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协同型传播：一个理想乡村善治模式的提出
毫无疑问，要解决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离不开广大农民作为农村主体性角色的政治参与，离不开对基层乡镇政府资源配置的规范机制，也离不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的构建，而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课题——如何通过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合作互动来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如何达成乡村善治的目标，这里笔者提出协同型传播的概念，并对它的特征、形式、功能和建构路径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
对于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迄今仍然沿用的是经典的“压迫一反抗”二元模式。近年来，为解释中国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分析范式影响很大。在裴宜理教授看来，“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陈胜和吴广那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83）
“底层社会”是依据精英—大众的关系加以界定的，它内含着等级统治和阶级对立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由来已久。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资本的占有将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时，马克思主义就提出了阶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引起社会分化，出现社会差别，社会分裂为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两大阶级，并带来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对立、对抗，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对统治、剥削和压迫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这种斗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道义的正当性和社会的进步性。
到了20世纪，阶级分化和冲突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学广泛运用的社会和政治分析理论。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84）由于对权力的占有不同，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别构成不同的权力社会，而没有权力的社会大众处于权力金字塔体系的底层，从而形成所谓“底层社会”。在执掌权力的统治者看来，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底层人物也会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抗统治者和统治行为，从而形成所谓“抗争性政治”。在西方国家，抗争性政治形成了一种社会运动。在发展中国家，抗争性政治主要表现为最弱势的农民群体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集体行动。（85）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基本是对“压迫—反抗”经典模式的沿袭。它的内在逻辑是：社会分为有权的统治精英和无权的社会大众；统治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关系是对立、对抗的；底层民众只有通过集体反抗行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反抗行为具有历史和道义的天然合理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中国乡村的“抗争性政治”模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中国农村社会的管理模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管理模式，到人民公社体制，再到乡村治理模式。（86）传统社会，国家、地方乡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利用”，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是链式的不是制衡式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地方乡绅利用其中介地位“欺上压下”，农民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公社体制下国家对乡村社会全面地渗透，“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牺牲了农民的活力。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基层政府与精英共谋控制了乡村，农民依旧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可见上述三个阶段中的农民都处于被“压迫”的位置。
“抗争性政治”沿袭的是传统农民行为的经典模式。这一模式解释了民众抗争的起因、条件、策略，但没有能够解释抗争所引起的后果，特别是没有能够指明未来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出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有可能会形成路径依赖，影响村民与精英、基层政府乃至国家的互动。针对这一模式的缺陷，有专家提出了“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模式（87），意思是在当代中国，农民的行为不仅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而且冲击着体制，并发明替代性的新体制，使他们的命运获得了一个新的天地。不过笔者更倾向于用“合作性政治”模式取代“抗争性政治”模式，因为“创造性政治”只强调了农民单方面的行为，不涉及乡村治理的其他各方主体，而“合作性政治”则突出强化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换一个角度看乡村统治和治理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社会“抗争”与“合作”并存，尽管国家、精英的力量强大，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但国家和精英要想达到乡村稳定和发展的目的从来离不开农民的合作。有些农民的行为形式上是抗争，内在是合作，抗争只是表象，本质是合作，抗争是行为，合作是结果，有些行为在过程中表现为抗争，结果则表现为合作，等等。以上世纪下半叶农村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为例，比如“包产到户”、“自由买卖”、“兴办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农民流动”等等，这些事件既是农民对当时政治管理模式的一种“抗争”行为，也是一种农民为主体的“创造”，同时也是农民、精英、国家相互“合作”的表现和结果。“抗争”与“合作”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当然这里的合作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的合作。
“合作性政治”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为未来的乡村治理指出了发展方向，也许过去在“抗争”与“合作”的关系上，抗争表现得多一点，而合作表现得则少一些，未来的乡村治理则应该是合作多一些，抗争少一些，以前的乡村治理可能行动和手段是抗争，最终结果是合作，而未来的乡村治理则应该行动和手段也应该是合作，以前的合作是不得已的合作，而未来的乡村治理则应该是自觉的合作。
