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情形更为糟糕，“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此外，省与省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各自为政，清政府因此认定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实际到位仅1310万两。铁路估算里程为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此外，不少地方自办铁路技术标准与其他地方不统一，而且一开始就不打算与其他地方铁路联网，好比自娱自乐，自弹自唱，导致规划中的全国路网迟迟不能实现。
清政府两难之际，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15次调查之后，终于决定铁路干线收归国有，重回借外款修路的旧道。以为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见效比较快，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各地绅商兴办实业，都大有好处，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应该得到农民的拥护。
新内阁成立伊始，即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但各支线仍可民间商办。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火种因此点燃，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
收归国有的铁路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从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和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涉及川、鄂、湘、粤四省。盛宣怀起初没有给出具体的补偿办法，只是要求相关地方督抚查账。国家是赎买还是强收？督抚们不得而知。盛宣怀扣住底牌，等对方出价。
消息传出，有关各省群情愤懑。后经讨价还价，鄂、湘、粤三省保路风潮暂告平息，但四川的情况相当复杂，盛宣怀决定区别对待。
川汉铁路公司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公司“不招外股，不借外债”，资金来自四个途径：政府投资、商人投资、抽租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摊派在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当时规定，全省农户凡年收租十石（每石120斤）粮食以上者，按其当年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租股最小面额的股票是50两，绝大多数农民无力交付，则由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他们逐年交纳凑足50两后再凭收据换股票，因此，一般百姓手里其实连一张股票都没有。所谓租股，虽说也分红利，实际上红利全部到了收取机构手里。
川汉铁路的股金中，租股占了大头。截止1910年底，公司收入股金1198万两，其中，政府投资只有23万两左右，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928万两，约占总股本的77%。虽说很多百姓还见不到红利，但名义上这条铁路归全体川人，这是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群众基础强大，如火如荼而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盛宣怀表示，川汉铁路公司经营不善，已亏300多万，政府不予负责。以“租股”为主的股金应转为国家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尚余700万两现银，即行收归政府。
此举不仅激怒了地方官绅利益集团，广大租股股民大众虽然尚未获得实利，也极度反感朝廷，以为不仅夺路，还要谋财，岂有此理！
火上加油的是，6月13日，款额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合同消息传到成都，怒斥盛宣怀之声顿时响彻蜀中大地。《蜀报》上注销《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清政府决定铁路干线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但苦于囊中羞涩，盛宣怀不得不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磋商数月，会晤将及20次，辩论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之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的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相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3年内就能全线接通，10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平等的借款协议，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反清革命运动联袂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和邮传部的代名词。
盛宣怀办理洋务虽然功勋卓著，但他在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私利。时在大清国，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近水楼台的盛宣怀，已成为一代首富，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经元善评价）。此时人们纷纷质疑盛宣怀出于贪心，不惜卖国害民。
而且，盛宣怀代表清廷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竟然没有执行立宪后应有的“法律程序”。《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指出，清廷对外借款未交资政院议决，收回铁路未交本省谘议局讨论，商办铁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东会商。民间激愤形诸言表：
“新内阁之蛮野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远不置立宪二字以齿牙。如尚欲据宪法数十条文，以苏吾国而活吾民也，则惟据死力争。”
不久，四川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地区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上奏摄政王载沣，同意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了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10月10日，上谕同意盛宣怀的这套方案。但是，就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多省响应，纷纷宣布光复。
清廷为了救亡图存，11月3日资政院急忙拟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由皇帝同日颁行。其主要内容是对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做了重要修改，从原来类似德、日两国的君权为主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为类似英国的议会权力较大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惜迟至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大半个月才抛出来，只能算是一则可悲的黑色笑话了。
盛宣怀为了应对革命，把失宠赋闲的袁世凯重新推举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尘埃。
盛宣怀沦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杀盛宣怀以谢天下”的风声中，资政院弹劾盛宣怀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其后三天，在美、日外交官员的保护下，盛宣怀逃亡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代表告知盛宣怀，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宣怀为总理和董事长。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宣怀为副会长。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宣怀，但遭到他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
以史为镜，瞩目未来
上文以盛宣怀为主线，回眸晚清后期引进西方科技，致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并且十分重视货币金融的控制作用，结果不足以造就真性的民富国强，也挽救不了皇权没落的厄运。成为莫大讽刺的是，恰恰就是盛氏为国家铁路财政殚精竭虑、身体力行的金融大方略，其合理性至今仍经得起推敲，但在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加上信息不对称和法律程序缺失，迅速演变成了一剂倾覆276年偌大王朝的自我毁灭致命毒药。多难的中华民族仍将在战乱和失落的漫长悲情岁月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念祖怀旧读史，发思古之幽情，宝鉴后世尘缘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谁控制货币，就能控制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但是，这种控制力如何取得，如何发挥，孰正孰负，究竟造福为祸呢？
放眼今日世界，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昭示了货币控制作用的两面性，也就是说，金融的伟力，可以造福人类，也会成为另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曾经为全球经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但是霸权的自私特性，以及过度金融化失控，终于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灾难，并正沿着不可持续的路向，酝酿着灾难性的货币总危机。如果不能实现根本性的改革，整个人类大家庭将为之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与国际社会政治格局演进相配套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具备“权力制衡”功能的“一超多强”局面的大背景下，一个能够与各国主权货币并行不悖，“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并且具有法定地位的统一超主权世界货币方才可能登临历史舞台。
盛宣怀“办不动，来不及”的六字真言成了清朝宿命的籖语。在后工业化信息时代的现代世界，这种悲剧依然非常容易反复出现，除非在危机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危机既临之际“与时间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