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末期，应计为负值，主要适用市观，应计加速了损失的认，企业的条件稳健性强。初步的证表明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会计稳健性大致呈现U型分布，由于应计的不同作用，对于总体稳健性的贡献，在生命周期的前半段，主要是由于递延认收益造成的，在生命周期的后半段，主要是由于及时认损失形成的。此，我们探索性地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演进，以及应计由正变负，处于引入期和增长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无条件稳健性：处于衰退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条件稳健性。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是相互替代的，这体现了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内在要求。
会计系统是嵌入一国的经济和法律框架之中的，会计受到制度和公司治理的影响（Ball，2001）。盈余属性以及会计行为是由其内在因素，以及经理人的报告和实施会计则的动机联合决定的（Francis et a1，2004）。本章的结果补充了现有的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基本面因素和会计则的适用也是会计行为和盈余属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在现有文献中，同时考虑了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差异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是缺乏的，这些都导致了缺乏一致性的变量来度量和反映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规律，增加了解释的难度和结果的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关注这些问题。
结论、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会计研究最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会计选择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会计选择动机的不可观测性，应计和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正是对此作出的努力。
应计是所有会计选择时效差异的综合计量，其反映了盈余决定的组合特征，从而使应计成为财务会计的核心。应计的存在和实施，要求经理人进行专业判断和估计，因此，财经媒体和实务界泛质疑，应计使会计报告具有了更多的信息含量？
还是作为盈余管理的一工具？因为，一方面，经理人能够应用会计判断，使得会计报告对于使用者更有信息含量。在这情况下，经理人通过财务报告交流其对于公司未来业绩的信息（Demski，1998；Fields，Lys and Vincent，2001）。另一方面，经理人也可应用其判断和构造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从而误导公司业绩或影响契约各方（Schipper，1989；Healy and Wahlen，1999）。在这情况下，经理人运用其私有信息通过会计报告扭曲了公司业绩。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区分经理人何时及如何使会计选择帮助投资者形成公司业绩的理性预期，何时及如何使会计选择成为盈余管理的工具。
应计在财务会计中具有两完全不同的功能（Ball and Shivakumar，2006）。应计降低了现金流中的噪音，以及应计及时认损失的作用。但这两性质完全不同的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认识应计的本质，以及分析和探索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结果。因为，公司应计的调整与其基本面直接相关，Dechow and Ge（2006）发现，会计对于不同基本面的企业，其适用的会计则和标本身具有差异，从损益表（配比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正的应计，从负债表（市观）的角度，会计则会导致负的应计。即会计则会影响应计的持续性，高应计是会计配比原则的结果，配比原则强化了盈余的持续性。而低应计是公允市原则的结果，其降低了盈余的持续性。
在会计文献中，Sloan（1996）最早发现，市场总是高估盈余中的应计项目，盈余中应计的持续性总是低于营业现金流，从而引发了应计异象的系列研究，促使人们探索应计的规律和本质。会计文献对于应计的持续性低于营业现金流持续性的解释主要有两类，一类解释认为经理人机会主义操纵应计，从而增加或降低盈余，造成了应计的持续性降低。另一类解释认为，应计的变化提供了企业未来绩效的重要信号，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正常反映，而不是经理人有意操纵的结果（Hribar，2002）。
本书属于后一类研究。由于应计既可以视作盈余管理的工具，也可以视作企业增长的度量，这两解释很难截然区分。因此，有必要引入独立于操纵（估计）、增长、效率等这些因素的变量，在现有文献中，企业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和变量正好满足这些要求。企业生命周期同时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解释财务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多期、动态的视角认识应计的变化规律，从而加深对于会计选择和应计会计本质的认识。
因此，本书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应计特征和会计稳健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中国上市公司1998-2005年的数，实证发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计具有两完全不同的作用，平滑盈余和及时认损失的作用，正是这两不同的作用，造成了应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波动，本质上，这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行为。会计则中盈余度量的市观和配比观的矛盾统一，是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之一。会计稳健性随着应计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呈现规律性变化，中国会计稳健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盈余管理的结果。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是相互替代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整个生命周期呈现U型分布。
企业基本面的变化，会计则的适用都会造成应计的正常波动，这些都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对于应计变化的来源，在以前的应计实证研究中没有被充分认识。Fairfield（2006）认为会计则的配比观和市观对于会计及盈余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书将Dechow and Ge（2006）；Liu（2007）；Zhang（2007）的相关研究拓展到会计稳健性和中国的制度背景的研究中，采用了Dickinson（2007）提出的基于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的实证度量，其研究意义和取得的创新成果如下：
首先，实证发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应计多且为正值，主要适用配比观，应计起到平滑盈余的作用，企业的无条件稳健性强，条件稳健性弱。与此相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末期，应计为负值，主要适用市观，应计及时认了损失，企业的条件稳健性强，无条件稳健性弱。因此，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随着应计数量和作用不同，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是相互替代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整个生命周期呈现U型分布，体现了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内在要求。本书的结果表明，企业的基本面和会计则的适用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可以解释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与盈余状态相关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盈余管理的结果，这在以前的文献中是忽略的。Beatty（2007）认为，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负相关，是会计稳健性实证度量存在争议和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