“合作性政治”模式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开始调整和转化为“社会合作主义”关系模型——即赋予社会和民间更多的自主权，严格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逐利行为，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而非社会与国家合作。合作性政治模式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且能够更好地超越官僚权威而贴近“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要求。
“合作性政治”概念来源于反映国家与社会之间共生共强关系的理论的“合作主义”（ocproratism），最初提倡合作主义的是德国人卡尔·施塞特，其政治模式是多方协商，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这些功能性团体与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分类政策，主要表现为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政府在社会各阶层中以中立姿态出现。合作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劳动的“自治”，有效的“合作”。（88）为达成平等的合作，各方相互的“制衡”以及各个阶层对合作成果的共享。“合作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合作的关系，但并不否定各种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强调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国家的监督、抗衡和参与，同时又强调国家对各种社会团体的保护与促进。（89）
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反映在传播行为上，就是传播模式要做出根本的改变：从对立性的传播转向协同型传播。在上节中笔者总结了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传播的几种模式：强制型传播、灌输型传播、谈判型传播和对抗型传播。这几种传播模式的共同本质是分配式（distributive）（90）的，而不是整合式（integrative）的，即传播主体和客体相互利益不一致，各传播利益方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参与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注整体利益。这些模式都是“抗争性政治”在传播上的反映，直接导致了笔者所总结的乡村治理中的传播困境。
二、协同型传播的建构维度
协同是社会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沟通、协调，使之能够正常运转，既包括相互之间信息的沟通理解，也包括深层价值观协调。当前中国正走向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许多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来衡量，这就需要创造各种公共的论坛，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得到表达与沟通，最后实现协同。协同包括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也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同。在传播学领域中，与协同型传播这一概念关系较近的是整合式磋商（integrative bargaining），所谓整合式磋商就是指在冲突过程中，着眼于整体利益、令双方受益、坦诚相待、相互倾听，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互动的一种磋商。（91）从理论渊源来讲，协同型传播理论源自协同学（Synergetics）（92）。协同学在上世纪70年代由联邦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是一门研究协同系统在外在参量的驱动下和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以自组织的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条件、特点及其演化规律的新兴综合性学科。
基于协同学理论，协同型传播（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就是指在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基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精英、普通居民等各治理主体站在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探讨双方的分歧点，组成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沟通网络，从而创造性地寻求实现“善治”的途径。下面分别从传播主体、传播关系和传播行动三个维度对这一概念予以界定。
1.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治理是多方主体参与的活动，在众多的传播主体和治理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农民。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基层组织、乡村精英分别在不同时期成为唯一的主体，农民则一直处于边缘化位置。在传播中，外部的参与者、内部的精英占据了传播过程的主导地位，是乡村传播信息的主要来源和传播过程的主要推动者。农民则往往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对传播参与较少，对传播内容利用较少。意见领袖、乡村精英和村干部等作为农民中的相对活跃者，是外部参与者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中转者。信息在中转时意见领袖等人将根据他们的判断对信息进行改编，再传播给农民。
在协同传播中的主体决不是单一的，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乡村精英、农民组织、农民等也是乡村传播的主体之一。他们在传播实践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传播权决定治理权，多元的传播主体分担乡村治理的责任，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管理效率的最优化，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传播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
构建乡村传播的主体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乡村的外部参与者和内部成员。外部参与者包括政府官员、技术人员、推广人员、专家、发展专家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媒体制作人员等。这些人员一般文化层次较高，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内部成员包括广大农民及其由农民组成的组织，以及由于自身能力条件从农民中脱颖而出的意见领袖、乡村精英和村干部等。农民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较低，了解信息较少，但对自身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非常了解，并具有一些外部参与者不了解的乡土知识与技能。意见领袖、乡村精英和村干部等一般来说与外界交流较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能力较强，非常活跃，容易接受新知识，在乡村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权威地位，比较容易获得农民的认可和信任。还有由农民组成的各类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人协会、宗族、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等，这些组织在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与普通的农民和一般的精英并不一样，它们本身就是农民和精英协同传播的产物，然后又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和村级正式组织（如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基层政府、其他经济组织等的协同传播。
