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求妥协与合作的非体制精英：乡村公共空间的传播实践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公共空间的动力主体之一是农村精英（44）。他们在维护农村的相对自主性、分配农村资源和保护农村发展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仍然值得关注。虽然在乡村公共空间积极推动乡村某一公共事业的发展的非体制精英相对不多，但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努力有其价值，从他们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实践的案例中不仅可以总结这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等，更是可以从中发现这一传播实践在乡村社会中的若干症结所在。
[案例]（X镇中学音乐老师C女士访谈，2009年7月、2010年4月）
C女士原本是X镇的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因为乡村发展的需要，镇上经常要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她与镇政府便有了一些频繁的互动。为了响应国家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号召，近几年来镇上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有了显著的提升。
健身舞作为一种相对城市化、现代化的文化现象在苏中地区的乡镇中日渐流行。健身舞集娱乐性、文化性、群体性于一体，既可以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又充分调动了乡镇居民文化参与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区意识和社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C女士作为X镇乡村健身舞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成立了X镇健身舞文化协会和舞蹈队，不仅协会内部也有固定的、经常性的社团活动，而且在镇上文化广场上几乎天天有公共性的健身舞文化活动。人们不仅对健身舞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较高，而且形成了相对自觉的文化认同与较为成熟的社群文化。笔者试图通过这一案例观照乡村非体制精英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实践。
首先，C女士在这一乡村公共文化实践中，肩负了“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一词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需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个两级传播过程来实现的。在信息的认知阶段（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大众传播媒介是起主要作用的渠道；而在信息的决策、接受阶段（意见领袖—一般受众），则是人际传播中意见领袖起主要作用。（45）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意见领袖”根据具体的语境有所调整：它并非意在将大众传媒的信息传达给一般受众，而是充当了一种新的观念、意识的中介传播者。在本案例中，C女士既能感受到被他人尊重、信赖、欣赏的成就感，也通过为村民服务体会到一种奉献的快乐和人生价值。
“她们有什么问题，都来请教我。我以前在中学里当音乐老师面对的是学生，是孩子。现在搞文化活动，面对一个比课堂更为宽广的讲台。她们（村民）跟我学舞蹈，既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朋友。搞活动，她们大家有什么意见，会私底下讨论，但都很尊重我的决定，由我来决策，我当然也会和她们商讨，然后再向镇上的文化站汇报，争取一些政策啊、资金上的支持。同样的，文化站对我们这个健身舞文化活动，有什么想法呢，也是通过我来向村民们传达，这些意见事先我也会参与商讨。总之，一开始，我是舞蹈队的创建者，而现在，当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变成镇上、村里公共的文化活动，并且镇文化站和文化服务中心都参与进来的时候，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者了，更多的是村民们以及领导和农民之间的一个纽带。”
“她们都很信任我，很多人因为我的付出而感到快乐，和我说一些心里话，我也感觉很快乐。B女士原本和丈夫关系不和，郁郁寡欢，参加了健身舞之后，心情舒畅了很多，她觉得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感觉每天和她们在一起跳跳舞，挺好的，没有那么多心烦了；D女士患有乳腺癌，原先对生活的态度很悲观，参加健身舞让她觉得获得了勇气和力量，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好好活着，还是可以活得很开心；F女士原本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很少出门，自从被动员参加了健身舞，越来越活跃，人也开朗了很多。30多岁的H女士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城里的女人，都挺注重保养的，美容啊、减肥啦，那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天天在这里跳舞，感觉活得挺自在的，也差不多啦。”
