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公安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后期，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获名，或曰公安“三袁”。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袁宏道于原籍湖北公安去世之后的第二年(1611年)，李渔出生于客籍江苏如皋。地域和时间的差异，特别是明清鼎革的世事变迁，并没有隔绝公安“三袁与李渔在审美文化思想方面的联系。事实表明，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著称于世的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对包括李渔在内的后世文学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和自身文学活动、生活经历等毕竟与公安“三袁”不同，李渔在接受公安“三袁”文学思想影响的过程中，对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显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审美文化创造精神。
一、文学的发展理论
以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不满台阁体、性理诗，期望打破文坛沉闷茸闒的状况。但是，他们倡言复古，只承认秦汉、盛唐之前的文学有变化，不承认在此之后的文学也有变化，认为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诗。而他们所断言的文学变化是越变越卑，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1】，体现了文学退化的观点。公安“三袁”肯定前后七子以复古求变革，但是反对他们复古倒退。为此，袁宏道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观点，说“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辟如《周书》《大诰》、《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不？《毛诗》《郑》、《卫》等风，古之淫词媟语也，今人所唱[银柳丝]、[挂针儿]之类，可一字相袭不？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2】
李渔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的文学发展论，更加明确地指出时代与社会是发展前进的。李渔说：“今日之世界，非十年前之世界；十年前之世界，又非二十年前之世界。如三月之花，九秋之蟹，今美于昨，明日复胜于今矣。”李渔把这种进化论与词的创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对于词学理论中的文学退化论给以了有力的驳斥：“人谓诗变为词，愈趋愈下，反以春花秋蟹为喻，无乃失其伦乎？予曰不然，此古学将兴之兆也。曷言之？词必假道于诗，作诗不填词者有之，未有词不先诗者也。是诗之一道，不求盛而自盛者矣。且焉知十年以后之词人，不更多于十年以前之诗人乎？往事可观，必有以少为贵者矣。四声八韵，视为已陈之刍狗，必不专尚；所未专尚者，惟古文词一道耳，何虑汉之班、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不复见于来日乎？”【3】李渔在这里一是明确了词与诗的关系，指出了词是在诗的基础上发展演进的事实；二是认为词还没有像诗一样被前人“专尚”过，词仍然有广阔的拓展前途；三是为清代词的创作张目，预言了清词的繁荣与词作家的极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事实的确如此，此后，清代词的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被世人誉为词的“中兴”，它证明李渔的预言并非臆造。
在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李渔还表现出具有比公安“三袁”更进步的文学观。李渔说：“文章者，心之花也；溯其根荄，则始于天地。天地英华之气，无时不泄。泄于物者，则为山川草木；泄于人者，则为诗赋词章。……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桃李之运在春，芙蕖之运在夏，梅菊之运在秋冬。文之为运也亦然：经莫盛于上古，是上古为六经之运；史莫盛于汉，是汉为史之运；诗莫盛于唐，是唐为诗之运；曲莫盛于元，是元为曲之运。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为君相者特起而乘之，有若或使之者在，非能强不当盛者而使之盛也。”【4】李渔不仅借助譬喻将袁宏道“世道即变，文亦因之”的思想表述得更加形象具体，而且揉合了韩愈关于“文运”的见解，阐发了文运盛衰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指出了文学家只能把握、顺应和利用这种规律，而不能违背这种规律。李渔这种认识将文学进化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无疑是揭示了文学发展历程的某些本质，有着不容忽略的理论价值。同时代的孙宇台认为李渔的这一论述是“千古确论”【5】，此话不无道理。
二、文学的创新精神
前后七子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想拘囿下，创作上一味模拟剽窃，以为模拟古人之作越像越好。对此，袁宗道旗帜鲜明地否定说：“空同（李梦阳）不知，篇篇模拟，亦谓反正。……迨其后以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6】袁宏道更是激烈地抨击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7】袁中道与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也反对复古主义的模拟剽窃之风：“夫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而剿袭格套，遂成弊端”。【8】相反，袁宏道称赞袁中道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9】，倡导作家既要大胆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又要摆脱格套，无所拘束地进行艺术独创，从正面阐明了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观。
李渔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创新精神。在内容上，李渔主张文学创作要抒发自然的真情，申言“情到极真文便好”【10】；赞美石庵的诗文“大率清真超逸，自抒情灵，不屑依傍门户”【11】；丁飞涛的诗“无近人习气，更无唐人习气，真可独有千古”【12】。在形式上，李渔强调诗词曲歌赋等文学创作不能被“谜语”般的形式格套所束缚，而要充分利用艺术形式的合理因素，“照谱按格，发舒性灵，求为一代之传书而已矣，岂得为谜语欺人者所惑，而阻塞词源，使不得顺流而下乎？”【13】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字莫不贵新”的观点，说“不新可以不作”，并且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14】；尤其是李渔作为一位戏曲理论家，在戏曲理论专著《闲情偶寄·词曲部》里专门辟出“脱窠臼”一款，详尽分析了在戏曲创作上“盗袭窠臼”的种种弊端，阐发了在创新的要求上“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15】的观点。李渔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大大地扩充了公安“三袁”提倡的审美文化创新精神的内涵。