理想的乡村协同传播活动从乡村现状出发，建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其基本原则是强调以农民为中心，强调传播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作用，明确农民的权、责、利，以农民的需求和利益为传播导向，传播者作为一个支持者、帮助者、协助者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而不是一个指导者、管理者或者信息的输送者，在传播中强调农民的乡土知识与经验，传播者与受众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共同学习，共同研究，最后达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并促进乡村发展。（93）
农民如何才能成为乡村协同传播的主体之一，并进而占据主导地位？这就需要重新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乡村治理的协同传播过程中，农民不是以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直接出现在传播的舞台上，而是通过协同传播形成一个个团体、非正式组织等，以后者的形式参与乡村治理。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形成，可以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型，重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乡村治理结构从“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94）
2.传播关系的平等性
社会关系就其本质可分成处于极端的两种，传播单位之间或传体与受体之间存在着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传者、受者关系不平等的状况有两种，在多数情况下，传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传者地位高，受者地位低。也存在个别情况下，“传者地位卑下而受传者至高无上”，比如中国古代纵横家、谏官对君主之间的传播。（95）传播单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传播是单向的。
传播单位的平等性是指传者和受者的传播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看，就是将接受主体（受者）看做是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而不是看做被动的接纳新闻信息的“容器”。（96）当人们认识到接受主体其实是和传播主体一样的主体时，尊重接受主体的利益和需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双向互动式的传播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传播主体也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97）
在互动的传播观念与传播方式中，关注渗透着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平等观念，如果不是平等的主体，就很难形成实质的互动，不平等主体间的“互动”，必然是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互动”，本质上是没有互动的。互动就是平等的交往，而“一个时代的交往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交往什么，而在于怎样交往，用什么中介手段交往”。（98）
在乡村治理的协同传播中，各传播主体的关系是平等的。传播主体的平等性决定了各主体之间在传播活动中相互倾听、相互制约，形成实质性的对话，只有国家、精英和农民的传播主体的地位保持平等，农民的传播主体地位才能得以最终确立，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3.传播行为的“对话”性
对话是不同意见的双方，通过谈话寻求共同点和建立信任的过程。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统一或寻求将不同意见进行统一的可能性。对话的意义在于倾听。倾听给人一种感悟和分辨的能力。（99）对话具有合作性，对话不仅有对立者的思想的交锋，也讲求对立者之间的合作，对话创造了合作的机会，合作是对话的主要目标，也是衡量对话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通过“对话”，各传播主体相互表达尊重和关心，最终人们可能保存差异，建立起相互间的依赖感，最终为了共同的目标共同合作，在合作中对话，在对话中合作。
乡村治理中的协同型传播通过对话让普通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实质过程中，而不是任由基层政府、一些精英（特别是治理精英）“独白”、唱“独角戏”。普通村民这种参与是一种介于“引导性参与”（induced participation）和“计划性参与”（planned participation）（100）之间的参与，这种参与既有公共议题（即有关乡村治理的各种事项的讨论），也可能直接参与公共议题的制定（即议程设置）。有时候尽管没有参加公共议题的制定，但他们的行动明显最终影响了公共议题的结果，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参与了议题的决策过程。
强制型传播和灌输型传播往往表现为大量的“独白”，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暴力的运用，不需要对方的回应。对抗型传播也是一种典型的独白，因为传播方沉浸在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中，不会“倾听”对方的任何声音。谈判型传播尽管包括了对对方的回应，但其着眼点仍旧是把自己的观点、意见推销出去，所以其本质仍旧是一种“独白”。查尔斯·徳伯曾描述了人类两种日常的谈话方式，一种他称之为“转换式回应”（shift-response）的谈话，一种称之为“鼓励式回应”（support-response）（101）。上述四种传播并不真正关心传播客体的回应，即使面对对方的回应，他们都喜欢将人家原有的意思偷梁换柱，变成自己关心的事情。
协同型传播中的对话就是协商、谈判、上下互动，这是治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模式。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组织之间通过确定游戏规则，进行谈判、博弈、协商与合作。政府统治的权力运作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而与此相反，治理则是上下互动的协商、谈判和博弈的过程。治理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的规则之上，其运作模式是多元协商、合作互动。（102）
对话产生合作。“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03）这样，那种“秩序凭借终极权威，并通过一体化的上级指挥与下级服从的长长链条维系着自身的协调与运转”（104）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不再适用。因此，要不断创新政府与农民互动平台，畅通二者对话渠道，优化公共决策过程。
三、协同型传播的乡村治理功能
1.增进信任
