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三姨奶奶家门口的河水还是清澈的，人们的吃用水都是来自那条河。我是来自城市的孩子，从小的教育，就是被老师告之，除了自来水，一切的水都是不干净的。所以每回吃三姨奶奶家的茶，总觉得一点淡淡的说不清楚的味道，也许因为不是漂白粉的味道，所以隐约的不安。
其实他们喝的水，也是挑在一口大缸里，放进明矾沉淀，水缸放在厨房里，厨房里一般要砌一个大灶，灶后面堆满要烧的柴草。我想起来了，那水里的味道，是一股淡淡的烧草味，不仅水里有，所有的食物里都有，那股淡淡的烧草味，萦绕着我所有关于乡村的记忆。
春天的时候，最多的是河蚌，这种食物到现在依然廉价到几乎不要花钱，但却是非常好的美味。三姨奶奶家前的河里就可以轻易地捞到。河蚌剖开后，偶尔还会有令人惊喜的小粒珍珠，被我们当珍宝一样收集起来，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全部遗失掉。
河蚌至鲜，只是难以烧烂，先要刀背拍一拍，再用五花肉去烧。大灶上炒好肉块和河蚌块，灶里填上一块劈柴，慢慢去焖。用的是乡下自制的酱油，加些许糖，最后烧到汤干肉烂，盛上桌子，是满满的大盆，这是款待我们这些城里亲戚的佳物。尽管我们那时候家里也是烧三角灶，但比起乡村里的大土灶，气派上就要减弱不小，更不要说这样舍得花时间花柴火。所以要比我们在家烧得入味。河蚌也不是总要五花肉去配，他们家常做法，买个老豆腐配着炖汤，最后汤白似乳，鲜美到收不了口，以至饭后整个下午口干舌燥要找水喝。
大人们在桌上喝酒畅谈，我们这些孩子则跑到院子外疯玩，后面是三姨奶奶大声的关照声：不要到河浜上去。
其实我们去的就是河浜，看河里水草游弋，小鱼乱窜。然后找家伙去捞，去幻想捕出一条大鱼。记忆中所有欢乐的时光，在黄昏开始前，如琥珀一样的凝固。这些精力旺盛的孩子们，跟那个时代一样无忧无虑。
到了冬天，人们会筑坝排水清理河床，水要排干净的时候再张上围网，便看见那些无路可逃的各类鱼们在网里乱跳，于是桌上多了一盆盆的红烧杂鱼。年底无事，打牌耍钱喝酒说笑话。外面冰天冻地，屋子里其乐融融。
三姨奶奶家种水稻的时候，顺便养了些非洲鲫，这种鱼傻到放下鱼钩就咬，一会儿工夫，就能钓满一桶。非洲鲫的肉其实非常好吃，但这也是很多年后才品味到的，在当时，我沉浸在一种收获的快乐当中，吃什么都是兴奋的味道。
三姨奶奶家是果农，以桃子和苹果为主，他们种的果子不算大，口感还好，尤其苹果，如果装在木箱里放上一段时间，一开箱子，满屋全是浓郁的果香，吃口也面了很多，吃起来很舒服，但确实不能和那些进口的富士苹果去比较。很多年后，有日本的专家来这里考察，一看成熟的果子，顿时惊呼，这是多么纯粹古老的品种。
但那时候，这个乡村已经迅速地城市化了，保留的一点点果园，变成了一个公园。
三姨奶奶家做得最拿手的是糯米肉圆，糯米和少量肉糜混在一起，放油锅里炸成半成品备用。糯米肉圆是宴席的第一道菜，待人坐满开席，这样的肉圆端上桌去，又实在又热闹。我并不喜欢这种有些欺骗性质的食物，但它偏偏是我关于乡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三姨奶奶弓着腰在河浜上淘米，淘干净米后，放在厨房里等沥干水后备用，那些湿润而精致的白米，被我想象出一点水草的味道。
写着这个文章的时候，三姨奶奶已经不行了，留着一口气躺在家中的堂屋里，等待她外地陆续归来的子孙。原来那个朴实可爱的院子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水泥庭院，房子已经起在半个河床上，那清澈的水早就干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