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产业组织理论演进与江苏产业组织的特征
产业组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条件下泛长三角经济的产业组织创新趋势显现。产业组织创新对江苏经济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进行产业组织创新是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江苏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组织变动，企业治理等问题，涉及到企业内部“黑箱”，如研究企业购并、企业集团等问题，既涉及到企业之间又涉及到企业内部“黑箱”。改革开放以来，泛长三角经济中的外资比重大幅增长，江苏经济中的产业组织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显现创新趋势。
一、产业组织理论演进
产业组织理论是是研究企业结构与行为、市场结构与组织，以及市场与厂商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新兴应用经济学分支。产业组织理论中所说的“产业”是指生产同类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的厂商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这些厂商之间的相互结构关系就称之为产业组织，亦即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垄断关系。193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的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
1.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即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规模经济与效率，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生产要素投入既定的前提下资源配置优化等内容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目的是使厂商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发展规模经济，避免过度竞争；探讨产业组织状况及其演变对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运行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早期的市场理论是以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为基础来理解和描述市场活动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在这种市场体制中，存在着大量规模很小、生产单一产品的竞争企业，企业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市场是配置资源唯一的和最佳的方式，任何人为力量对市场的干预都是不必要的。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已变成了多产品、大规模的集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于一身的巨型企业，企业内部通过组织计划调配数量巨大的资源成为调节资源的“一只看得见的手”。然而，市场和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存在不足，因而政府调节也在现代市场体制中必不可少。从这种意义上说，产业组织理论是关于如何在产业（行业）内有效组织资源配置的学说。
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是美国的梅森（Mason）、贝恩（Bain）创立的。1959年，贝恩出版了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标志着哈佛学派的正式形成。“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
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创立了“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指出高度集中的行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谋取垄断利润，因而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局面。该学派提出要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1960年代，以施蒂格勒（Stigler）为代表的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们对哈佛学派的观点进行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厂商规模的大小是由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和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成本的降低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只要市场当中不存在人为的进入和退出障碍限制，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不论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活跃的厂商，总是面临着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因而原有企业之间的定价和产量选择总是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状态下”。芝加哥学派主张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是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进步的结果，大企业的高利润率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资源分配无效率的结果。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来作为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垄断企业的标准，政府应该加以干预和规制的是那些市场绩效不好的垄断企业。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后来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2.企业理论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认识到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并没有对企业进行系统研究。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企业活动的结果，因而必须对企业内部的活动进行考察。
企业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中进行交易是有交易费用的。为减少或消除由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性带来的风险，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便产生出来，从而节约交易费用。企业规模的适度界限是由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组织成本逐步提高并会超过市场交易费用，因而企业的适度边界是外部交易费用与内部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比较决定的。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行为特征常常会驱使管理者做出有违公司所有者利益的事情，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产生代理成本。
关于企业内部的治理，威廉姆森、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等人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认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会对管理者形成不同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两种不同融资方式和融资数量的合理搭配，可以对代理人的行为起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克拉克（Clark）等人提出通过建立公司董事会制度可以增强股东在经营管理中的控制力，保证股东利益与公司目标的一致；通过分散持股者的数量则可以减少决策层大股东的数量，同样可以增强大股东的相对影响力和控制程度。为激励管理者去冒一定风险，承担一定责任，可以在风险和激励之间寻找一种最佳平衡机制，让管理者获取确定的利益所得，如高额的薪金、奖金、养老金、退休金或股权等等，让他们有动机来关心企业的利益目标。
对于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问题，法马（Fama）和霍姆斯特龙（Holmstrom）等认为通过建立经理人员市场，使管理者业绩的好坏成为他们声誉和身价的重要评价标准，促使经理们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声誉而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并发挥它们对公司经营的监督和参与的积极性，可以对经理人员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哈特（Hart）指出，产品市场上企业销售业绩的好坏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是促使管理者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的好办法。沙尔夫斯坦（Scharfstein）等人认为资本市场的操作情况也能对管理者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因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与企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有关。