“因为组织这个健身舞的活动，我感觉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路上，他们会和我打招呼，虽然她们不认识我，但他们会说，是那个教舞蹈的老师。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成就感，感觉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其次，非体制精英在体制精英和农民之间充当了一个“双面胶”的角色。也就是说，一方面，非体制精英在体制精英和农民之间起到了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可以促进双方的相互沟通；另一方面，非体制精英也受到来自双方的压力，也要经常面临一个“吃力不讨好”、“两头受气”的局面。
“老百姓有意见的时候就找到我，领导有意见的时候也是找到我啊。我就是觉得难受，在我们基层，你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做，随大流，没人会说你，反正大家都习惯了；但你要是真的想要为大家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变成焦点，做得好与不好都可能会被指责。”
在一个普遍存在着“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的乡土社会文化氛围中，具有进取心的农民，常常会被视为具有异质性的倾向而受到惩罚。之所以“不思进取”，是因为担心“枪打出头鸟”，担心越轨的社会行为会受到社会“共同体”的惩罚。
“开始的时候，我的亲戚们都不支持我，她们思想不是很开放，觉得一个女人在广场上教人跳舞，还带动镇上的人来看或参加进来，不是什么好事；我的老公觉得我在瞎折腾，干嘛非把自己搞得这么累，都是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领导对这些群众性的活动其实也不怎么关心，这也不算什么指标？？我有时想想也挺郁闷的，感觉压力很大，但我自己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反正我觉得在镇上跳跳舞对大家肯定是件好事，我们这里文化生活太单调了，于是就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老公看我挺执著的，慢慢就支持我了。”
最后，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沟通的阻碍之一来自于体制内科层制的束缚，层层的“请示—汇报”导致创新机制不活，也造成了传播信息的损耗，工作效率的低下。沟通障碍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非体制精英在与体制精英合作时，通常需要遵从体制内的规则、惯例，而体制精英也常常希望将非体制精英纳入体制内，进行一种“收编”式的合作。
“我的很多想法都夭折了啊。你给他们提点意见或建议，他们就会说等等看吧，我去上面汇报一下。过一段时间再去问，还是同样拿我去上面请示一下之类的话敷衍你。若是上面的领导还是不能拿定注意，还要再开会讨论讨论，再请示汇报。事情就这样被耽误了。于是，很多事情都没有了下文。比如，我想文化服务中心如果这样做肯定更好，把那些搁置在楼上长期不用的健身器材放在大厅里，这样农民就可以方便使用了。你把这些好东西锁在楼上，真是一种资源浪费啊！怎么能体现服务呢？文化服务中心，“服务”二字怎么体现呢？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意识还很不够，没有从村民的角度去想问题。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那些领导们不这么认为。我也只是个音乐老师，我的意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有时候我想为舞蹈队买些什么东西，我宁愿自己掏腰包了，要是因为买点花儿什么的，跟领导请示打报告，等他们商量好了，我的事情早就办完了。”
总体而言，在组织跳健身舞的过程中，以C女士为代表的非体制精英与体制内精英的关系虽然受体制内的科层制的束缚，但总体上二者的关系整合较为顺畅，在J市的其他乡镇、村庄，笔者看到体制内精英对这种民间自发的文娱活动的支持。当然，如果我们将视角从新兴的、城市化倾向的乡村文化转向历史的传统文化活动，则可能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庙会活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乡村非体制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之间互动关系的机会。
[案例]（W镇H村庙会会长H访谈，2009年8月）
庙会作为一种传统的公共文化在J市大部分乡镇已日益式微，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W镇还是得到了存续。在该镇H村的H庵，每年农历的二月、六月、九月都有固定的庙会活动，如舞龙、舞狮、挑花担等地方民俗表演，还有外请的扬剧团唱戏助兴，对于本村及附近村民来说，实为一大盛事。不仅为农民提供物资买卖的机会，也成为他们重温记忆的场所。据说只要到了庙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都会按时回村参加各种表演活动。作为该地区“硕果仅存”的传统民俗，庙会对农民的吸引力似乎远胜于“送文化”下乡活动，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庙会会长H说，他们办庙会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老年人平时没什么娱乐，举办庙会的时候就来帮忙，个个兴致都很高。”对于老年人来说，庙会除了具有娱乐功能，更是一个符合他们生活经验的社会网络。