除了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公安“三袁”的文学创新精神之外，李渔还自觉地在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文学创作中洗涤窠臼，抒发性灵，弘扬个性，刻意创新，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晚年，李渔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说：“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16】又说：“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17】无独有偶，袁宏道曾经也总结过自己的创作活动，说：“宏真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根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18】另外，袁中道称颂宋元“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19】。不难发现：二者语句极为相似。它恰恰证明李渔与公安“三袁”的文学创新精神一脉相传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人吴战垒先生在《笠翁一家言诗词集·点校说明》中评价“李渔多才多艺，平生以小说戏曲著称于世，亦擅长诗词，颇得当时名流称许。……李渔诗词那种大胆泼辣的作风和新奇鲜活的意趣，继承了晚明公安派的创新精神，并显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20】，王翼奇先生在《笠翁一家言文集·点校说明》中评断“李渔文确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晚明公安‘三袁’一脉相承，复以其新奇活泼的曲家本色而具有自己的面目”【21】，可谓十分的当。笔者认为，二位先生的评述实际上完全适用于李渔的小说、戏曲创作。
三、文学的通俗旨趣
公安“三袁”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模拟和诗文缺乏真情实感的弊端，在崇尚文学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同时，因为新兴的通俗文学不模拟剽窃古人，不受正统诗文成法的束缚，表现了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个性，内容新奇，形式独造，语言本色、自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给予戏曲、小说、民歌等通俗文学以高度的重视。袁宗道身为朝臣，不像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被称为“小道末技”的戏曲，对于友人所谓“乾坤是一大戏场，奈何龊龊为，絷人于苛礼”的观点颇为赞赏，认为“此论甚高”。接着，又拿戏曲作比喻，抨击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世俗礼法，说“不佞窃谓礼者，世界所赖安立，何可易谈。且就兄所称戏剧喻之：扮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成，官净自宜雄壮整肃，丑末自宜跳跶恢谑。此戏之礼，不可假借。藉令一场之中，皆傅墨施粉，踉跄而叫笑，不令观者厌呕乎？然使作戏者真认己为某官某夫人，而忘却本来姓氏，则亦愚騃之甚亦”【22】，充分肯定并积极宣扬了人的自由意识，显示了与明代个性解放思潮交相呼应的价值理念。据袁中道记述，袁宗道“旧有传奇二种，置之笥中，为鼠子嚼坏，凤毛龙甲，竟不荐于世，可为永叹”【23】，可见袁宗道还亲自从事过戏曲创作与实践。
袁宏道对通俗文学的兴趣更加广泛，推崇也更加用力。袁宏道在《答李子髯》诗中写道：“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竟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24】另一首诗《张伯起》写道：“两年稀见面，一字到官疏。白石连云煮，青苓带雨锄。尊前《红拂传》，花下古钗书。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前者不满何景明、李梦阳拟古诗风，表明了喜爱民歌的态度；后者于平易的诗句中蕴含了赞扬作者所写戏曲的盛情。就通俗小说而言，他认为《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25】；《水浒传》较司马迁的《滑稽列传》“文字益奇变”【26】，在《水浒传》面前，无论《六经》还是司马迁都相形见绌。把通俗小说推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这在当时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之大胆言论。在生活上，袁宏道追求自适与真乐，以为“篋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27】乃人生的快活之一，真挚地表达了对罗贯中、关汉卿等通俗文学大家的崇敬与爱戴。
李渔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崇尚通俗文学的思想。李渔坚决反对鄙薄戏曲为“文人之末技”的正统观念，为提高戏曲的文学地位针锋相对地指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28】。在文学实践中，李渔一生创作了十部戏曲，为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李渔的《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集以往和同时代戏曲理论之大成，融会自己的创作经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完整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体系。此外，李渔还把戏曲创作看成是施展自己的精神个性、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享受自娱自乐生活的手段与媒介，说：“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29】，充分体现了对封建名理束缚下的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意志的渴望与追求。
袁宏道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开了金圣叹评论戏曲、小说的先声。金圣叹以《水浒》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李渔则画龙点睛般从“才”字着眼向世人揭示了金圣叹为二书命名的匠心和本意，说：“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30】。李渔又认为“《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然而《三国》“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遂于去世前一个月为毛声山所评《三国演义》作序，评价说“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把小说看作历史的真实写照，称《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31】。李渔审时度势，乘袁宏道以来崇尚通俗文学的风气，不遗余力地替《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等摇旗呐喊，为进一步维护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扩大通俗文学的影响，促使通俗文学创作走向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思想、情志、秉性