垄断是现代企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垄断的形成是由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性决定的，是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分别占有，表现为众多的小资本的分立；大机器生产方式使生产发展，规模扩大，使资本趋于集中和联合，众多的小资本汇集成大资本。资本集中的同时，生产也在集中，当它们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时就产生垄断。二战后，在科技革命和激烈竞争的推动下，垄断的程度大大提高，出现了许多的新特点：兼并的对象从中小企业发展到大企业，兼并的形式和垄断的组织形式都出现多样化、综合化趋势，垄断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垄断虽然是作为自由竞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但垄断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竞争，而是与竞争并存。因为垄断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消灭商品生产；反而由于垄断的统治地位使竞争发展成为实力更强的大企业间的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多手段的竞争。
3.产业组织政策与产业组织发展
关于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效果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产业组织政策有利于纠正市场的低效率，总体社会效果是好的，这种观点一般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者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往实行的产业组织政策是失败的，它反而导致了市场效率的低下，这一观点一般由新产业组织理论者持有。在政策主张上，产业组织理论在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上表现出一种由紧向松，由反结构为主向反行为为主过渡的特征。在有关政府规制带来的实际影响问题的研究中，哈佛学派认为产业政策在防止市场失灵方面始终是有效的，他们并不讨论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成本问题。芝加哥学派讨论政府的规制失灵问题，并提出和研究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效果及影响问题。新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等新理论，对有关政府规制的动机和成本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主张并不一致，它们是适应各个时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就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新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产业活动的分析比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两个学派要严格和细致得多，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更加真实丰富，应用性也更强。
作为新产业组织理论核心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也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一是“交易费用”一词在概念上不够清晰，无法加以精确计量，这一点就连威廉姆森本人也不否认。二是关于企业是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事实上企业的形成原因是多元的，它不单单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技术水平、规模经济和社会习俗等也是企业产生的重要因素。三是交易费用理论将决定行业结构的关键因素说成是交易费用，这种分析实际上是以私有制的制度框架为基本前提的。事实上，不同的所有制框架下会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业结构。另外，博弈论的各种推论是在极其严格的限制条件下产生的，它并不能对现实寡头厂商的策略行为提出预见性或规律性的见解，而且用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得到检验。
纵观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发展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产业革命推动产业组织形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又为产业革命的深化提供了制度上的动力源泉。
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结果是由发动机、传送机和工具机构成的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劳动者按机器运行的需要分工协作地进行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也就最终代替了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相应地从个体的、分散的经营走向统一的、现代工厂的经营。十九世纪后期，以美国、德国为中心又发生了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动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钢铁业、化学工业大规模发展，使生产过程进一步社会化，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为了取得规模效益，充分利用产业革命的成果，通过横向兼并等形式，建立起大型企业、企业集团，股份公司。
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需求的巨大变化，从而也引起了商业组织形式的革命。规模化、协作化、体系化的工业生产需要更加完善和配套的服务，产品的大批量销售也呼唤能够与之相配的大规模的商业企业的出现。为了取得平均利润，商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也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科技革命带来的城市化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依赖于商业供给，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化、多样化、复杂化，并且更加注重服务质量、购物环境、方便程度、选择余地等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在生产和社会消费环境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推动下，大型百货商店、连锁超市以其规模化、综合化、人文化的服务成为最主要的商业形式。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应用电子计算机网络、开展电子商务、网上营销的商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促进了国际经贸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技术与现代高科技并用，传统产业与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并存，产业组织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在传统的生产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仍是成本竞争，取胜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所以，产业组织形式仍以大规模的股份公司为主。在高新技术行业，产业组织形式由企业所依赖技术的应用程度和特点而定。
产业组织形式是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而演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产业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产业组织形式就出现什么形式。但是，由产业革命所引起的产业组织形式的演化，势必会带来经济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可能形成产业组织形式演化的制度障碍。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行中，能够在动荡起伏的经济大潮中不断前行，成为世界知名大公司的总是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勇于变革的公司及进行管理制度和形式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中。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处于工业化后期，从我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以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已经展开。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重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发展重化工业的关键是扩大经营规模，节约资源，降低成本，这对于提高企业规模偏小的我国企业效益，意义更为突出。所以，我国在重化工业领域，应当继续鼓励以横向兼并和纵向兼并为主的资产重组，采取规模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使重化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