“我们这个老房子（指庙）也有300多年历史了，清朝的时候就有这个习俗，一直延续下来的。到了1958年，那时候国家不是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嘛，就把我们这个老房子给拆掉了，几乎所有的神像都被破坏掉了，一直到90年代，1991年我们群众又筹资建好了庙，大家都是自发的，热情很高，所以重新开始办庙会，但是没有那么公开的，是偷偷摸摸的。1991年偷偷办庙会以来，我们可以说跟镇干部、村干部有过反复的斗争。经常是他们把庙推倒了，查封了，我们又突破他们的封锁，把庙保护起来。当时我是负责恢复建庙的，我们有七八个成员，也是有组织的，都是老工人。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要恢复这个庙，这个东西不能丢，村民们也都很支持。当时我们也通过佛教会打了报告送到镇政府，但是一直不批，直到2003年才获得县上宗教事务局的批准？？”
“平时也有村民、外地的人主动捐善款给我们，镇上、村里的干部觉得我们很有钱，但我们是有组织架构，有管理条例的，每一个费用支出都有明细，要贴在墙上公示，年底再公布总账目，不存在贪污的情况。现在办庙会的时候，村干部也会到场，但他们主要负责治安方面，防止有人滋事，不过大家都是安安心心地来拜佛，也不会有什么事的。老年人平时没有什么走动，到庙子耍一天，来的时候我们热烈欢迎，走的时候我们热情送他们，他们事前事后都要高兴好几天，心情都非常愉快？？我们也组织了一个舞龙队，平时会有一定的训练，这个是体力活，主要是年轻人在做。今年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节的时候，我们还去参加了市里举行的文艺活动，还拿了奖项呢？？”
某种程度上，庙会提供了一个文化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以庙会组织为依托，以村庄传统和集体记忆为动员的资源，以农民的精神生活为诉求。体制精英与庙会组织精英的互动与国家话语针对传统民间信仰活动的变迁是一致的，存在一个从排斥、默认到管理的过程。而非体制精英的反应也逐渐从反抗、妥协过渡到合作，如参加由官方组织的文艺活动。这无不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与乡土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H村庙会的实际影响来看，它具有保存村庄传统、加强村庄人际关联和整合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在村民看来，庙会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老年人则在庙会的组织、管理中实现着他们对村庄秩序建构的权威。从庙会活动中产生的非体制精英，也在当地村庄享有不同于体制内精英的权威和声望。我们从庙会的组织与其活动过程来看，却又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朴素的民主管理形态，这又是乡土文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互动的产物。归根结底，这种互动需要乡村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之间达成一种相互尊重，或者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对话以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
三、作为异议者的非体制精英：依法抗争与议题传播
在税费改革之前，农民曾因为不堪各种税费的重负而与乡村干部爆发过各种各样的冲突。“村民们在少数农村权威人士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联名起诉，有的甚至与基层党政干部发生暴力冲突。”（46）然而，即便在税费改革以后，农民与乡村干部之间还存在着紧张关系，时有冲突发生。只不过这种紧张关系发生的缘由从税费负担转移到了经济利益或其他事务的冲突中去。而干群之间冲突的发生，或一种底层集体行动的发生，必然存在非体制精英的说服传播与集体动员行为。换言之，理解后税费时期的乡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理解非体制精英与体制精英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及行动策略。从本节的重点出发，笔者主要关注非体制精英如何进行动员与议题传播。
在J市，由于不存在传统宗族势力，这种冲突一般会发生在经济、民生或政治领域（如选举）。冲突的发生并非是突然的，而是由于精英之间的沟通不善，或者一方的诉求没有被另一方所认可而未能使不满或怨恨得到及时的化解。
[案例]（D镇S村村民Z访谈，2009年10月，2010年4月、7月）
因为对S村2008年土地征用时的补偿情况存在意见，村民Z带头和同村的L、G等人一起整理材料举报该村村支书Y在征地补偿和国家南水北调治污工程款中弄虚作假贪污逾百万元。Z曾在N市打工近四年，经常看时政新闻节目。他们曾多次到当地镇政府相关部门搜集征地补偿款发放的证据，并且制作了详细的账目对比图，从对补偿款中“土地附属物”等专业名词的熟悉程度来看，他们曾经专门查询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Z等村民的两年多的上访，还通过互联网将****材料寄送给国家****局。2010年7月，Y市纪检已经派出官员到D镇做调查并把村支书Y调离该村。Z等相信，Y的调离与他们的上访具有因果关系。S村一位现任的村干部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他（指村支书Y）已经调走了，调走一部分也是因为上访这个问题？？现在他调到了镇上。这件事情上面也来审查了，省里面来审计，镇上也审计，这个该怎么样怎么样，查了没得问题就是没得问题么。Z他们经常要求查账，因为这个拆迁什么的，村里的账特别多，所以我们组里的账当时都直接再复印一份，他们要查账都可以直接查复印件。”（S村会计访谈，2010年7月）
然而，对于这种结果，Z等村民并不满意。与大多数的农村精英上访一样，Z等人一开始向当地镇政府反映情况，在经历了一次次漫长而无果的等待后他们只好进行所谓的“越级上访”，去到J市、Y市，还有省里，甚至于中央部门——当然，在Z等人上访的这个案例中，通往中央****部门的诉求是以网络政治参与的途径达成的。