信任是多元主体合作的基础，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治理。“如果说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互相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有效率。（105）个人、组织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对乡村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都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开展交流与合作，参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逐渐积累了互信资源。互信互助互惠的参与网络能够壮大社会经济，启动民主制度；背信弃义、强制服从等只能破坏民主制度，扰乱社会经济。（106）信任可以降低多元主体合作的交易成本，提升合作的效率。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乡村治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治组织自治能力不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乡村居民参与主动性差，信任与合作意识不强；潜藏着大量影响乡村治理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乡村治理中“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突出，其根源在于乡村居民社会规范、关系网络的缺失与乡村居民内部的低度信任，即社会资本的贫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软科学课题组于2004年调查进京上访的632名农民，显示乡党委政府的威信很低，比例高达76.1%。他们上访反映的问题透露了目前乡政府受信任的状态不佳，乡村政治关系正趋向不信任、不和谐。（107）干群关系不佳的原因除了在发展过程中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党员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严重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干群之间的传播机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沟通主体动力不足，沟通渠道过长过窄，方法简单陈旧，沟通的规则、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对沟通的内容、程序、要求和方式方法缺乏系统而严密的规定。（108）
Zucker（1986）认为，信任产生机制（trust-producing mechanism）主要有三种（109）：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得到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如下的信念：相似的社会背景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容易相互理解、在交往或经济交换中容易达成共识。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对中国人来说，信任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相互交往、沟通交流、加深感情的人格信任，另一种就是制度信任（110），比如货币、专家、组织等等。
协同型传播使群众与干部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为群众解决问题，大大拉近了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同时也使群众有了提问、投诉、建言的渠道，消除了牢骚、怨气，疏通了不满、抵触情绪，化解了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纠纷、矛盾、怨恨，促进了社会稳定。（111）有研究者欣喜地看到，“特别可喜的是，普通群众的参政议政水平提高得极快，随着最初积压的怨气释放，当面指责官员作风的很快就少了而且变得彬彬有礼。”（112）信任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有赖于长期的交往沟通、重复博弈，人情交换而导致关系深化，而关系深化又直接产生人际信任，因为“只有在熟悉的世界信任才是可能的”（113）。随着交往时间的延长和深入，关系进一步发展，相互之间的人际信任就会越来越强。（114）
2.扩大认同单位
贺雪峰认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构成了农村社会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也是决定一个区域村治模式的主要基础。（115）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是指在村庄社区内，农民超出家庭的“我们”认同单位以及由此而来的行动能力。“我们”有不同于外人的自己人行动逻辑和行为准则，有不同于外人的行为要求和利益的计算方式，因此，“我们”体现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地方性共识。（116）
中国农村存在着极大的区域差异，有些地方以血缘性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为主，如宗族、小亲族、户族等；有些地方则依赖于村民小组和行政村组等地缘性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生产队既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又是农民共同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承包制后，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平均分配并在此后不断调整承包的土地。生产队形成了共同的灌溉体系，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它还是生产、生活和娱乐合一的共同体，农民的红白喜事和人情往来常常以生产队为边界，因此形成了“我们”感和地方认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还是一个人情圈，是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和礼物流动的主要场所。同属一个小组的村民人机互动较为频繁，更容易进行合作，小组内部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和谐。（117）
显然，以村民小组乃至整个村庄为认同和行动单位更有利于乡村治理。地域、互动和认同是公认的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社区一直承载这一种共同体精神：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产生集体行动，也有利于区域居民内部凝聚力的形成。
由传统经验累积与熏习而成的乡村社区记忆（如礼治秩序、宗族关系等），是村庄社会认同的轴心。然而，自20世纪以来，迅速的社会变迁使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动，从而致使乡村社会原有的经验与关系越来越不再灵验，乡村社区记忆难以在变迁的乡村社会中再度发挥其作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生活的高强度渗透，乡村社会中传统的经验与关系受到历次强有力政治运动的冲击，乡村社区记忆便丝毫不具在高度政治化了的乡村社会各空间领域立足的可能。20世纪50年代后的乡村社会变迁不是乡村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运动来进行。乡村社会中的一切活动完全以国家意志为其运转的中心，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完全被国家政治格式化、形式化。随着革命运动的演进和革命时间的持续，传统记忆不再鲜活，乡村社区记忆日渐退出乡村社会边缘。（118）而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内部的日益分化，农村社会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传统的因素趋于减少，社区异质性逐步增强。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剧，现代性及外部环境促使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离散性的特征。多元性、离散性的文化形式体现出人们价值观的异化现象，使公共文化形成的内生基础不足，导致村庄共同体内聚力不强。（119）上述诸多因素正是我国众多乡村地区越来越原子化、碎片化，农民认同和行动单位日趋缩小的主要原因。