李渔之所以能够继承与发展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思想、情志和秉性。
具体而言，在文学思想方面，李渔和公安“三袁”可谓志同道合。公安“三袁”都做过朝廷的官吏。袁宗道（1560年—1600年）成名较早，26岁时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任太子讲官，卒官右庶子。袁宏道（1568年—1610年）16岁为秀才时在乡里组织文社并成为领导人，25岁中进士，任过江苏吴县令、顺天教授、国子监教授、礼部主事、吏部验封主事、考功员外郎。袁中道（1570年—1623年）成就功名较晚，46岁中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李渔（1611年—1680年）则不同，终生为一介布衣。李渔于崇祯六年（1633年）左右在父亲死后回到原籍浙江兰溪，崇祯八年（1635）应童子试，成为“五经童子”。崇祯十二年（1639年），李渔乡试失败，三年后，再次赴杭州乡试，遇战乱而返。改朝换代之后，李渔回乡作“识字农”。顺治七年（1650年）或稍后，移居杭州。顺治末年康熙初年移家南京。康熙十六年（1677年）老归杭州，直至三年后去世。李渔选择的是一条亦商亦优、卖文糊口的人生道路。尽管人生境况迥异，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他们都具有比较积极、进步的文学观念，能够从宏观看清楚文学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势，并且勇敢地站出来与相对保守、落后的文学观念作斗争。特别是李渔作为戏曲理论家，还能够竭尽全力地反对当时戏曲创作中的时文风和道学风；作为文学家，又能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独辟蹊径，通过自己创作的《无声戏》、《连城壁》等小说和《笠翁十种曲》等戏曲为文学领域注入一股新鲜空气，以文学创作的实绩树帜于清初文坛，令人耳目一新。
李渔和公安“三袁”在个人情志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厌恶做官，反映了不满于腐败现实。公安“三袁”以风雅自命，但是对功名富贵感到厌恶，把做官看成是自陷险境或苦不堪言的事情，向往闲适自在、不拘世俗礼法的生活。袁宗道在《过黄河》诗中说：“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将黄河的惊涛骇浪比喻成宦海的险恶。袁宏道在任吴县县令时亲身体验到做官的苦况，看穿了官场的黑暗，先后七次上书辞职乞归。在尺牍《沈广乘》中，他倾述了自己厌倦仕宦的心情：“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袁中道进入仕途以后做过几年小官，不久也就辞官归隐了。李渔虽然没有做过官，但是他所交往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朝臣或者曾经有过仕宦经历，这使得他对官场的污浊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他写下《南柯子·做官难》一词，指出了做官的难堪，奉劝人们不要做官：“雨下人愁湿，风生世苦寒。做天更比做人难。付与晴明，又怪热和干。若鉴为天苦，推情莫做官。一家颂德九家冤，也似青天难免不青天。”又如，公安“三袁”的交游很广，常常寄情于自然山水，与友人一道游览名山胜迹，在游山玩水中感受人生的真趣。李渔也有广泛交往和外出游览的爱好。据单锦珩先生《李渔交游考》考证，与李渔交往仅见于有据可查的就达八百余人，所缺尚多。至于游览，李渔自己就说过：“李子遨游天下几四十年，海内名山大川十经六、七”【32】。所不同的是，公安“三袁”的游览旨在反衬现实社会的黑暗无聊，李渔的游览则旨在“扩其文思，雄其史笔”。尽管如此，李渔和公安“三袁”广泛的交往与游览毕竟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积累了他们的见识，并且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为了追求心性的自由和生活的自适，在个人秉性方面，李渔和公安“三袁”都有隐逸思想或经历。公安“三袁”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同往黄州龙潭向李贽问禅，此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佛教信徒。袁宗道“赋性整洁，所之必葺一室，扫地焚香宴坐”【33】。袁宏道著《西方合论》十卷论述禅净双修的要旨，显示念佛三昧之真义。袁中道于万历辛亥（1611年）在山水秀丽的玉泉兴工营造柴紫庵、堆蓝阁，矢志终老于此。除了文学之外，李渔素来爱好园林艺术，向往渔樵生涯。他自我表白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二则置造园亭”【34】。他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前后在兰溪创建伊山别业，中年定居金陵时建造芥子园，晚年迁居杭州时在西湖旁营造层园。对于命名“层园”的用意，他坦诚地说：“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35】有明一代，佛教已经变得越来越趋于世俗化和民间化；佛教信仰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血脉和风俗习惯之中。公安“三袁”正是浸染了这种社会风气。入清以后，这种社会风气仍在继续蔓延。李渔不是佛教徒，但是疲惫于长年在外“砚田糊口”、古代文人传统的“桃源情结”和念佛修行的流行时尚等，使他把自己的最后归属系于远离尘嚣的宁静、安谧、自然、秀美的园林。隐逸思想或经历成了沟通李渔和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契合点之一。
李渔对公安“三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笔者只是择其荦荦大端而论之。总的看来，公安派文学首开风气的当属袁宗道，主将是袁宏道，袁中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颇有意味的是，最富特色的公安派文学主将袁宏道的诗文在身后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毁誉，特别是清朝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时把袁宏道的所有著作统统列为禁书。李渔也遭受了袁宏道类似的命运。从在生之时起，李渔就成了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其《笠翁一家言》在乾隆年间被禁毁，小说《十二楼》在清朝道光、同治年间亦多次遭到查禁。这相似的遭遇绝非偶合。它从反面说明了李渔和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在与世俗礼法的矛盾冲突上、张扬个性的精神性质上确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延续到今天已经给了公安“三袁”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样也正在给李渔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