本书通过应计的作用在生命周期的变化机理，解释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的变化规律，提出两者在生命周期负相关的解释依。该结果意味着企业所处的经济状态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报告行为和盈余属性，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的实证度量，认识应计会计的特征和本质。在作者的知识围内，从企业基本面的视角，将企业生命周期、应计特征和会计稳健性三个相关的变量联系起来，从应计的不同作用，探讨企业会计稳健性变化规律，在现有会计文献中是首次。
其次，现有盈余管理的观点认为应计的波动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本书从企业经营决策的变化和经营的结果研究了应计的演进规律，实证发现企业基本面的变化，会计则的适用都会造成应计的正常波动，这些都不是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对于应计变化的来源，在以前的应计实证研究中没有被充分认识。由于应计模型在会计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本书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对应计模型进行改进，发现企业的应计特征远比现有模型反映的富和复杂，加入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显着提高了现有的应计模型的估计效力。
该结果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现有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具有相当启迪和值。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为迎合或规避政府在上市、退市或再融资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构成了会计选择或盈余管理研究最主要的关注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上市公司在IPO、配股、增发和亏损公司都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蔡祥，李志文，张为国，2003）。本书从企业基本面的视角，发现在这类研究中，企业基本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果。
最后，与生命周期相关的经济理论一般是在产品或产业的层面上进行的研究，企业是由不同产品所组成的，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可能不同并横跨个产业，它们的组合即表征了企业的生命周期。但是正由于多产品和这些产品有可能跨越个产业的因素，企业层面的生命周期的实证度量是困难的，这可能是现有企业层面生命周期代理变量比较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在会计和公司财务的相关研究中，尤其缺乏适合大样本研究的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本书采用基于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代理变量，并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并增加了相关的代理变量的选择。本书的结果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也具有阔的应用前景。因为，企业生命周期是股东、管理者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关注的内容之一，分企业生命周期，有助于管理者预测和分析经营结果以及投资者对于公司值的决策分析。
本书的结果在会计研究方法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会计研究中通常假定一个模型适合所有的样本，并将所有的样本混合回归。如果样本具有不同的特征，简单的混合回归会产生偏误甚至错误。企业生命周期的方法实质上是采用了更加同质化的分类，本书的结果表明，将样本分为同质的大类，可以提高估计的精度和推论结果的性，这与Larcker（2003）的建议是一致的。
会计系统是嵌入一国的经济和法律框架之中的，会计受到制度和公司治理的影响（Ball，2001）。盈余属性以及会计行为是由其内在因素，以及经理人的报告和实施会计则的动机联合决定的（Francis et a1，2004）。因此，本书的结果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的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基本面因素和会计则的适用也是会计行为和盈余属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在这类研究中，控制企业基本面的差异是重要的。
本书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关注和改进。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现有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常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如Chen and Yuan（2004），这行为既影响企业现金流和盈余的数量，也影响应计的数量。尽管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2006）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对营业现金流的管理程度低于盈余的管理程度。但是，采用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其结果体现在线下项目，这行为运用应计模型进行度量有一定困难，未来的研究可关注如何对于各盈余管理进行一般性的统一度量。
基于企业层面的生命周期的度量是困难的，但这对于会计和公司财务的研究和企业管理的实践却是非常重要的，本书采用的基于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也不是十全十美，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提出多代理变量并比较其优劣及适用条件。
由企业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应计行为和盈余属性，应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但是应计行为和盈余属性的决定并没有一般化的理论模型，现有的研究结果都是基于实证得到的，现有研究也认为会计制度以及管制环境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应计行为和盈余属性。在这情况下，基于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应计产生过程和盈余属性的研究，会凸现应计会计的普遍特征，从而富我们对于应计会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探索和提出一般化的应计决定模型，从而更好地认识现金流、应计及其相互关系。
本书的研究仅考虑了应计总体的特征，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应计中的哪些项目易于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受到的影响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未来的研究可关注此。
同时本书也没有进一步分析应计中的哪些项目对于会计稳健性产生具体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关注应计的哪些部分会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实施。现有研究认为，特别项目（SpecialItems）在会计稳健性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特别项目是与盈余管理显着相关的，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是未来研究的课题之一，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企业状况和经理人操纵如何对会计行为产生影响，这是会计研究的永恒课题之一。
本书的结果表明，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的度量，由于关注和实施的侧重点不同，是不精的度量指标。在现有文献中，同时考虑了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差异的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是没有的，这些都导致了缺乏一致性的变量来度量和反映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规律，增加了解释的难度和结果的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关注这些问题。