“Y贪污这个事情我们多次和村干部理论，到镇上、市里上访过，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让我一个侄女帮忙在网上发帖揭露这件事，《××法制报》一个记者看到帖子后打电话给我们希望能进一步采访，但是后来也没有消息了，我觉得这个记者可能在联络了村干部后被收买了？？法律在我们这里不行，行不通。国家法律是好的，但是下面不执行，执法犯法，太普遍了。像我们这件事情，证据确凿，账目上一对就能看出问题，但是没人管，要是在N市，这个事早就解决了，根本不用拖到现在！征地光我们一个组就被虚报数目贪污了这么多钱，一个村得多少？”
Z等人之所以谋划上访，除了有经济利益的考虑——要回被村支书Y贪污的那部分征地赔偿款，也附带着对于村支书Y本人的道德、品性和作风问题的不满。在一份上访材料中，Z等人对Y冠以“国民党”（村支书Y名字的谐音）和“螃蟹主任”（村支书Y曾在村里以养螃蟹致富）的戏称，他们写道：“解放后，本村历任村支书和村民主任虽不能说是人人两袖清风，却都能在自己的任上为村里做些实事和成绩，因此S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本地有名的富裕村，可是自从十年前出现了被村民们私下称为‘国民党’和‘螃蟹主任’的村官Y那天起，除了地头蛇一类的少数村民对他是感恩戴德外，绝大多数村民们对‘螃蟹主任’是既恨又怕，敢怒不敢言。可是，自古以来，有压迫就有反抗，一些村民终于明白，害怕打击欺压，忍辱偷生，坐视流氓书记Y无法无天并不能唤回卑鄙灵魂的良知，只会助长邪恶之徒的嚣张气焰，他们奋起抗争，向政府，向党，向公理人心表达他们的愤怒。”
Z说，“Y以前就是个痞子，他在湖北打过工，是厂里的小头头，后来厂倒闭了，他自己把钱都卷着回来了，他们厂里的湖北人肯定就不追到这边来了，顶多本地的也在那边打工的人来跟他要账，他死活不给人家，后来人家还找人打了他。后来他就拿着钱买地弄鱼塘，养鱼，养螃蟹啥的，也赚了不少，还经常给当时老村干部送送礼，关系都买通了。后来他就当了村民主任，做了十几年，老书记退休后就把村支书的位子给他了，他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他贪污贪得太多了，太明显了，村民们都很不满，现在闹得终于把他调走了，当时他弄鱼塘拿了160多万补偿款，只给了村民70多万，剩下的90多万不知去向，我们一直要求他列出这个账目，他拖了好久后来做了假账，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人家上头就说通过审查了，他上头有人啊，他弟弟就是镇纪检科的？？”
“我们一直在上访，一定要把村民该拿的钱要回来，再把他赶下台。他现在也算是怕了，上面把他调到镇农技站去了，闲职位。这个人很有经济头脑，就是太坏？？当时他还给我46000块钱，让我分给上访的人，就是封口费么，但我们代表的是村民的利益，我没收这个钱。”
Z因为曾经外出打工，见识比较广，从新闻媒体上也了解过相关上访事件。在他看来，上访如果能够得到越高层次政府的关注就越具备成功的可能性。而他们之所以敢于充当“出头鸟”，并不是没有考虑村庄中存在的社会情绪和公开或隐蔽的舆论。“上访的话要先去镇上，然后去市里，我们现在都知道上访肯定要到市以上才有作用，但还是要走这个程序，从下往上告？？上访也不用怎么号召，村民们都对Y不满，我们一上访就得到了一些村民的支持。我不怕报复，他能怎么报复我？我做的事是为村里的人争取利益的，我才不怕他呢。”
“老Z弄上访这事已经好几年了，费了好多精力，光路费、什么寄材料花的钱就花了好几千，他整理了好多具体的材料，而且寄到好多部门了，还联系媒体什么的，真挺不容易的。现在Y调走了，算是上访有点成果，之前市里的领导也来关注这事的？？”（上访者、村民L访谈，2010年7月）
在这起因征地赔偿引发的上访事件中，Z扮演了一个体制外的集体动员的权威，他在经济基础上或许称不上富裕，但由于他的个性、见识和知识，使得他能够团结起几个核心成员。他们不仅懂得相关法律，也掌握了一套与基层干部和地方官员博弈的策略。他们也懂得通过使用网络通信技术将最底层的抗争诉求达到政府的高层，而得到国家****局的回复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集体行动的正当性和自信。于建嵘认为，“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47）作为非体制精英引领的一种依法抗争行为，在初始阶段往往以核心成员为主要行动者，在不断向更高一级政府传达诉求的过程中又动员更多的村民加入抗争队伍之中。在Z等人发起的这个上访案例中，一开始参与上访的不到十个人，后来发展到了数十人联名举报，（48）演化为一起集体性事件。一同上访的村民G认为，“老Z算是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人了，村民们都很恨这个Y，老Z是一开始就敢于出来反对他的。一开始有的人怕被报复，所以上访的只有三四个人，后来到Y市上访时就有几十个人了，现在他被调走了，村民更不怕被报复了，敢去上访的更多了。”（村民G访谈，2010年7月）
在乡村内部通过人际说服发起集体动员，在乡村外部通过更高级政府组织渠道，再结合官方或非官方的传播途径——如大众媒体、网络媒体等方式进行上访议题的构建，已经成为乡村非体制精英依法抗争的常规“剧目”。此案例中上访作为向某些乡村体制精英的抗争行为，虽然费时费力，但好在并未发生暴力行为，总体上还是一种理性表达的政治参与行动。
透过以上所述案例，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可以认为乡村非体制精英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在乡村政治方面，非体制精英与体制内精英的互动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因此，非体制精英的传播行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总体上是非政治的。以传播的视角来看，非体制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之间在传播的内容上都事关农民的经济和文化或精神生活，但二者的互动关系并非总是合作共赢，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磨合需要经历反复的互动和对话。而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农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