问题已成为老大难：“一是农民实现稳定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农民实现劳务收入增幅回落。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加工增值能力不强，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较大，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农业增收潜力有限。二是影响高效农业规模化因素增多。一方面，受外部经济发展环境影响，城镇就业岗位减少，农村闲置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加之部分返乡农民工要求重新经营已流转的承包地，这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正面激励效应，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积极性，农村土地流转难度加大。三是全面小康村创建亮点不多。受资金来源渠道不宽，投入力度不大，农业面源污染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创建村推进难度较大，创建亮点不多，村容村貌难以实现较大改观。”（中共J市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关于2008年工作总结和2009年工作思路的汇报》）
（110）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111）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11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113）“三大合作”活动是江苏省2003年开始在全省农村开展的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的大型举措，三大合作具体包括农民专业合作、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等。2009年，不少地方农民因地制宜发展劳务合作、富民物业合作、资金互助合作的“新三大合作”，既为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找到了一个好的载体，也为农民开辟了就业和增收新渠道。
（114）参见贺雪峰、董磊明、陈柏峰：《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和前瞻》，《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1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