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目前存在的灌输型传播、强制型传播、交易型传播并不能有效建立农民的社区认同，相反，这些传播模式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推动了农民原子化。对抗型传播尽管可以促成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一种与“国家”形成对抗关系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参与，并不利于乡村的和谐和稳定。
协同型传播是一个扩大农民的认同单位，促进乡村社区认同感形成的有效机制，这是由协同型传播的“公共性、过程性和再生产性”（120）及参与性决定的。首先，协同型传播的一个前提是公共议题的产生，正是社区空间改造和其他涉及社区生活质量的公共事务，激励居民进行社区动员和参与，将关注点从私人生活转向公共领域。其次，协同型传播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村民能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有关社区决策的过程，一个与不同的行动者包括基层政府、乡村精英、经济组织等进行博弈的过程，一个既充满争议又激发认同的过程。第三，协同型传播具有再生产性，人们通过传播过程提升了原本没有的家园意识和主体意识，经由认同的产生和转化将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乡村建构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地域共同体。第四，协同型传播具有参与性。农民参与到各类社区事务中，“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社区意义的建构以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正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实现的。”（121）“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居民自主参与住区公共议题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参与过程产生对地域空间的认同。”（122）
弗莱兰德（Frieland）就曾提出以“传播整合社群”为路径将各级社区以传播、媒体为轴整合起来，他认为，不同的传播与媒介定义不同的社群。（123）在一个社群内，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至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雷蒙·威廉斯也认为，人们的心灵是由他们的整个经验所塑造的，没有这种经验的确认，即使是最巧妙的资料传送，也不能被传播。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124）总而言之，乡村治理中的协同型传播，旨在发挥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整合功能，重建乡村共同体。
3.推动制衡与合作
传统中国乡绅在乡村治理中占据垄断地位，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垄断了乡村治理，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占据垄断地位，而2006年税费改革后，很多地方乡村治理的垄断地位逐步被一部分精英分子占据了。在乡村治理中，任何利益主体的垄断都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就国家与公民社会两个层面而言，无论是强国家弱社会，还是强社会弱国家，或国家与社会互弱，都不利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的良性发育。就最基层而言，乡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实力不对称，或二者互弱，也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和乡村善治的实现。（125）这就需要多方主体的相互制衡，乡村中分化的公共权力和多元的利益得不到有机整合和相互制衡，就会不断造成新的社会冲突，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
乡村治理属于地方治理研究的学术范畴。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治理”这个概念以后，经合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多次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各国发展的基本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治理不同于“统治”，治理包含的内容比后者要宽泛得多，治理既可以依赖于国家权力，也可以在国家权力以外寻找力量。所以治理是指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寻求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合作。（126）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涉及到国家与社会，也涉及到社会内部。就当前而言，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需要制衡，乡与村、村两委之间需要制衡，村内部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精英与农民之间都需要制衡。那么如何才能形成相互的制衡？灌输型传播、强制型传播、谈判型传播和对抗型传播都不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其中，灌输型传播和强制型传播强化了传播主体的治理垄断地位，谈判型传播则利用传播技巧强化自己的权力，避免了监督，对抗型传播表面上达成了制衡的效果，实质上扩大了传播主体之间的分离。
协同型传播则是推动制衡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它通过公开的协商、讨论、对话，就乡村治理中的任何问题达成共识，然后共同行动，有效地避免了一个主体权力无限扩张，控制、支配其他主体。
当然制衡不是主要目的，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形成主动的合作关系。我们在乡村治理中讨论国家、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问题，并不仅仅是想强调这多方权力“冲突”或“对立”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多主体之间如何实现合作，形成乡村治理中的合力。
合作的根本基础是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就当前的乡村社会而言，公共决策仍然属于精英决策模式，这里的精英既包括乡村精英，也包括基层政府。所谓精英模式，是西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中精英阶层民主理论的观点。托马斯·戴伊对精英决策模式做出了理论概括，其基本观点是：社会可划分为拥有权力的少数人，以及未拥有权力的多数人。少数人是社会的精英，多数人是非精英，精英享有分配社会价值的权力；公共政策所反映的不是公众的需求，而是精英普遍性的价值，至于公众则未能影响公共政策。（127）而在乡村治理中引入协同型传播，精英决策就可以转化为民主决策。就是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通过一种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渠道，就政府政策、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等进行协商、协调、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它不仅实现民众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而且还在实质上解决了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乡村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官民合作”，政府应与社会建立“全面的、积极的、多元的民主合作，乡村人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的控制、管理和支配乡村人民”（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